“身份認同”為何不是非黑即白的？

《如何像人類學家一樣思考》，［英］馬修·恩格爾克 著，陶安麗 譯，企鵝蘭登中國 |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8月版

“身份認同”發展的背景

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沒有真正寫過身份認同（identity）方面的內容。它不是個多年來恆久出現在人類學期刊裡的概念，而且它絕對像“家庭”一樣，是個要想針對它做出跨文化的比較，須得著實下一番功夫的詞。

考慮到這個概念今天的重要性和流行程度，你可能會對此感到意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在，許多人類學研究都與身份認同相關。這種轉變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世界各地的人們開始從“身份認同”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並常常有意識地使用這個術語。身份認同是自我定義、政治動員和行動，以及政府管理的主要工具，當然，正如每個憂鬱的青少年都知道的那樣，它也是哲學思考的恆久主題。我是誰？

然而，“身份認同”並不是一個新詞，它的一些主要的當代用法實際上已經存在了很久。《牛津英語詞典》中“identity”的第一個義項是“在實質上相同的性質或狀況”。這可以適用於任何東西——數字、西紅柿、星星——但在過去的五六十年裡，它在我們關於自我和群體之定義的詞彙中佔據了首要地位。《牛津英語詞典》還強調，這種相同的狀況或性質必須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保持不變。這和身份認同定義相關的第二個方面同樣重要。

人們一般認為，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Erik H。 Erikson）的研究引領了這種轉變。他在初版於1968年的《身份：青年與危機》（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一書中創造了“身份危機”這個概念。激發埃裡克森對青年的興趣的時代背景，是民權運動、黑人權利運動和女權主義的興起，以及可能是其中涉及範圍最廣的1968年的反戰和反建制抗議運動，這場運動的範圍從墨西哥一直延伸到捷克斯洛伐克。在所有這些事件中，身份政治都成為批評和自我定義的有力工具。

埃裡克·埃裡克森（1902—1994），美國著名發展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

以馬爾科姆·X（Malcolm X）為例，他取這個名字是為了表明他本來的名字馬爾科姆·利特爾（Malcolm Little）不屬於他自己或他的家族，因為他的祖先在被奴隸貿易販賣到美洲的過程中被抹去了本名，才被殖民者強加了這個姓氏。這種對名字的強調是討論身份認同的一種常見路徑：它表達了一些我們常常認為是長期根植於我們內心深處的東西，即使環境或歷史的力量試圖壓制或抹去它。從弗朗茨·法農和其他反殖民知識分子的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對身份認同的關切。從巴西、波札那到瓜地馬拉和美國，身份政治成為反殖民運動以及原住民群體與民族國家之間關係的鬥爭的核心。

觀察埃裡克森的研究生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種風向的轉變是如何逐漸發生的，即使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雖然他關於身份和青年的觀點可以用於分析20世紀60年代的時代精神，但它們實際上是根植於更經典的人類學關懷之中的。20世紀30年代，在其職業生涯即將開始的時候，埃裡克森與人類學家梅克爾（H。 S。 Mekeel）一起在奧格拉蘇保留地（Oglala SiouxReservation）進行了一項關於教育和兒童心理學的研究。

埃裡克森關於蘇人（Sioux）的工作在幾個方面上都很有意思，尤其是他對“文明教化使命”給奧格拉兒童心理健康造成的影響所持的批評立場。他在初版於1950年、公認是他最具影響力的作品《童年與社會》（Childhood andSociety）一書中討論了其中的一些內容。這本書有幾處提到了身份認同，包括埃裡克森對蘇族人在多大程度上被“剝奪了形成集體身份認同的基礎”的擔憂。然而，在他1939年發表的一篇基於近期和梅克爾的合作的文章中，他完全沒有明確提到“身份認同”這個詞。但是到了1968年，身份認同就已成了頭號熱門話題。

《童年與社會》，作者： ［美］ 埃裡克·埃裡克森 著，高丹妮 / 李妮 譯，世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018年1月版

那麼，在這三十年間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如果我們用埃裡克森的作品作為風向標，它說明了什麼？其一是我們開始在更大的程度上把自己視為享有權利的個人。從這個方面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三十年。

20 世紀中期的另一個重要轉變是，對自我和群體的理解越來越多地被置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全球化”的框架之下。在人類學中，全球化被定義為創造“一個高度互聯的世界——資本、人、貨物、形象和意識形態的快速流動將全球越來越多的地方吸引到相互聯絡的網路中，壓縮我們對時間和空間的感知，使我們感覺世界變小，距離變短”。這裡有很多東西可以展開說。不過，在現在這個階段我想說的是，這種高度互聯的一個影響是迫使人們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我們都變得一模一樣了嗎？全球化是在強行弭平差異，代之以整齊劃一的景象嗎？

面對這些問題，一種反應是堅持強烈的文化認同。以貝里斯（Belize）為例，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越來越多的貝里斯人家裡安裝了衛星電視。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貝里斯與其前殖民宗主國英國之間的聯絡就被破壞了。當地人民不再依賴由後殖民國家廣播系統提供的電視內容，其中許多都是從BBC和美國廣播網回收的舊節目和過時節目。在重要的方面上，當地人開始感覺自己與更廣闊的世界有聯絡——或者說，感覺自己可以和其他人一樣參與到當下中來。

衛星電視是實時直播的；它並不是在轉播別人的節目，也沒有延遲，在此之前，只能看延遲的轉播節目給貝里斯人打上了“落後”的標籤——一種揮之不去的殖民地意象。突然之間，他們開通了有線新聞頻道，還可以收看美國的棒球比賽（非常受歡迎）。衛星電視是進入全球舞臺的標誌，在重要的方面上起到了賦權的作用。但對一些人來說，這也引發了他們對貝里斯身份認同的擔憂。

我們部分地能從這個時期裡發生的另一個轉變看出這點：貝里斯音樂傳統，包括“朋塔搖滾”（punta rock）風格（跟卡利普索［calypso］風格有點像）的飛速流行。而在舊的殖民地關係模式下，這種本土音樂被視為某種古怪落伍的東西，而現在它成了真正的興趣和驕傲的來源。它是特別的；是一個展示本土才華的渠道，也是對“世界音樂”這個不斷擴張的音樂流派的貢獻，但它不會在MTV臺播出。

從這裡我們學到的是，全球化並不必然導致文化差異的喪失。人類學家經常發現，文化同質化的威脅，無論是真實存在的還是想象出來的，都是確保新的文化繁榮的最佳途徑。

馬什皮印第安人的身份認同難題：文化身份不是非黑即白的

沒有什麼案例能比馬什皮（Mashpee）印第安人更能證明現代身份認同的混亂狀態了。馬什皮是馬薩諸塞州科德角（Cape Cod）的一個小鎮。1976年，馬什皮瓦帕儂（Mashpee Wampanoag）部落理事會代表約300名成員，向聯邦區法院提出申請，要求獲得對約四分之三鄉鎮土地的權利。他們的這一舉措是當時美國境內一個更大範圍運動的一部分，即美洲原住民要求土地和主權的運動，特別是在東北部地區。事實上，此事是這一波浪潮的開始。從巴西到印度再到澳大利亞，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群體都紛紛宣稱對土地擁有權利和主權。

到1980 年代初期，“文化權利”的概念開始出現，並與人權共同成為一個具有強大道德力量的重要問題。而這些權利主張的力度往往取決於將他們召集在一起的身份政治的力量。

其中許多努力都取得了成功。澳大利亞在1976年和1981年制定了幾個重要的土地權利法案。在巴西，1988年憲法正式承認了原住民的權利（這並不是說它導致了即刻的轉變）。

在瓜地馬拉，裡格貝塔·曼珠·蒂姆（Rigoberta Menchú Tum）於1983年出版了自傳《我，裡格貝塔·曼珠》（I， Rigoberta Menchú）並引起人們對瑪雅人困境的關注，可以說他成了第一個“全球原住民”。然而就馬什皮人而言，有一個初步問題需要回答：首先，他們能否被合理地識別為一個原住民群體？他們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嗎？

馬什皮自1869年建立以來就被認為是一個“印第安城鎮”。而且自清教徒時代起，馬什皮就與一個曾被叫作南海印第安人（South Sea Indians）的團體有聯絡。這種承認是非正式的，但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印第安人家庭一直主導著鄉鎮政治，這使得他們能夠享有某種主權和自治。

然而，在1960年代，隨著科德角成為一個越來越受歡迎的旅遊和養老目的地，該鎮的人口平衡發生了變化，印第安人失去了對政治的控制，也失去了人口上的多數地位。直到20世紀60年代，印第安人與白人的比例一直是3 ： 1。而到那個十年結束時，這個比例幾乎變成了1 ： 4——情況完全逆轉了。雖然印第安人最初對旅遊業帶來的新稅收和商業收入表示歡迎，但後來關於過度開發的怨氣就變得越來越多，特別是他們還因此失去了過去狩獵和打魚的土地。部落理事會於1972年成立，並與1974年向印第安事務局提出認證請求。

長期以來，是馬什皮的政治控制權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群體認同感。該地區大多數人理所當然地承認並接受了這一點。然而除此之外，馬什皮瓦帕儂文化並沒有很多明顯的區別性特徵。儘管曾有過幾段文化復興時期，但都是偶然的。雖然一些文化傳統倖存下來，或者影響了人們的生活經驗，但它們很罕見而且互相之間缺少聯絡。他們的政治結構本身不是“部落”式的；印第安人的統治基本上依靠小鎮的習俗和州法律。原住民語言萬帕諾亞格語（Wôpanâak）或馬薩諸塞語（Massachusett）在19世紀時已經消亡，所以並不存在語言上的紐帶。這裡也沒有牢固的原住民宗教傳統：大多數印第安人都是浸禮會教徒。

聯邦法院的審理程式持續了41天，在此期間，原告們試圖描繪一幅“部落身份認同”的圖景。這一圖景並未消失，而是浸入到了新英格蘭地區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動態中，並對其做出了靈敏的調整和反應。追溯到清教徒時代，部落委員會認為當初他們的祖輩皈依基督教只是為了生存。皈依能幫助他們融入當地和區域經濟，在馬薩諸塞州發揮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明智之舉。否則他們怎麼可能生存下來？為了加強他們的論點，印第安人可以指向那些復興出現的時期，包括19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20年代。換句話說，對原告來說，他們的印第安人身份一直是持續的，而且是真實的，但由於被殖民民族經常身處權力上的弱勢地位，因此他們沒有許多明顯的外部特徵。

辯方律師則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辯稱原告部落理事會所描繪的，在面對外部壓力時保持核心身份完整的努力，實際上只是“美國故事”的另一個版本。馬什皮的印第安人已經變成了美國人。他們已經被這一體系同化，因此不能正當地宣稱他們不是美國人。他們的文化在哪裡？

原告傳喚了幾名人類學家作為專家證人。辯護律師（更不用說法官）把他們問得狼狽不堪，節節敗退，因為人類學家拒絕按法庭系統要求的以“是”和“否”來作答。文化，正如我在這本書中不厭其煩地解釋的，不是一件容易描繪或定義的事物；文化身份不能被簡化為打勾或打叉的是非題。

簡而言之，辯方稱這種身份認同並不存在。馬什皮人看起來不像美國大眾想象中的印第安人，聽起來不像印第安人，行為也不像印第安人。簡而言之，馬什皮不夠有“文化特性”。他們的觀點贏得了勝利。馬什皮人敗訴了。

馬什皮案處於原住民身份政治的灰色地帶。那些更為黑白分明的案例成功地滿足了我們在《牛津英語詞典》中找到的對身份認同的定義——在實質上相同的性質或狀況，而且在時間的推移中保持不變。當法庭、政治精英或任何主流公眾成員被要求考慮馬什皮人提出的這類要求時，他們期望看到的往往是能夠被展示出的、豐富多彩的差異。

如果想成為原住民，你需要展現出顯著的不同。你得是“傳統的”，在字面意義上把你的文化“穿戴在外”。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環球旅遊業。如果你去過肯亞的野生動物園木屋或巴厘島的度假勝地，很可能你一下大巴車，就會有一群“當地人”圍上來迎接你。他們會隨著傳統音樂起舞，張開雙臂歡迎你。不過，如果你停下來想一想，你就可能會意識到，在你的大巴車離開後，而下一趟車還沒來的時候，那些當地人可能會掏出他們的智慧手機刷刷臉書。

身份和種族一樣，既是一種徹底的幻象，也是一種堅固的現實。身份就像種族一樣，我們既把它當作自然的，又當作人造的。我們假設它存在於人的內心深處，但我們也承認它是一種表演——有時是字面意義上的——例如，在肯亞的野生動物園木屋跳舞的馬賽人（Masai），或者是《第二人生》中的花栗鼠人——有時則更多地是在探索日常生活和社會期望這個意義上，正如貝克所解釋的，自己在美國長大成人的經歷。

電影《與狼共舞》（1990）劇照。

加泰羅尼亞人的身份認同的啟示：身份可以對任何人開放

如果說在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期間，我們看到了訴諸身份認同話語數量的上升，那麼從那以後，其他的轉變也發生了。就研究而言，人類學家仍然經常會發現一種期望或預設，即文化身份認同就是這樣的—它們不能真正地被改變。異國情調仍具有很高的溢價；馬賽人仍然可以在野生動物園營地裡找到兼職，為英國遊客跳舞。

但在21世紀初期，一種更具表演性的身份認同觀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和認可。這一點不僅在《第二人生》化身們所在的虛擬世界中顯而易見，而且在一個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也就是歐洲民族主義運動中，也能發現這個趨勢。

民族主義在歐洲並不總有一個好名聲。除了某些例外，大多數民族主義者在政治上都是右翼分子，而且往往是極右翼：例如匈牙利的尤比克黨（Jobbik），法國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和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等。

這類政黨公開地或以吹狗哨（比喻在面向大眾的資訊中隱藏一些指向特定人群的資訊，常指政治家用隱晦的語言取悅某類受眾。—譯者注）的方式進行仇視異族的勾當。他們對身份認同的理解，是那種20世紀特有的、“流在血裡的東西終將顯露”式的，而他們對語言的理解和使用是建立在本真性和社會語言學自然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上的。英國國家黨甚至會反向使用帝國話語來補充自己的論點：他們網站上的一篇文章說，倫敦的陶爾哈姆萊茨區已經被第三世界移民“殖民”，而“原住居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園。

加泰羅尼亞則不同。1978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獨裁統治垮臺後，西班牙通過了一部新憲法。加泰羅尼亞從此成為17個“自治社群”之一，可以行使相當大的權力，並享有高度自治。就人口而言，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最大的社群之一，也是最富裕的之一。加泰羅尼亞語（Catalan）有別於西班牙語（或用西班牙人自己的叫法，卡斯蒂利亞語［Castilian］）；它不像人們有時誤認為的那樣，是西班牙語的一種方言。早在20世紀80年代，加泰羅尼亞語的權威性就建立在前文描述的本真性意識形態之上。加泰羅尼亞人這一身份屬性被認為是天生的，而不是被塑造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對本地根基和“母語”的極度重視漸漸讓位於一種更加靈活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而後者中的本真性是可以被創造的，而不只是個既成事實。

伍拉德於1979 年，也就是後佛朗哥時代的初期，開始研究加泰羅尼亞身份政治。對語言人類學家來說，這是個非常明智的田野點選擇。加泰羅尼亞語作為一種語言，有著龐大而穩定的母語使用者群體；它在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者的政治活動中也扮演了關鍵角色，被用以彰顯加泰羅尼亞的獨特性。此外，由於加泰羅尼亞的經濟實力相對於西班牙其他地區而言更加雄厚，因此其語言和身份具有一定的聲望價值。

但加泰羅尼亞語母語者不僅僅是整個西班牙大背景下的少數族裔；在自治區內部，也有大約四分之三的人口是1900年之後才移居到這裡。即使在今天，這裡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將加泰羅尼亞語作為第一語言；而有55 %的人以卡斯蒂利亞語為母語。

從自治初期開始，加泰羅尼亞的新政府就實施了一系列語言政策，以增強一種明確的民族認同感。其中大部分是透過教育系統實行的。20世紀80年代，學校越來越多地被要求開設加泰羅尼亞語課程，一開始是作為選修課，但最後政府要求學校以其作為主要的教學語言。到了21世紀前十年，大部分課程都是用加泰羅尼亞語授課的了。

鑑於教育政策對伍拉德所說的加泰羅尼亞“身份認同計劃”（project identity）的重要性，她花了大量時間在學校進行田野調查也就不足為奇了。1987年，伍拉德在一所高中裡研究了一個班級的青少年，人們普遍認為這個班的學生在觀念上是親近加泰羅尼亞的。學校招收了各種不同型別的孩子，所以來自加泰羅尼亞語和卡斯蒂利亞語家庭的孩子都在一起上學。其中講卡斯蒂利亞語的學生往往是工人階級移民的子女或孫輩。伍拉德的發現大體上證實了我們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情況，即認同政治是用本質主義的術語來界定的。講加泰羅尼亞語和講卡斯蒂利亞語的人通常被認為是不同的，後者來自工人階級家庭，不被認為是本地人（即使他們已經在那裡生活了好幾代）。在與青少年的談話中，伍拉德聽到他們說卡斯蒂利亞語比加泰羅尼亞語更粗魯、無禮、沒有教養。

加泰羅尼亞的“疊人塔”比賽，是當地傳統民俗。圖片來自新華社。

“這麼說吧，說卡斯蒂利亞語的人是沒有多少文化的人。”一個年輕人這樣說道。儘管這話引發了一場激烈的辯論，但它也從另一個角度得到了證實，即操卡斯蒂利亞語的人在某種程度上的確表達了一種被組織（和同儕群體）邊緣化的感覺。

一些卡斯蒂利亞語使用者也說到過，當他們用加泰羅尼亞語講話時，會感到一種尷尬和羞恥，好像他們是在假扮什麼人，好像他們沒有真正的權利這樣做。

2007年，伍拉德重新找到她在20世紀80年代初次見到時還是學生的那批人。在大多數母語為卡斯蒂利亞語的人身上，她感覺到了一些截然不同的態度，其中許多人當年曾經表達過有被排斥在民族主義者“身份認同計劃”之外的感覺。

而現在，這些已經三十多歲的男人和女人幾乎都開始認同自己是加泰羅尼亞人，並且越來越自信地說著這種語言，甚至有種主人翁的感覺。他們青少年時期受到的傷害並沒有消失：他們感到的排斥是有意義的和真實存在的。然而，總的來說，他們把這歸結為青春期必經的心理磨難。此外，對他們來說，作為加泰羅尼亞人的身份認同並不一定與更大意義上的政治專案或政治宣言聯絡在一起；事實上，大多數人都強調這只是個人行為，並嘲笑強烈的民族主義表達。他們對身份認同的看法已經變成“ 兩者並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模型”。

2007年伍拉德返回這裡之後，她不僅找到了許多最初的田野調查物件；她還在同一所學校做了一次重複研究。她發現情況已經和前一次完全不同了，在其中，形成身份認同方面的障礙並沒有消失，但它現在與你在家所說的語言無關了。

這一次，青少年不再像1987年時那樣認為語言是身份的組成部分；加泰羅尼亞語和卡斯蒂利亞語失去了這一標識性功能。當伍拉德問及他們是如何判斷彼此的身份時，沒有一個年輕人把語言當作一種標識物。一切都取決於個人風格：衣服、音樂和其他青春期少年關心的事物。換句話說，作為一種語言，加泰羅尼亞語已經變得更加匿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作為一種身份，它對選擇採用它的任何人開放，首要標準是強烈認同身份本身的獨特性。“我們這方面沒有問題。”伍拉德一遍又一遍地聽到人們這樣說。

2017年10月，巴塞羅那的反獨立公投遊行。圖片來自新華社。

伍拉德很清楚這種溫暖人心的陳述背後掩蓋了什麼；加泰羅尼亞的局勢比這要複雜得多，我們還聽到當地講卡斯蒂利亞語的人說，他們感到不自在和不被接受，他們仍然在被邊緣化。就更不用說最近從非洲和其他地區湧入加泰羅尼亞的一波波移民了。但無論是在人際層面、微觀層面，還是在國家政治的層面，這種轉變都是顯著的。

2006年至2010年間在任的加泰羅尼亞總統來自安達盧西亞的工人階級家庭；他的加泰羅尼亞語很差，因此經常受到嘲笑。但他確實當上了總統。從2010年起，加泰羅尼亞人開始抗議，要求脫離西班牙其他地區，獲得獨立。2012年9月，超過150萬人在巴塞羅那街頭遊行，爭取為自己的未來“做決定的權利”。橫幅上寫著“Catalunya，nou estat d’Europa”—當然是用加泰羅尼亞語寫的（意為“加泰羅尼亞，歐洲的新國家”）。但在那次遊行和隨後的許多競選活動中，走在隊伍前列的不僅僅是土生土長的當地居民和典型的民族主義者。說卡斯蒂利亞語的本地人也和他們站在一起。

原文作者 | ［英］馬修·恩格爾克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 | 申嬋

導語校對 |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