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高官進京，為何大多暫住寺廟？寺廟，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搬進寺廟住是不是可以避開陰魂

在電視劇《雍正王朝》中，有這樣一個橋段：時任四川提督的年羹堯血洗江夏鎮以後，趁著來京述職的空檔向自己的主子——皇四子胤禛請罪。皇四子胤禛對其一陣訓斥以後，命其暫居柏林寺。

對於皇四子胤禛的安排，我們不免有所疑惑，以年羹堯的身份，在京城置辦一套私人府邸並非難事；就算沒有私人府邸，也大可暫居於客棧、驛館或者類似於

“駐京辦事處”

的四川會館。就算客棧、驛站、會館都不行，出身胤禛潛邸的年羹堯，在京城總有兩個私交、故友或者同年、老鄉吧？住在他們家不行嗎？

還真不行！《雍正王朝》所演繹之胤禛對年羹堯的臨時居所安排，較為真實地還原了清朝地方官員進京後的小住、暫居問題。

類似年羹堯這等地方大員臨時入京後，居於寺廟才是最安全的選擇！

首先，我們先來明確清朝地方高官都是因何

“臨時進京”

：

1、進京向吏部、兵部等述職；

2、任職地點變動，或者官職升降，需進京等待“陛見”；

3、進京等待呼叫或者工作交接；

4、皇帝召見；

清代官員“陛見”劇照

除此之外，未得朝廷許可，地方大員不得隨意進京，更不準於京城置辦私人府邸。早在順治年間，順治皇帝就屢次給

“五城兵馬司”

下旨，要求嚴查各地督撫是否於京城購地置業。一旦發現，輕則罰俸，重則罷官，甚至會下獄重判。

其實，不單單是清朝時期，幾乎所有的封建王朝對於地方官員於京城置辦

“不動產”

的態度都是一致的，甚至連官員

“於見任處所置買田宅”

都會受到嚴懲，只能住在府衙或者朝廷給分配的府邸中。

所以，清朝的地方大員在京城並無私人府邸，即使有，也絕對不敢在臨時進京，備受矚目的時刻住進去。類似於北京公安局和城管局綜合體的

“五城兵馬司”

，早在順治三年便具備了

“防備各地來京官員，並時加訪緝”

的重要職能。

“五城兵馬司”衙役，基本等同於城管

拋開私人府邸不言，地方大員進京後住在京中親友、故交或者同年家中總可以吧？

更不行！

清朝統治階層向來嚴禁京官和地方官結交，對於皇子、宗室等交通地方官員的行為，更是零容忍。這種禁止態度可以有效防止官員結黨、請託辦事、貪汙納賄、賣官鬻爵等負面行為的出現。也就是說，地方大員一旦被發現住在別人府上，很可能就會以

“鑽營囑託，交通賄賂”

甚至

“結黨謀私、私相授受”

的罪名，被有司衙門或者御史言官們奏上一本。

如此以來，不僅地方大員會受到嚴懲，就連自己的親友、故交、同年都會受到連累。

清代地方大員形象

私人府邸不行，親友府邸不行，花錢住在客棧總行了吧？

也不行！

清朝時期，對於官員的舉止言行、日常生活都有著較為嚴苛的約束，其中就有

“禁止二品以上官員，出入酒肆、茶樓、戲院等娛樂性場所”

的規定，類似青樓、暗坊這等汙穢之地，更是嚴格禁止。

清朝時期的客棧，為了招攬生意、提高收入，一般都會於靠近煙柳暗巷、戲院酒肆的地方開設，甚至會直接在客棧中設賭局、開戲院、置青樓。一旦地方大員們入住了客棧，就等於一隻腳踏入了朝廷明文規定的

“違禁範圍”

，就很可能遭人彈劾或者被直接稽查到案。

清朝客棧模樣

私人地方不能待，營業場所不能去，那麼住在類似於現今

“駐京辦事處”

的會館中，總歸合情合法、符合規定吧？

合法雖合法，合規也合規，但總有百口莫辯、遭人懷疑之處。

會館，一般都是什麼樣的人來住？進京參加會考的舉人、來京辦事的商人、公務在身的官員，或者一些來京遊玩的官宦子弟們。

地方大員一旦入住會館，舉人們會巴結、商人們會行賄、官員們會請託、官宦子弟們更會想盡辦法製造與地方大員有過親密接觸的新聞。即使地方大員潔身自好、不貪不佔、不請不託，也會被人們慣性認定有此罪行。

清代會館模樣

而且，即使官居督撫，也不能與會館中白吃白喝白住，必須支付一定費用。可問題的關鍵是，這筆費用給多了，會館負責人不敢要；給少了，會落得一個小氣、佔便宜的負面名聲。所以，這個

“水非常深”

的會館，還是不住為上。

私人的，私營的，官辦的地方都不能住，地方大員們進京總得有地方臨時居住吧？於是，京城內垣乃至京郊地區多達一千餘座寺廟，便成了這些地方大員們的最佳選擇。

就當時的歷史背景而言，臨時進京的地方大員居於寺廟，最起碼有3方面的好處：

1、無應酬，無喧囂、無是非，更無有司衙門或者御史言官的彈劾風險；

2、居於佛前，意為胸懷坦蕩，光明磊落，能為自己的正面形象加分不少；

3、佛門聖地，無盈利目的，香火之資、借住費用，可給，可不給。

更重要的是，一位好不容易有了進京面聖、交通經營機會的封疆大吏，放棄營私目的，避開官場常態，暫居於寺廟之中，必定會給皇帝留下一個極佳的印象。仕途之路，必會越走越順、越走越高。

參考文獻：《清實錄·世祖實錄》、《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清史稿·職官志》、《嘯亭雜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