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好閨蜜”龐穎：我和詹青雲一樣，是不易被馴服的理想主義者

龐穎，人稱阿龐，有時會被戲稱為“胖穎”，微胖的原因可能是過勞。

在世界頂尖的諮詢公司任職，她得在3天內完成新加坡-北京-上海-馬尼拉-新加坡的環東南亞飛行，期間處理連軸轉的工作，並且抽空接受這次可有可無的採訪。去年一整年，她一共坐了450多個小時的飛機。

對微胖女孩來說，比過勞肥更“殘忍”的，莫過於有一個又瘦又要好的朋友，比如說，龐穎三句話不離的詹青雲。

龐穎今年32歲，詹青雲今年30歲，她們的友誼剛走進第11個年頭。

開端是2009年，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打辯論賽，兩人作為對手相識，你好你好，客套客套，互加人人網好友。龐穎仰慕港中文的教練邱晨，想要和她合影，剛上大一的詹青雲也恰好留在了這張集體照中。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是“點贊之交”，直到2017年，龐穎去耶魯大學讀研深造，在美國舉目無親的她想起正在哈佛讀博的詹青雲，索性就約她出來玩，兩人慢慢熟絡起來。

2018年，詹青雲想打辯論，她們就一起組成哈佛耶魯聯隊，結果真拿到了華語辯論世界盃冠軍。也是在這一年，她們被邱晨說動，報名了《奇葩說》這檔辯論類綜藝節目。

現在，詹青雲拿到了這個節目的最高個人榮譽“BBKing”。極具觀眾緣的表現讓她的名聲水漲船高，好奇的人隨之探尋她的過往，“負債百萬讀哈佛”的誇張敘事成就了一篇篇爆款雞湯文章。

而龐穎呢，她早早就說了，

“今年的任務是幫助阿詹拿到BBKing”

。有人在網上質問她，怎麼就不能是阿詹輔助你呢？真給耶魯丟人。龐穎嘿嘿一笑，回答道：她比較有氣勢，應該推她，我能和她一塊兒達成目標，其實挺開心的。好一個peace and love的說法。

說起來《奇葩說》畢竟是個綜藝節目，一個大型秀場，來參加的除了正經辯手，還有嘻哈歌手、偶像藝人、脫口秀演員……都是為了打辯論嗎？倒也不一定見得。流量為王，誰都想在一檔能持續產出熱點話題的節目裡分得一杯羹。

龐穎和詹青雲就不太一樣，對她們來說，《奇葩說》更像是人生中的一簇錦上花。

一個是哈佛法學博士，一個是耶魯管理學碩士，在兩人的主線生活裡，她們有光明的事業前景，剛畢業就拿著多數人可望不可及的高薪。就像另一名選手李思恆曾在“高薪不喜歡和底薪很喜歡的工作，選哪一個？”這道題中對詹青雲說的，“你底薪的底線，就是我高薪的極限”，這句話可能並不是一句誇張。

即便已經參加兩季《奇葩說》、拿到了冠軍、擁有了非常可觀的知名度，她們依舊在原來的工作裡按部就班。為了不耽誤工作，她們在錄製節目期間不得不忍受著熬夜寫稿、睡不夠和紅眼航班的痛苦。

那到底圖什麼呢？龐穎講了一個甚為宏大的話題——改變世界。從一位頂尖名校生口中說出，倒也不是那麼不可信：

我如果能在辯論中說出一些對別人有幫助、讓這個世界朝更好方向改變的話，我就覺得很有意義。大家都說改變世界、改變世界，改變世界很難，但這是一個小小的推動力。

很容易從她們的辯論裡發現想要改變的方向，諸如反對996，諸如對“過來人”和“大多數人”的勸誡保持警惕，諸如當大家讚美“媽媽是超人”時，指出這句話背後可能隱藏的“喪偶式教育”和對女性權利的損害。

辯題的正反方交替更換，但價值觀是穩定的。一樣是生而為女性，一樣是少小離家到異邦求學，這種長久以來的“少數人”身份，使她們擁有更強烈的同理心，也常常讓她們的論點帶有更多的人文精神和自由主義的色彩。

採訪後的第二天，由澳洲火災延伸出“應當如何對待33年前那場災難”的話題愈演愈烈，和微博上許多歲月靜好的名人不太一樣，龐穎和詹青雲幾乎不會缺席重大社會議題的討論。她們先後在微博上轉發表態，支援更符合新聞道德的那方。幾小時後，轉發的內容已不可檢視。

你看，在這個時代，高唱人文精神和自由主義需要勇氣。

但龐穎和詹青雲稱自己是“不容易被馴化”的理想主義者，試圖坐在《奇葩說》紅色的辯論椅上，改變些什麼。

2020年開年一個寒冷陰鬱的下午，我們和龐穎聊了聊她32年的人生，她的家庭與故鄉，她眼中的詹青雲和邱晨，以及相似的經歷如何塑造了價值觀相近的她們。

以下為龐穎自述：

我的家鄉是河北廊坊，坦白講這是一個沒什麼特點的城市，聽上去沒有那麼好，但也沒有那麼差，吃的也就是北方特色的食物，唯一的好處就是地理位置還可以，離北京近。

所以“廊坊人”的標籤對我影響不大，不像詹青雲這個貴州人，別人一聽，哇，感覺是從山區裡走出來的，好厲害啊。結果上次跟她一去貴陽，這國際大都市，比我們廊坊好多了，我還同情了她很多年。

▲ 龐穎和詹青雲在貴州

15歲我就離開家鄉了。這個決定是非常突然的，最開始是班主任打電話到家裡，要推薦我去考一個新加坡政府的留學獎金考試。當時是我爸接的電話，他說不去，第一是覺得這是什麼留學中介在亂搞事情，他自己在教育局工作，沒聽說過這件事。第二是這個獎學金有個條件，要先在新加坡上學8年，還要工作6年。15歲的小孩，一簽就是14年，等於30歲之前都在那兒了。

但是後來打電話給我大爺，就是我爸的哥哥，他是以前國家公派的留學生博士。我大爺說，這肯定是好事兒，要去，然後我爸就把他罵了一頓，說不是你閨女，你隨便說。但在我大爺眼光裡，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覺得我爸那個時候沒有那個眼界，眼界這個東西，特別重要。

他的眼界範圍只在廊坊，我大爺很多時候評價他，你在廊坊再怎麼樣，那也是一個太小的地方了，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的，你根本不知道。

當時包括我和我爸媽在內，連高中留學的概念都沒有，而且在我們那種小地方，先不要說大家有沒有留學的錢，是根本沒有這種想法，也不知道有什麼途徑。

所以真是從天而降的一個機會，因為我大爺說的話，我家就將信將疑，說還是去考吧，也不一定考得上。第一天筆試，第二天面試，完了他們統計結果，說你們各自去玩兒，幾點鐘來這裡聽結果，時間到了，叫ABCDE，好了，你們上來跟我籤合同。

從公佈結果到籤合同之間根本沒有考慮的時間，在承德考試，合同還是英文的。我爸當時打電話給大爺，大爺在北京，說現在開車過去還來得及嗎？我說來不及。最後，我爸覺得應該不是騙人的，就簽了。

後來廊坊一共去了3個男生3個女生，除了有一個適應不了回來了，其他人現在都還在新加坡，有一個在香港工作。

這個決定我覺得就是幸運。《奇葩說》有一場比賽題目是“伴侶在大城市有一份很好的offer，我要不要跟著去？”，我賽後發了個微博說，有的時候好事兒我們看不出來是好事兒，就像我去新加坡，後來時間越久，我越覺得這事兒對我的影響很大。

如果沒去新加坡，我就要去石家莊二中，河北最好的幾個高中之一。我當時已經在省理科實驗班待了十幾天了，就覺得很壓抑，那邊的人在做課間操的時候都是拿本書，手過眼前還能看一眼，我對那個環境非常抗拒，有點害怕。

然後到了新加坡，應試教育的壓力還是小一些，對人的綜合實力要求高一些。我跟詹青雲常常開玩笑說，她是屬於高分低能，我是屬於低分高能，所以新加坡的環境其實更適合我。

從簽約到出國中間有一個月時間，那個月我天天玩，天天挺開心。一起出去的幾個家庭聚在一起吃飯，大家也更多是分享喜悅。只有後來那個適應不了回來的小孩，他們家人聊著聊著就哭了。當時我還和人說，到機場的時候離這家人遠一點，他們一定會抱頭痛哭，不要被影響。

結果真到了機場，走到海關通道，你必須一個人往前走、家人只能送到這兒的時候，我一個回頭看到父母站在那兒，我當時就眼圈紅了，但是又忍住不哭趕快轉頭走。在飛機上我可能哭了一路，但是那個小孩反而沒事兒了，氣死我了。

到了新加坡，大家都給家裡打電話報平安。那時候還沒有智慧手機，國際長途也賊貴，都是用宿舍樓道里投幣或者插卡的電話，拿著小凳子坐那兒等，後面還有很多人排隊。

我就不敢打電話，因為覺得我一打肯定會哭，忍不住，我不想暴露脆弱的那一面，或者不想讓父母擔心。結果後來他們有點著急，透過學姐才找到我。反正剛到新加坡的第一個月，我活得有點絕望，每天可能都在哭，晚上天黑了就更不行。

還有一個就是出國的時候剛好是十一國慶，留學生在宿舍搞國慶匯演，大家說不能唱國歌，因為我們感覺那個場合不夠莊重。我在的是女校，全是女生宿舍，結果整屋子小女孩坐在地上，唱那個《魯冰花》，大家都在哭，太神了。

我和父母從來沒有聊過彼此在分離的第一個月的事，他們不知道我哭沒哭，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狀態。我們沒有直接表達這種思念之情，每次聯絡也都說一些積極正面的東西。

我覺得在中國家庭裡，大家都不太談感受層面的東西，他會問你幹了什麼事兒，做了哪些東西，有什麼成就，很少談你在這個事兒中的感受是什麼。

你說牽掛，肯定也牽掛，但沒有到那種放不下的程度。我現在每天飛來飛去，他們都不知道我在哪兒，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相處模式。我微博更得挺勤的，所以他們都知道我的近況，每天都在發微博，還活著，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我對他們來說還挺重要的。在新加坡上高中的時候，有一次假期我想去柬埔寨做義工，然後當時我媽跟我說，你是想去看什麼柬埔寨老太太不想回家看你媽嗎？然後我就回家了。

現在我媽非常熱衷於佛教活動，天天去，還是組織者，全國各地跑。以前她會問我什麼時候回來，趕緊告訴我，我要把這個時間空著，但現在的狀態就變成了，我這幾天有事，千萬別趕到一塊兒，不要耽誤我的活動。她找到了精神寄託，特別開心她有這種轉變。

▲ 龐穎小時候與母親

婚戀方面，他們會一直嘮叨，一直問，但不是特別強勢，不會特別催，要是別人催起來，我爸就懟人家。我父母在這方面不會順著外人，然後委屈巴巴回來把氣出在我身上，不會，他們會自己懟回去。

錄製《奇葩說》的場地在北京大興，我有時當晚錄完就要趕午夜航班飛回新加坡或馬尼拉，第二天早上還要上班，我爸就非得從廊坊開車到大興，接上我，再送我回機場。

從15歲離家到現在已經快二十年了，經歷過的別離很多，和父母相處的時間可能就是接機送機、車上那些時間，但是感覺跟他們的關係還是比較近的。他們是比較開明的人，所以還算能聊到一塊兒去。

最初與辯論結緣是因為一個表哥，他是大學辯論隊的，還拿過保定市最佳辯手，我從小和他拌嘴長大，也沒有太吃虧，然後就覺得我也可以試試。

另外一點是因為，我其實在生活中是一個比較平和的人，小時候害怕衝突，所以我可能在心裡罵了你一百遍，或者我有很好的理由去反駁你，但我不會說出來。所以辯論給了我一個場合去釋放我這種反駁的慾望，或者是在生活中沒有展示出來的攻擊性的一面。

人生第一次打辯論是參加新加坡國立大學辯論隊的面試，第一道題好像是“政治人物是政績重要還是道德重要”，一百多人裡面選20個人，我也就選上了。因為我上大學前一直都在參加演講比賽，拿過兩三次新加坡全國冠軍，語言表達能力這方面一直都是在練習的。

第一次參加比賽是2008年，在重慶。那個比賽本來在5月份，結果地震了，比賽就推遲了，但當時學校給的補貼因為提前買機票已經用完了，所以後來再去的話就完全自費。沒有老人願意去，結果只有我們4個大一願意去，就這樣有了第一次打正式比賽的機會。

大學四年除了辯論，其實還做過特別多的事，打地板球、攝影、組織宿舍福利部等，但只有辯論的經歷一直在更新。比如我本科畢業後當教練，當評委，去打表演賽，包括後來參加《奇葩說》，它是一個很有潛力的領域。

▲ 龐穎在2018年華語辯論世界盃

我爸媽對我工作後還去母校當教練這件事會抱怨幾句，就覺得會不會耽誤工作，耽誤找物件，但基本上這些問題都會被我懟回去。

純粹就是喜歡、好玩，思辨這件事兒還挺有趣的。

我記得特別清楚，有一次我們隊內打選拔賽，連續十幾個人打一個題目，打十幾輪，我坐在那兒聽了一整晚，感覺賞心悅目。那天晚上從學校回家的路上我都是哼著歌回去的，我真的覺得好有趣。

當教練一開始特有逆境求存的感覺，我們成績不好，你說我不行，我偏做給你看，帶著一群名不見經傳的小孩拿冠軍，拿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那時候還有一定的團隊榮譽感。

《奇葩說》出來的時候，辯論圈分成兩派，一派覺得挺好的，我要去試一試，另外一派覺得你們玷汙了辯論，可能太娛樂化、太不說道理了。

我不覺得《奇葩說》高於傳統的講邏輯的辯論，也不覺得講邏輯的辯論高於《奇葩說》，不同種類的東西應該並存，這是不同的舞臺，應該百花齊放，而不是說一家打倒另一家。

透過辯論交到了很多好朋友，詹青雲啊，邱晨啊，什麼黃執中啊，他們沒火的時候我爸媽就知道他們。記得2011年國辯在青島，我爸媽從廊坊開車到青島玩，有一天他們倆在外面遛彎碰到黃執中，還找他合影。黃執中呆了，你們誰啊？倆老頭老太太的。所以說，我爸媽對我身邊很好的人和榜樣都是非常信任的。

▲ 龐穎與黃執中

辯論是我人生的一條主線，工作是另一條主線，現在是兩條線並行，它是我的另外一個世界，我有兩套生活。

辯論給我打開了很多門，對我的思維、思考問題的方式、價值觀都有很大的影響。

和詹青雲認識是在2009年，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打比賽，我想和港中文的教練邱晨照相，又有點不好意思，那就先來張合照吧，於是順便把詹青雲也拍進去了。其實我是衝著邱晨去的，跟詹青雲一點關係都沒有。

後面幾年時間都不太熟，就是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但是彼此不太感興趣，那個時候還有人人網校內網什麼的，我們加過好友，僅此而已。

真正開始熟起來是在美國。2016年我從新加坡陸路交通局辭職，回學校讀一個管理學碩士的MBA專案，一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一年在耶魯大學。

重回學校還是有一個名校夢在

，我讀本科時其實已經被劍橋大學土地經濟學專業錄取了，但錢就成了一個問題，去英國三年得100萬，父母都是工薪階層，以前也不覺得自己特別窮，但是那一刻真的沒有錢去上學。

當時不懂事，為什麼我不能去？一氣之下就覺得要省錢就省到底，選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土木工程專業，就因為有全額獎學金，真的是非常隨意。

去耶魯算是圓了名校夢。剛去到美國那邊舉目無親，詹青雲那時在哈佛大學，我就覺得，要不就跟她玩一玩兒吧，然後就和她約著度過了一個週末，還挺愉快的，後來就約著幹更多的事兒。

秋天去國家公園看紅葉，冬天去滑雪，我們還一塊兒去過南非，我們還參加了華語辯論世界盃，就是哈佛耶魯聯隊那個，拿了冠軍。還看過NBA現場，跑去克利夫蘭看了詹姆斯，詹青雲是球迷，舉著一個“詹哥”的牌，詹哥是詹姆斯，不是阿詹。

我們倆很能聊到一塊兒去，體現在價值觀上，還能彼此相互擴充一些領域。比如那時候跟她去國家公園看紅葉，我就照相，看到美景，哇，好漂亮啊，之類的。詹青雲帶了一本詩集去，有時候我在開車，她在旁邊拿一本詩集讀一讀，或者看到哪個風景就說出一句詩，莫名其妙地竟然還很搭，我當時就覺得，厲害了。

有一次傍晚開車，車正前方天空有一群鳥，她就說了一句什麼天色什麼鳥歸巢，我就覺得，可以可以，很優美。哎喲，我一個理科生，而且是從小就離開了中國環境的理科生，就覺得原來這個就是詩歌啊。

她從我身上得到什麼呢？她讀書比我多，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她有時候會被書上的想法限制住，產生一些思維定勢，我沒讀過那麼多書反而路子比較野，觸類旁通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去解釋，會提出很多不一樣的思考角度。

組成哈佛耶魯聯隊打比賽，當時是詹青雲想去的，我其實覺得很累。坦白講她準備比賽沒有我這麼累，她不管別人的，也不管你們場上說什麼，反正我四辯想好了要說什麼，我就把這一套東西說出來，管它比賽贏不贏，最後她常常拿最佳辯手。

我就是一個教練的方式，我要照顧每一個人，怎麼排兵佈陣，策略、邏輯、自由辯，其實我特別累，她不累。但當時就想著，那就成全你吧。

一起參加《奇葩說》是因為邱晨推薦。正好是我從耶魯大學畢業、去波士頓諮詢公司入職中間的那個假期，當時覺得進個36名就差不多了，沒想到後來為了《奇葩說》還把入職時間往後推了幾個月。

來《奇葩說》另一個收穫是和邱晨成為了很好的朋友。那時我和詹青雲剛從大學畢業，沒什麼錢，上學花的錢也都是揹債。來北京錄節目，邱晨家正好有個客房，我們就住在那兒，吃飯什麼都是邱晨掏錢。我們兩個學妹就自創了一個詞叫“活爹”，就是比較正經的乾爹，“包養”了我們，就給她起了這個名字。

在《奇葩說》上遇到邱晨挺幸運的，因為我們的邏輯、論點、想法、價值觀都很一致，邱晨能幫我把我想講的一些東西以一種更能被觀眾接受的方式說出來，這是她很擅長的地方。

別人對我好的方式，可能是告訴我，你不要講這個，你去講一個笑話，講一個讓人哭的東西，你講的這個太枯燥了，沒有人愛聽，不會跟人有共情。但邱晨會說，你想講這個是吧？那我幫你想想，這個東西我也覺得很有意義，很有趣，我幫你把這個東西說得大家更願意聽。

所以我覺得，遇上邱晨我挺喜歡的。

這一季我很早就說“我是來輔助詹青雲拿BBKing的”，話說出來，那真是說啥的都有。有人說，你自己有拿BBKing的實力為什麼要輔助別人，你給耶魯丟人；另一類人說，人家詹青雲微博多少粉絲，你多少粉絲，還輔助別人，你配嗎？

你看這些人，有時候就覺得特別有意思。

我和詹青雲的相處沒有受這些言論的影響。

我們在很多事情上價值觀是一致的，什麼東西重要，什麼東西是浮雲，什麼是暫時，什麼是長久，什麼是身外之物，我們比較有共識。

外界說你們“抱團”，我覺得這些人啊，真是很滑稽了。有一次怎麼著？我發了一個微博，邱晨發了一個微博，周玄毅發了一個微博，我們三個人價值觀一致，根本沒有提前商量過，而且是我先發的，結果網上就說我們三個人抱團，我還變成了帶頭的那個，都來罵我。

那是我第一次遭受網路暴力，在知乎熱榜第二名待了將近24小時，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兒，還是需要有一定承受力。現在想想，真是看事情太簡單了。

▲ 第六季《奇葩說》錄製現場

我回應這些質疑就四個字，清者自清。我還是會繼續說我想說的東西，希望我還能勇敢地去說，不要被這些事情影響。

詹青雲也有很社會責任感、很大英雄的一面。我們其實也都30多歲了，也不是沒有理智的少年，不是沒有見過世界、未經思考的，我們是經過了深思熟慮、認為有些東西是可行的。

那些罵我們的人，把我們為女性徵求權利說成是“反婚反育”，說我們呼喚年輕人思想上的自由，淡化年輕人在經濟上的責任，說只強調權利，不強調義務。坦白講這兩個東西並不衝突，它們是齊頭並進的。

年輕人們怎麼做才能讓別人不對你指手畫腳？

詹青雲曾經說過一句話，她說世俗上的成功讓她更自由了。

為什麼父母讓我結婚我不結，因為我對他們沒有愧疚，沒有啃老。我對你們很好，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立生活，我不干涉你，你也不要干涉我。

所謂世俗上的成功，不是說要大富大貴，權力金錢，我們只是說要能夠養活自己。美好的東西是難的，但總不能因為它難，我們就安於過不好的生活，何必要等老了之後再去後悔，而不在年輕的時候拼盡全力？這就是一個很俗的話。

現在有了一定的曝光量，我希望自己能把這個難事幹成，能夠告訴想幹這件事的人，這個事情是有可能的。

我最想在《奇葩說》上傳遞的東西是眼界。因為我的人生經歷，就是由自己或身邊人的眼界決定的，從廊坊到新加坡再到耶魯，不同文化塑造了我。我和詹青雲、邱晨能在很多方面保持一致，可能也是因為她們也有相似的成長經歷，都是被不同文化塑造的人。

我們是比較幸運的，還有很多人不知道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可能性。我希望，大家能從我們身上看到可能性，你不一定要和我們一樣，但要知道你還有其他的選擇，你不必只在眼前的七大姑八大姨給你的選項中選，你是有其他可能的。

我會繼續在《奇葩說》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透過辯論把觀點分享給大家，提供多一個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