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羅馬帝國的教士階層：教會選帝侯、封侯主教、副主教與神父

修道院的修士是幹什麼的

引言

在前一篇文章裡，筆者已經介紹了神聖羅馬帝國內部貴族、市民、農民和下層民眾的情況。今天就專門來說說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教士階層。由於各種教派並存，以及在地位和職務上的巨大差異，教士的情況千差萬別，呈現出不同教派教會的不同特點。拿天主教教士來說，就像已談及的那樣，大主教和主教來自天主教的帝國教會，他們是一個教區的教會神父，同時是一塊領地上的邦君，從1648年到1806年間，他們幾乎全部出身於貴族。

按照費奈的說法，

雖然他們的出身都是貴族，但頻繁的更換也包括在內——大約三分之一來自上層貴族，三分之一來自帝國貴族，另外三分之一是鄉村貴族

。教會選帝侯與主教這個位置，對這些貴族來說，是供養沒有繼承機會的兒子的場所。在他們升到教會中的高位時，不必再由朝廷或貴族家庭的家長來供養了。

▲樞機主教銜大主教肖像

一個系統的獲取帝國主教位置的政策，為某些家族——如巴伐利亞的維特爾斯巴赫家族提供了不斷擴大勢力的機會

。例如科隆選帝侯這一位置，從1583年到1761年這段時間裡，以一種次子繼承權的方式，一直掌握在巴伐利亞的維特爾斯巴赫家族手中。帝國教會的主教由大教堂教士會選舉出來，而當時的教士會同樣是由清一色的貴族組成。教士這個位置是供養貴族們年幼兒子的重要場所。

由於教會職務與世俗的統治權力或職位有著緊密的聯絡，而世俗職位又是許多候選者夢寐以求的，所以為數不少的教會選帝侯、封侯主教和主教大教堂的教士會成員，都過著舒適的世俗生活

。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從未接受過教士或主教的授職禮，但也確實有些人極為虔誠且忠於教會。

01

在巴洛克時期，高階教士認為世俗生活和教會生活完全可以結合在一起。

科隆一位名叫克萊門斯·奧古斯特的，1728年時很不情願地接受了教士職銜，他清晨去教堂做禮拜，接下來便像一名世俗諸侯那樣過著優雅的生活，處理國家事務、圍獵、晚上赴宴和跳舞

。封侯主教由於要處理眾多的世俗事務而無暇顧及教會事務，甚至都需要有副主教輔佐。

副主教大多出身於市民階層，由他們來代行主教的各種職能（主持大彌撒、堅信禮、神父授職儀式等等）。

▲維爾茨堡主教宮

帝國教會由貴族組成這一狀況，是教皇和羅馬教廷的眼中刺

，他們時不時地試圖限制那些違背特蘭託宗教會議規定的亂設主教管區的現象。例如克萊門斯·奧古斯特身兼科隆選侯領、明斯特、帕德博恩、希爾德斯海姆和奧斯納布呂克等五處的主教，同時還是德意志騎士團團長和騎士團的德意志團團長。然而，每位教皇最終總是屈服於天主教各王朝所施加的壓力。

教會選帝侯和封侯主教大多讀過大學，是受過教育的、有著藝術素養的貴族

，雖然常常與特蘭託宗教會議所要求的理想主教並不吻合，但

作為藝術和科學的贊助者卻是功不可沒的

。就此來看，教會諸侯完全可以與有著藝術鑑賞力的世俗諸侯一比高下。

▲教皇利奧十世與兩位紅衣主教

除了帝國主教以外，屬於教會諸侯的大的帝國修道院和帝國教區內的職位，也是為貴族們保留的。

在那些小的、屬於帝國高階教士層次的帝國教區內，有配備男或女院長的貴族修道院，也有市民修道院。女子修道院，如埃森、林道或雷根斯堡的下明斯特，都是貴婦人居留的修道院。在下明斯特，只有女修道院的院長髮終身守貞願，修女們雖然可以選擇在修道院過上一輩子的修行生活，但也可以毫無阻攔地離開修道院去結婚生子。

男子修道院的院長，大多是來自市民或農民階層的飽學之士。出身於農民或市民的院長，有機會升遷至帶有侯爵職位的帝國修道院院長並進入帝國等級的行列。

▲中世紀修道院遺址

這樣的修會和修道院都完全可以與巴伐利亞和奧地利那樣大的天主教邦國內的貴族修士等級相提並論。修會、修道院及修士團指的是過去的、所有形式的修士團體，如本尼狄克修會、西斯特秦澤修會、普賴蒙斯特萊修會和奧古斯丁教堂修會等，他們擁有統治其臣屬的權力，通常是低階審判權。

這些高階教士、無數巴洛克風格的修道院和聖地教堂的建造者，大多出身於鄉村或城裡的平民階層，小部分來自農民等級和下層百姓。

除了這些分佈在農村地區、有著領地統治權的修道院以外，城市中也有許多修道院，其中有托缽修會，即法蘭西斯卡修會（又譯方濟各會）、多米尼克修會（又譯多明我會）和卡普齊諾修會（又譯嘉布遣會）。另外還有女子修團，如英吉利貞女會和烏蘇拉女子會的學校修會。

擁有中學和會所的耶穌會，直到1773年被禁止以前，都在天主教區域內的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

。修道院修士的成分極為複雜，如在耶穌會里，除了出身卑微的男子外，也有許多社會地位較高的市民兒子，還有許多貴族投身其中，而後者是放棄了貴族稱號的。

▲第一座巴洛克建築——羅馬耶穌會教堂

用巴伐利亞的一所有等級特權的修道院、人們所熟知的位於普法芬溫克的施泰因加登的普賴蒙斯特萊修道院作為例子

，來剖析修道院院長們的社會出身，是頗有意思的。該修道院建有並管理著一所極為漂亮的維斯聖地教堂。1708年到1715年間，擔任院長的是修道院法官安東·埃拉特的兒子埃德勒·馮·埃拉茨堡。1715年至1729年，院長是農民的兒子許亞欽特·加斯納。他的繼任者，即自1745年至1772年擔任院長的維斯聖地教堂的建造者馬裡安·邁爾，也出身於農民之家。1772年至1774年，院長是制篩匠的兒子格雷戈爾·菲舍爾。

▲巴伐利亞選侯馬克西米利安一世

1774年至1777年，農民的兒子弗蘭齊斯庫斯·韋伯擔任院長。1777年至1784年，院長是修道院法官的兒子奧古斯丁·鮑爾。1786年到1803年，紐扣商的兒子吉爾貝特·米歇爾擔任普賴蒙斯特萊修道院院長。由此表明，巴伐利亞的教士們，那些承載著巴洛克文化的人，承載著透過漂亮的修道院教堂和聖地教堂，帶有慶典大廳或皇帝大廳、圖書館的裝飾華麗的建築，

這些崇拜和教育中心表現出來的巴洛克文化的人，出身於民眾的各個階層，因而與民眾有著廣泛的聯絡

。

02

除了高階教士和無數的修會修士以外，帝國中還存在著眾多的世俗教士，即神父

——從城市神父到小的鄉村神父，到神父助手、代理神父、主持晨禱的神父和各式各樣的宗教老師。

他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因而與民眾有著緊密的聯絡。由於奉行獨身生活，所以沒有形成神父的王朝勢力

。家族王朝是在可以結婚的新教教士那裡經常出現的情況。

▲德國德累斯頓宮廷教堂

在當時的帝國內，只有兩位新教主教，一位是呂貝克的封侯主教

，居住在歐丁；如果在這個輪流坐莊的高階教區正好輪到一位新教教徒的話，

另一位就是奧斯納布呂克的封侯主教

。兩位封侯主教都是邦君。作為主教，他們像其天主教的同行一樣，同時又是領地的宗教首領。在其他路德派地區，情況沒有根本的不同。

因為各邦君同時是教會首領，也就是說同時是最高的主教、是他所統治的領地上的宗教領導人，因此有著雙重的職能。

加爾文派信徒儘管訂有含有民主成分的長老會法規，但在改革派的領地內，如在普法爾茨選侯國，邦君也仍然是宗教首領。這種結構的後果是，大部分路德派和改革派的教會雖然相互之間是團結一致的，但實際上完全彼此獨立。袖珍領地邦國和帝國城市的情況也是如此。德國新教教派的聯合一直到1945年成立德國福音新教教會（EKD）才成為現實，那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事情。

▲維爾茨堡主教宮內景

由於有著宗教首領兼任權，各邦邦君或帝國城市貴族因而同時又是宗教首領，所以新教教士有著相當於世俗官員的地位。

帝國教會的治理使得皇權和教會的聯絡更為密切，在路德教派所在的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

新教教士大多出身於市民階層。

大約三分之一及超過50%的牧師是牧師的兒子，以至形成了名副其實的家族王朝。例如達姆施塔特的教區牧師圈裡，17世紀時牧師兒子的比例超過了41%，18世紀時，甚至達到了55%。牧師兒子佔有如此高的比例，是教會和教士們一手促成的。牧師的兒子由於家庭背景和從父輩那裡得到的經驗，比其他的候選者有著更多的優勢和更為有利的起步條件。在達姆施塔特的教區牧師圈子裡，從1567年至19世紀初，51%的神學獎學金得主是教士的兒子，18世紀時甚至高達64%。

牧師的妻子通常也出身於牧師家庭。此外，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社會地位較高的城市市民階層。

▲神聖羅馬帝國市民家庭形象

一般說來，學業的科目和學習時間決定著在教會中事業的成功與否。那些學習時間短的人，學到的東西只相當於接受過初等教育，根本沒有機會在教區內獲得較好的職位。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是極有意思的，那就是隻有少數的新教教士——不同於天主教來自貴族和農民家庭。想一下，

有那麼多的學者、詩人和思想家出身於新教牧師家庭，就能判斷出他們對新教所在地區的文化作出了多大的貢獻。

對於這一點，在談及其他方面時還會詳細地敘述。

參考資料：

Hersche，Peter：Die deutschen Domkapitel im 17。 u。 18。 Jahrhundert。 Bern 1984， Bd。2，S。70ff。，139-181。

Jansen，Udo： Die evangelisch-lutherische Pfarrerschaft der Superintendentur Darmstadt von der Landesteilung bis zum Anfang des 19。 Jahrhunderts。 （Marsch。） Magisterarbeit。 Mainz 1999，S。 23f。

Jansen，Pfarrerschaft， S。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