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歷史演變和發展歷程

相禮官有什麼用

制度腐敗的原因，除了人事私心自用外，尚有人心的惰性。人一懶惰，就會隨便，只挑簡單的做，或者敷衍了事，因而漸漸腐蝕制度的根本。這也是為何王安石變法，科舉廢詩賦而試經義，竟會造成“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料轉變秀才為學究本” 的窘狀。八股文格式，原求一個客觀的評分標準，卻導致士人束書不觀，只讀坊間刻印的墨卷，成了依樣畫葫蘆的書蟲。私心與惰性，可以說是破壞任何好制度的元兇……

雖然亞里斯多德說： “人是政治的動物。”那多半是為了謀食、禦敵的形勢所逼，恐怕非生性使然。要人群服從領袖，聽官僚發號施令，總得要有令人心服口服的作為。因此， “一國的政權，究竟該交付與哪些人？”錢穆說，這是研究人類政治的第一義。任官取仕的辦法，自然成了政治制度史上的首要課題。

周代：從封建世襲到遊士崛起

（一）世襲制度的形成及完備

傳說中的 “五帝”反映了 “部落聯盟”的政治型態，舉凡共主的人選、官員的指派，都必須由各方諸侯開會決定。堯、舜的 “禪讓政治”，即反映了這種政權遞嬗的模式。堯、舜也是人，難道他們沒有把家業傳給子孫的私心嗎？《史記‧五帝本紀》載：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可見堯腦中曾閃過 “父死子繼”的想法，但礙於兒子不肖，恐怕四方諸侯不服，才選賢而授。舜傳位給禹，同樣因兒子商均不肖，才取消傳子的念頭。 “傳賢不傳子”非願也，乃形勢使然。

大禹建立夏朝，象徵進入 “國家”階段。他在會稽大會諸侯，防風氏的首領遲到，禹一怒之下將他處死，可見王權已經很專橫了。禹傳位給兒子啟，奠定“家天下”的傳統，雖然諸侯們有幾次反撲（有扈氏反啟、少康中興事件）， “世襲制”已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西周，透過 “宗法制度”，以嚴密的血緣親疏關係，決定政治地位高低、管轄區域大小；並建立一套不可僭越的 “禮樂制度”，擴張到全國層層節制，王位、官位的世襲制度乃告完備。

西周時期，誰能當官呢？除了王室姬姓子弟外，另有建國的功臣，或者先聖先賢的後代。他們分封建國後，繼承權及管轄權完全由其子孫掌控。只有老爸是 “貴族”，兒子才有當官的機會， “平民”與 “奴隸”只有被管轄的命運，這樣的任官制度稱為 “世卿世祿制”。宗法制度裡的 “嫡長子繼承製”，以 “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為原則，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說： “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於天，爭乃不生。”即指此制有安定政權轉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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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的嫡長子繼承王位，其他兒子則封為諸侯；諸侯嫡長子繼承封國，其他兒子則封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長子繼承采邑，其他兒子則為士，享有食田的俸祿。可想而知，貴族人口不斷增多，但可封土地及可授官職有限，到頭來定有些貴族流落民間。他們把知識技能帶到民間，讓平民有受教育的機會；加上西周滅亡後，諸侯間彼此征伐，極需富國強兵的人才，平民、奴隸才智高人一等者，乃有機會躍上統治者舞臺。

（二）封建瓦解後的遊士社會

“貴族沒落，平民崛起”是春秋戰國的社會特徵之一。想來貴族養尊處優，在體能、智慧、耐力、毅力上都漸漸比不上貧苦出身的平民。孟子說：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旦讓平民有受教育的機會、上戰場打仗的機會，他們必然想盡辦法鯉躍龍門。一批有文化、善談吐、具備一定才幹的人，開始在各國之間遊走，靠自己才能獲取政治地位。這些人稱為 “遊士”。孔子率領弟子周遊列國，謀求一官半職以實現其 “淑世”的理想，此即遊士的典型。蘇秦、張儀、范雎等人遊說諸侯於朝廷，造成 “布衣卿相”的社會流動，則是遊士平步青雲的代表人物。

自然，國君求才若渴，廣為招徠遊士的情況，形成了養士之風。各國視遊士為座上賓，供養禮遇以備不時之需，所以稱他們為 “食客”；若賓客在該國就任官職，則稱之為 “客卿”。故此制度稱為 “客卿養士制”。

商鞅在秦孝公時變法，以 “軍功”定爵位，張儀、范雎等人拜客卿後，還要歷時數載立下軍功，才得以拜相。 “軍功爵制”瓦解秦國貴族特權，成了秦國任官的主要標準。秦始皇 “廢封建、改郡縣”完成中央集權，官員全由國家委任，正式終結世卿世祿制，建立一套俸祿制的官僚體系。然而天下一統後，軍功任爵已不符時代所需，必須另闢一套取仕制度；可惜秦朝短命，未能完成此事業。鄭欽仁說： “秦自統一以來歷十五年，帝國竟此崩潰。論者以為秦設定雖多，但用人制度不備；秦又以征服者的態度以臨六國之民，失業者眾，導致遊士暗中活動，成為覆秦的原因之一。”可見任官取仕之不善，亦足以導致大秦帝國的滅亡。

漢代到魏晉：察舉制與九品官人法

（一）儒家道德主導漢代察舉

漢初，劉邦與功臣們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大臣陸賈談起《詩》、《書》中的道理，漢高祖很反感：“我是騎在馬上打天下的，用得著讀什麼詩書？”陸賈回答： “可以馬上得天下，豈可馬上治天下？……

文武並用，才是長久之計。”漢高祖接受了陸賈的建議，於公元前196年下詔： “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要郡國推舉行義、耆宿之人，此為漢代 “察舉”（又稱 “鄉舉裡選”，地方官員按一定名目考察，由下而上向中央舉薦人才）的開始。

公元前178年發生日蝕，文帝下罪己詔：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這種碰上荒年、水災、瘟疫、山崩、地震等 “災異”現象，即下詔推舉地方賢能向朝廷進言、替國家做事，顯然與陰陽五行的天人感應說，有密切的關係；另外有特殊需要，譬如學術特別廣博，有奇才異能可出使絕域者，皆 “不定期”下詔要地方推舉人才到中央來，這樣的察舉稱為 “詔舉”（又稱特舉、特科、制科）。

能當官的人，光看品目就知，需要有特殊才能、公正無私；敢於直言、能夠獻策者。無才無德、私心自用、人云亦云、牆頭草兩邊倒的人，若來當官，國家危矣。這種人本身就是 “災異”，豈可延攬入朝廷，誤盡天下蒼生。

察舉制度到漢武帝時乃告完備。公元前140年，董仲舒獻對策，建議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公元前134年，武帝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要郡、國等單位推薦孝子、廉吏各一位。初期，因承襲秦朝連坐法，舉人不當必須受罰；加上孝廉重品行，應選的人很少，郡國執行很不得力，往往推不出一個人來。武帝火大了，在公元前128年下詔，令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處地方不舉薦的罪責；更嚴格規定： “不舉薦，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從此郡國每年“定期”推薦當地孝子、廉吏各一人，此稱為 “常舉”（又稱歲舉、常科）。後來又規定 “州舉茂才”（西漢稱 秀才，東漢時 避光武帝劉秀 諱，改為 茂才），州為郡的上級監督單位，故茂才人數較孝廉少，地位較高，一般推舉後任命為縣令。

董仲舒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讓漢朝“以孝治天下”，儒家道德成了當官的標準。不論“詔舉”或 “常舉”， 任官之前都 必須經過 “策試”，內容為 “諸生試 家法（某 一經學大 師的經說），文吏課箋奏（治國安邦大計或時事對答）”，將儒家學術（經學）融入任官取仕辦法中。這使得有資格被舉薦者，往往要有學術背景，主要則為太學生。因此，當時雖非封建社會，爵位不世襲，而書本卻可世襲（紙與印刷術未發明，用竹帛抄寫書籍，費用昂貴，非一般家庭所能負擔）。能掌握經學知識者，才能取得官宦入場券，故時人說： “黃金滿篋，不如遺子一經。”有家學師承傳統的門第，因 “累世經學”即容易形成 “累世公卿”。加上，察舉權在郡太守手上，經他察舉的便是他的 “門生故吏”，將來在政治上得意，至少要對他原來的舉主報恩。就這樣，察舉來、察舉去，每郡的名額總落在幾個家庭裡，這便成了後來所謂的 “世族門第”（袁紹家族四世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為其代表）。

魏晉世族社會的形成，即淵源於漢代的察舉。漢代任官取仕除了 “察舉”之外，另有 “徵辟”一途：由皇帝聘請才高德重人士，直接授與官職者稱為 “徵召”；由中央或地方官員，自行挑選僚屬者稱為 “辟召”或 “辟舉”。另外，漢代雖表面大張儒家旗幟，其實乃 “王、霸雜之”，對於法家的 “律令之學”亦相當重視。官吏除了明經外，也要通曉律令。這使得官員因稟性不同，形成了重視經學，以禮樂教化管理人民的 “循吏”；以及重視律令，貫徹君主旨意統治人民的 “酷吏”等二類官員。

（二）九品重門第，官位分清濁

東漢後期，察舉制浮現許多弊端。最主要者，乃察舉以道德為科目，使許多讀書人不惜 “偽飾以邀譽，釣奇以驚俗”，弄虛作假、沽名釣譽的事情屢見不鮮。加上前文所言，仕途幾乎被富豪權貴之家壟斷，其子弟道德才能又未必有過人之處，於是東漢桓帝時歌謠諷刺說：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代表民間普遍認為，察舉名不符實的流弊極深矣。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欲招攬安邦定國的幹才，乾脆推翻道德藩籬，以 “唯才是舉”為標準。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頒佈第四道〈求賢令〉：

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陣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當時講仁講孝的儒家，已被視為僵化虛偽的形式；這使順應自然，不虛偽矯飾的道家，有了崛起的契機，此亦魏晉玄學發展的因地。曹操求賢令昭告天下，道德高尚才能當官的觀念，已經蕩然無存。顧炎武在《日知錄‧兩漢風俗篇》裡說： “風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不足，孟德（曹操）毀方敗常之俗，一人毀之而有餘。”魏晉南北朝世族奢靡成風，士人侈言清談，敗壞朝政不以國家為念，與儒家道德的崩解，亦頗有關聯。

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人民流離失所、死亡略盡，王粲〈七哀詩〉吟道：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把當時淒涼悲慘的景象，描繪得淋漓盡致。這時鄉里間連一個熟悉的人也遇不著，怎能考核鄉人的操行和才能呢？漢代以來的“鄉舉裡選”制度，自然無從推行。

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代漢稱帝以後，吏部尚書陳群制定 “九品官人法”，此製成了魏晉南北朝主要的任官取仕制度。

九品官人法的基本內容是：由朝廷府選擇 “賢有鑑識”的高階官吏（基本上由二品擔任，偶爾也以三品充任，因為只有中正的品第高，才有資格去品評他人），出任其原籍州郡（因熟悉當地士人狀況，便於標定品級）的 “中正官”。州設大中正，郡設小中正。他們向朝廷提供本籍人士的三項資料：一是家世，稱作 “簿閥”或 “簿世”。家世的高低與品第的高低必須相符，一貫望族的品第必高，寒門庶族的品第則低。若祖父不是官吏，則很難入品選，也就是沒有當官的機會。因為重門第家世， “譜諜”就成了專門學問。二是狀，也就是士人道德才能的總評語。三是品，即參考家世及狀所評定的品第，共分為九等。這裡的品並非官品，而是鄉品，乃基層評定的意見。取得鄉品才有入仕的資格，吏部則依此品第高低，作為分派官吏的標準。

九品官人法設制之初，並非一無是處。它解決了漢末朝廷用人毫無標準的弊病，尤其武人不依制度在行伍裡濫用人員，趁此可以把當時不稱職者澄清除去。然而，這措施畢竟僅止於救一時之弊， 推行不久之後 ，很快就弊 端叢生了。東晉末年，劉毅即舉出九品官人法有“三難八損”。三難是：人物難知，愛憎難防，情偽難明。八損第一即門閥之弊，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另外則包括州都（大中正）一人難了一州之事、才德優劣顛倒、中正無法制約、品評標準失衡、飾非浮誇之風、品狀不符才能、中正循私舞弊等等 。 劉毅由此結論說 ：“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可說根本否定了九品官人法。

錢穆論及九品官人法的毛病時，亦提出兩點說法：一、人人想獲大中正品題提拔，便紛紛集中到中央。結果地方無才，行政效率減低，風俗文化也不易上進。二、官員升遷罷黜，依 “三年一清”的鄉品考核，這權力操在 中 正 手 上 ， 而 非 本 官 的 上司。這麼一來，做官的相競奔走襲取社會聲望，不管本身職務與實際工作，而其上司卻也奈他莫何。這是把考課、銓敘與選舉全混淆了。

到了南朝，以上的弊端更加嚴重。高門子弟往往年紀輕輕，即擁有官宦優先權，等於變相世襲。梁朝諺語諷刺說： “上車不 落為著作 ，體中何 如則秘書。”意謂坐上車子不會掉下來，就可以當著作郎；書札裡能寫幾句身體如何的問候語，就可以當秘書郎。這些都是職務優閒、俸祿豐厚的 “清官”。至於寒門，則30歲才能出仕，且擔任品秩低下、事務繁劇的 “濁官”。清官、濁官之間在婚姻、交友上幾乎不相往來，更顯示世族與寒門在政治、社會上的分化與對立。梁武帝時，大將侯景曾求婚於王、謝二家遭拒，武帝說： “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侯景回答： “會將吳兒女以配奴！” “侯景之亂”進入建康後，王、謝二家遭到殘忍屠殺，幾乎滅絕。據《顏氏家訓》記載，當時 “貴遊子弟，無不薰衣剃面 ，傅 粉施 朱 ；出 則車輿 ， 入 則 扶 持 。 膚脆骨柔，不堪步行；體羸氣弱 ，不耐寒暑 。 “

因此，亂事 一發生，便死了不少人。可見世族長期奢靡的生活，已讓他們頹廢如是。侯景之亂，南方僑姓幾乎全部覆滅 ， 江 東 吳 姓 亦 趨 於 式微；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乃由北方關隴集團崛起的隋唐政權主導之。

隋唐到明清：科舉制度

南朝為魏晉世族衰落的關鍵，皇帝多由寒門將領出身，亦重用寒人充當機要。中央以 “中書舍人”參決機密，掌管章奏詔命；地方以 “典籤”專權，監督諸王以小制大。寒門地主登上政治舞臺，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隋文帝楊堅統一南北後，為了擴大統治基礎，加強中央集權 ， 於 開 皇 十 八 年 （ 589年）下詔： “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有德）、清平幹濟（有才）二科舉人。”從此，便以分科舉人取代了魏晉以來的九品官人法。

從用意上看，隋唐 “科舉”與漢代 “察舉”並無二致。所不同者，科舉以考試為錄取標準；孝廉則以德行為重，策試只是徵詢意見，察舉中的節目罷了。以此，科舉的意涵，成了 “考試”的代名詞，把讀書、應考和任官，密切聯絡在一起。另外，察舉必須由州郡地方長官推薦，導致門生故吏彼此攀緣成世家門第；科舉則由讀書人 “投牒自薦”，意即書面提出申請，經考試合格後，再由州縣送尚書省參加考試。這些考生因隨著各州縣進貢物品一起解送，故稱之為“鄉貢”，與學校的 “生徒”，為科舉考生的主要來源。唐代窮人子弟應考，多借住佛寺道院讀書。譬如王播即借讀於佛寺，日後官拜宰相之一人； “飯後鐘”的故事，至今仍傳為佳話。科舉大開平民進仕之門，較諸漢代察舉，更具公平客觀的基礎。

（一）奠定期：唐代禮部、吏部考用分離

唐代科舉大體承襲隋朝而來，初期常設科目有十二種。然而，明字、明法、明算等科不受重視；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科等不經常舉行；秀才一科要求頗高，太宗貞觀年間規定，應舉秀才考試不第者，所在州長官要受處分，此科由是廢絕。之後，明經、進士兩科，就成了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了。

“明經科”顧名思義，在於闡明經書的道理。唐太宗時，孔穎達負責修撰《五經正義》，高宗永徽以後頒佈為國學，科舉取仕皆以正義 為 標 準 。 唐 代 把 《 禮記》、《春秋左傳》作為大經 ， 把 《 詩 經 》 、 《 周禮》、《儀禮》作為中經，把《易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作為小經。此外，《孝經》、《論語》則要求參加科舉的人都要掌握。明經考試，首在於 “帖經”及 “墨義”，也就是針對經文及注 疏的 “填空” 與 “問答”； 其次為 “口義”，意即口試十條經義，通六條以上即可入選；最後考三題 “時務策”，粗通文理者予以及第。

由於明經考試只要熟背經傳和它的註釋就可以應付，統治者往往認為此途出身多無真材實學。唐文宗就曾指出： “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皇帝把明經科比喻成學人說話的鸚鵡，考上此科的讀書人，自然亦不覺得有多光彩。

“進士科”除了考帖經及時務策外，還要寫文、詩、賦各一篇。文、詩、賦講究的是文學素養及才思敏捷，考生必須別出心裁才能入選；加上進士科錄取人數比明經科少，一年僅約有30個名額（明經則為120人左右），人情貴難而賤易，這使進士科成了一枝獨秀的入仕途徑。當時流傳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50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就知進士及第的難度了。《唐摭言》說： “進士科始於隋煬帝大業年間，盛行於唐貞觀、永徽之際，縉紳之士雖然位極人臣，不由進士當官者，畢竟算不得美事一樁。”中書薛元超就曾跟 他親信說： “個人不才，富貴也過了頭。但平生有三恨：第一不以進士擢第，第二沒能娶王家女，第三不得修國史。”可見官員們對進士科是如何傾倒了。

一般而言，世族子弟因有經學傳家的優勢，中唐以後多經由明經科入仕。這些山東舊族家風嚴謹，因出身及風氣雷同，漸漸在朝中形成一派，亦即李德裕所主導的 “李黨”。寒門子弟則力爭上游，不甘落後而往難處裡鑽，應考進士者為數甚多。想寫文采華麗的詩賦，除了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外，還得有細緻的情感，豐富的生活體驗；更不免有風花雪月的風流逸事，晚唐因此流行 “進士輕薄”之譏諷。杜牧〈遣懷〉詩云：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這種放浪形骸的文人形象，自然與重視禮法的世族格格不入。於是進士們自成一格，以牛僧孺為首組成 “牛黨”，在朝中與李黨抗衡，此即 “牛李黨爭”的背景。

唐代在科舉考試上，分兩階段完成任官程式。前面所言明經、進士的科考內容，由 “禮部”主持，只是 “資格考”。進士及第後，還要參加 “吏部”的“釋褐試”亦稱 “選試”：考上才能當官，脫掉粗布衣（褐），穿上官服之謂。吏部考試內容為 “身、言、書、判”，亦即體貌是否端正、口齒是否清晰、書寫是否工整、文理是否通達，透過之後才能任職。韓愈曾三次進士及第，卻三試於吏部不及格，十年之間仍是布衣，說明唐代 “考用分離”，與宋元明清進士及第立即派職有所不同。唐朝科舉試卷並不密封，主考官評閱試卷時，還會參考舉子們平日作品和聲望來決定取捨。讀書人（僅於進士科）拿著自己作品，奔走於達官貴人之間，一時蔚為風尚。這種行為總稱為 “投卷”：向禮部投獻者 ，稱作 “公卷”或 “省卷”；而向權貴投獻者，則稱之為 “行卷”。著名的例子是，白居易曾向京師官員顧況投卷，顧況拿起詩文粗看封面作者姓名──白居易三字，再看看眼前這位後生少年，很不客氣地拿他名字調侃道： “長安米價很貴，要在這裡居，可不太容易啊！”但隨手翻開詩文讀到：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兩句時，不禁大為讚賞： “能寫這樣的好詩，不論到天下那個地方，要居住都很容易啊！”透過顧況的吹捧宣傳，白居易不久即聲名大噪，對日後考試自然有所幫助。

另外，田園詩人王維，不僅寫得一手好詩，更深諳音律、妙能琵琶，為當時岐王所眷重。透過岐王向主考官引薦，王維在宴席上彈奏琵琶一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立即引來注目。岐王趁機說： “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王維乃取出準備好的詩詞十篇，送給主考官過目，就這樣一舉而登第了。考試前可以到處奔走經營，攀援關係以獲致聲名，自然影響了考試的公平性，更降低了士人格調，因而引起許多批評。但終唐之世並未形成一種規範加以扼止。科舉要客觀公平，成為完備成熟的制度，就有待宋朝來完成了。

（二）成熟期：宋朝彌封、謄錄公平防弊

唐代科舉除了 “投卷”的流弊外，尚有 “通榜”的不公。 “通榜”指不憑單日考試優劣，而按社會及朝廷先輩輿論，來拔取知名人士。此與投卷作用相同，往往 “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矣”，考試的公平性則不復存在。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為除此弊病，下詔禁止考生與主考官結成座主、恩師、門生之類的關係，以杜絕私門請託的風尚。唐代 “投卷”與 “通榜”的流弊，乃得以逐漸解除。

宋朝科舉制度的核心，可以說著重於社會的 “公平性”。宋太祖除了 “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外，亦怕高門勢族尾大不掉，於是從科舉上作了許多限制。太祖開寶六年（983年）發生科場取仕不公，落第舉人擊鼓抗議事件；宋太祖乃親自舉行 “殿試”複試，從此士人去取皆由皇帝親自 決定。太祖開 寶八年（975年）殿試時對近臣說： “曏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今朕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前弊矣。”可見殿試亦有限制豪強的作用。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殿試，許多高官子弟應進士科禮部入舉，太宗聽了說： “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為有私也。”乃將全數罷斥。官員子弟科舉受限，多蔭任位低俸薄的小官，因此世家大族難以形成，而有 “富不過三代”的說法。加以宋代印刷術普及，書籍成本降低，受教育參加科舉的平民日益增多，造成普遍的社會流動現象。此使宋朝不論在社會上，或法律上，都屬於一個較平等的時代。

殿試製度確立後，宋朝科舉就形成州縣 “解試”、禮部 “省試”、皇帝 “殿試”等三個階段的考試。宋英宗治平二 年（1065年）正式宣佈 “三年一試”，此直到清末廢除科舉八百年間，略無更動。進士科在宋朝，亦漸成 “唯一”被重視的 科目。太宗時，錄取進士分為三等，稱為 “三甲”；真宗時，分進士為五等，前二等曰 “及第”、三等曰 “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此分級錄取亦始於宋朝。太宗初期錄取名額為200多人，真宗時已增至409人，徽宗每次更多達680人，比唐代平均每年30人高出許多，此亦宋朝 “冗官”充斥的由來。在防弊手段上，宋朝與唐代最大的差別，大概在於 “彌封”與 “謄錄”等兩道手續了。 “彌封”即“糊名”，就是把試卷上考生的姓名、年齡、三代、籍貫等密封，代之以字號，使考官無法辨識誰的卷子； “謄錄”即由書吏重新抄寫試卷，避免透過字跡或記號，讓考生與考官有互通訊息的地方。

有這麼一個故事：歐陽修任主考官時十分讚賞某篇文章，原本欲拔擢為第一，但又怕是自己門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改列為第二。結果試卷拆封後才發現，該文乃蘇軾所為，取為第一的反倒是曾鞏，正是陰錯陽差，弄巧成拙。可見 “彌封、謄錄”做得徹底，確有防弊之效，但怪歐陽修心思忒多慮了。

鑑於科舉 “一試定終身”，無法長期觀察個人品格、才學及能力，並非培養士人的完善方法；王安石變法乃設 “太學三舍法”，企圖以教育取代科舉。太學三舍法因黨爭而時有廢立，宋徽宗曾下詔取消鄉試和省試，但不久又恢復科舉制度。從此，科舉與太學三舍法並存，為宋代任官取仕的主 要途徑。 另外，宋朝在考試內容上，認為唐代以詩賦取士，無法測出真材 實幹；改 以“經義”與 “策論”取仕，此對宋朝學風亦有重大影響。錢穆認為考經義反而不如考詩賦，王安石即曾如此感嘆： “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料轉變秀才為學究。”讀書人變得食古不化，絕非測試經義的本意，而是人心的惰性使然。明清以八股文取仕，更因形式固定，導致答題內容僵化，被錢穆說： “這是明代考試製度裡最壞的一件事。”同樣是讀書人不求甚解，只會背範本應付考試的惰性使然。

（三）僵化期：明清八股取仕，仕紳特權階級

朱元璋發現元朝不重視科舉，設官不任賢，造成國家衰落，且使有才華的文士，成為反元領袖；因而意識到必須隴籠絡士人，才能鞏固統治的基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於各省舉行鄉試，來年，在南京舉行會試，錄取進士120名，此為明朝的首次科舉。洪武十五年，確立科舉為永久制度，並頒佈具體的考試規則。此制度至清朝廢除科舉，幾乎沒有重大變革。

明清科舉應試者日眾，地方上不得不先限制鄉試的名額，於是鄉試之前便要先考較一番，此謂之 “童試”，考取者稱為 “秀才”。 “童試”只准府州縣生員應考，與唐宋士人可以 “投牒自薦”不同，這就形成考試與教育並行的現象。《明史．選舉制》說：“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者，可不由科舉。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優秀的國子監生，亦可直接出仕為官。秀才可以參加各省舉辦的 “鄉試”，因在秋季八 月舉行，故亦 稱 “秋闈”，及格者稱為 “舉人”。舉人已經具有當官的資格，清代知縣約有三成半舉人出身，進士出身者只佔兩成多一點。舉人可以參加來年春季二月禮部舉行的“會試”，亦稱為 “春闈”，中式者稱為 “貢士”。貢士可參加同年天子親策的 “殿試”，及格者分榜錄取為 “進士”。此為明清科舉的概況。

明清科舉最為人詬病之處，莫過於以八股文取仕了。

元朝首以朱熹《四書集註》及理學家對《詩》、《書》、《易經》的註解，作為科舉的標準答案。朱元璋攻下理學中心婺州（今浙江省金華縣）之後，特聘請當地十餘名儒士講經談史，從而堅信程朱理學是治理天下的思想武器。此後數百年，科舉內容以四書五經命題，且必須以朱熹的註解為依據，深深影響了中國學術的發展。答題時考生必須依八股文格式，將有關經文題目的意義表達出來。 “股”即對偶之意，因一篇文章有四段，每段以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陳述，故稱 “八股文”。平心而論，作文若能循此原則，又可言之有物，未嘗不是好文字。但是八股文行之久遠，總在經書中鑽牛角尖，學者僅注意文字的堆砌，缺乏思想上的創新，自然就侷促於瑣枝末節，忽視了義理的闡揚。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說： “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這是評論八股弊端最常引用的說法。

有學問見識者，不一定寫一手好八股。史家唐德剛論述 “腹有詩書、下筆成篇”的神童康有為，認為他童試考了三次，才獲得秀才頭銜；考舉人又曾六次敗北，就在於 “康氏有學問而無文采”，因此見扼於地方性科場。不過，明清要中進士、點翰林，就得有些真才實學、真知灼見。所以不通的舉人（像《儒林外史》裡的范進），隨處皆有；但狗屁的進士、翰林則不多見。

雖說如此，明末清初普遍流傳著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之譏。意即科場能否高中，首先講命格，其次運氣，第三風水，第四祖先是否積德，讀書反而擺在第五位。八股文寫好寫壞，與讀書優劣甚無關聯，其斲喪人材之害，從民間俚語亦可見出端倪。清末變法維新，八股文即在廢除之列；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廢除八股文，光緒三十二年停止鄉試、會試，推行千餘年的科舉制度乃告結束。明清時期，獲取科舉功名者，即享有社會經濟特權，因而形成 “仕紳階級”。即使透過童試的秀才，地位亦高人一等，見了知縣可以不必下跪，官府也不能隨便對他們動刑。仕紳犯罪必須請旨才可逮捕審訊，判決必須經皇帝複審，判刑可以罰俸、收贖、降級等抵刑。這是司法上的特權。現任及退休官員，皆免除其賦役，此為經濟上的特權。在社會上，仕紳更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宴席、禮儀各種場合，講究爵等排序；庶民見到仕紳，必須以官禮謁見。大明律法不準庶民蓄養奴婢，鄉紳則無此禁令，此為社會上的特權。

皇權對仕紳的種種優待，在於期待他們負起鄉里社會的教化責任；他們既是官方、民間的橋樑，又是朝廷、鄉里期待造福百姓、教化鄉里的特殊階層。但是不肖的仕紳，往往利用特殊的地位和權力，罔顧民眾福祉及朝廷期望，謀取個人或一家之私利，成了魚肉鄉民的土豪劣紳。明末的 “民變”、 “抗租”、“奴變”，便是廣泛民眾反抗鄉紳暴虐的運動。這股協助朝廷管理地方的勢力，一直延續到清末科舉廢除後，才漸漸式微，是明清科舉制度下的社會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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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無百世而不衰，人事有營私則墮壞

在科舉推行的過程中，考生身家職業背景的規定，亦隨時代而有所變動。唐代，工商及其子弟均不得應科舉；宋初，雖沿唐制禁止 “工商雜類”參加科舉及當官，但隨著經濟發展，商人地位提升，不久就放寬了限制： “工商雜類人內，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明清則完全解除了工商入仕的限制，商人不但可以捐官，子弟亦可應科舉。此乃經濟型態發展，社會思想觀念變遷，導致制度因時制宜的結果。

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說： “制度是一種隨時地而適應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無弊。”從歷代任官取仕制度的流變來看，後代改革往往針對前代之弊；或者舊制度因社會變遷，已無法繼續推行，必須改換一套適合的方法，乃有新制度產生。新制度設定之初，由於制定者力經圖治，尚能依本意推動執行，達此制度之設定目標。久而久之，人類私心作祟，既得利益者憑一己之私，漸漸把權力、利益掌握在私人途徑上，讓逢迎拍馬、賄賂輸送者，透過關係飛黃騰達，使創立制度的原意破壞殆盡，致使貪汙腐化、私相授受橫行，好制度也變成壞作為了。漢代察舉制從地方選才，到最後成了世家壟斷，流傳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的譏諷，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乃是天性， “大丈夫亦如是，有為者亦若是”的雄心壯志，人皆有之。若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不僅恭維橫行，賄賂、關說、攀緣、結黨、利益輸送，透過私人關係，以謀取一己之利者，更比比皆是。只有維持客觀公平，杜絕營私舞弊，並因時代變遷而制宜，才能使好制度的原意，行諸百世而不墮。

制度墮壞的原因，除了人事私心自用外，尚有人心的惰性。人一懶惰，就會隨便，只 挑簡單的做，或者敷衍了事，無關緊要的就不做，因而漸漸腐蝕制度的根本。錢穆舉唐代均田制的破壞為例，指出租庸調無法推行，在於 “賬籍”調查的疏忽。 “恐怕並不要到達戶口太多，田畝太少，田地不夠分配，而租庸調製早得崩潰了。這是一種人事的鬆懈。”行政效率的不確實，往往因為惰性使然，惰性又往往因循私所造成。看今日公務機關，私人關係好的升遷快、業務少，享受喝茶看報、坐領高薪的特權，那勢必加重其他人負擔，大大降低整體辦事效率了。

拿學問來說，真要把書讀通困難，背好範本考試簡單，因為惰性，士人就往簡單裡鑽。這也是為何王安石變法，科舉廢詩賦而試經義，竟會造成 “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料轉變秀才為學究”的窘狀。八股文格式，原求一個客觀的評分標準，卻導致士人束書不觀，只讀坊間刻印的墨卷，成了依樣畫葫蘆的書蟲，同樣是讀書人懶惰的結果（制度本身亦有問題，才更導致如此發展）

。私心與惰性，可以說是破壞任何好制度的元兇，也是阻礙人類進步的罪魁禍首。制度本身雖有時代性的侷限，必須與世推移以順應潮流；但許多制度實施不久即弊端叢生，甚至很快地積重難返，大概都躲不過私心與惰性，這兩種人類心理弱點的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