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記》：傳統武俠模式的終結與新武俠精神的誕生

《鹿鼎記》不同於一般的武俠小說，主人公並非以卓越的武功和非凡的俠義為基本特徵。韋小寶也算不上是傳統意義上的大英雄，他沒有武功，僅憑他的巧舌如簧遊走於各個階層。這樣的武俠小說，韋小寶這樣的人物，相較於傳統的武俠小說來說，《鹿鼎記》無疑是在對傳統的武俠小說進行顛覆與解構，從而詮釋了一種新的武俠精神。

金庸曾說過：“我寫小說，旨在刻畫個性，抒寫人性中的喜愁悲歡。小說並不影射什麼，如果有所斥責，那是人性中卑汙陰暗的品質。政治觀點、社會上的流行理念時時變遷，人性卻變動極少。” 《鹿鼎記》便是很好地體現了他的這句話，韋小寶徹底改變了武俠小說中原有的大俠形象，金庸在《鹿鼎記》中將大俠卸下光芒萬丈的外衣，對武俠給予了全新的詮釋。

一、俠士的轉變

金庸筆下的大俠大致可分為三類 ：儒俠，道俠 ，佛俠。所謂“儒俠”，即是能夠為國為民犧牲自我，顧全民族大義，文武雙全且儒雅風流者。其中最典型的要數郭靖，他以一介平民之身，“鐵肩擔道義”，死守襄陽十數載 ，最後以身殉國。從郭靖到楊過，出現了一種本質上的變化。如果說郭靖是正而不邪 ，楊過就是亦正亦邪。少年的楊過言語粗陋汙穢，行為放蕩不羈 ，形似無賴 。這一形象的出現標誌著金庸筆下的主人公從儒俠到道俠的轉變。

儒家倡導 “仁 ”，道 家倡導“智”；儒家倡導為國為民 ，犧牲自我 ，道家倡導至性至情，實現自我，而這一點在楊過身上體現的尤為突出，與郭靖相比，楊過的形象顯得更真實，更有人味。到了《天龍八部》，金庸筆下的主人公開始成為佛家的代表。蕭峰一生都在尋找自己的仇人“帶頭大哥”，卻沒想到找的竟是自己的父親，當最後真相大白，他剋制住嗔念，不再復仇；當他處在宋遼對峙的夾縫中，面對契丹、大宋百姓的災難 ，義字當先 、以死弭兵 ，實現了為人世的和平而甘願獻身的大慈悲 ，真乃佛家大俠也。

而金庸寫到《鹿鼎記》這裡 ，俠的概念開始趨於平凡 ，俠的光環也越來越黯淡 ，到了韋小寶身上則很難尋覓到一絲半點俠的影子。金庸筆下的主人公正慢慢從正義之俠發展成為“無俠”或者說 “反俠”，而韋小寶正是一位成功且獨特，又不乏深刻的反俠典範。因為以前無論是儒俠、道俠或者是佛俠都只存在於人們的幻想之中，是人們理想的產物 ，而韋小寶則更具有現實性，他的一舉一動對於現實生活都是非常貼切的。這也是金庸在塑造了眾多的傳統意義上的俠之後，在現實生活中逐漸產生對俠的困惑與懷疑，有意與俠告別，讓傳統意義上的俠發展為無俠，去探討人性的本真問題。因為只有將俠打破了之後，人們才會迴歸於文化反思 ，進而去推動對於現實的改造。而這是歷史進步、文明發展的真正推動力，也可視為金庸塑造韋小寶這個形象的創作思想的一個深層挖掘。

二、江湖世界與廟堂的碰撞

中國人通常把社會分成廟堂、江湖與山林之間，廟堂指的是朝政、官場和現實政治生活，山林指廟堂之外的民間生活，往往與廟堂相對立。傳統的晉升之路是寒窗數十載，一朝考取功名，這是正統的廟堂之路，但是在武俠小說中，俠客們透過仗義行俠，除惡扶強，伸張正義，用自己的言行實踐著傳統價值觀念。

傳統的晉升之路是統治者設計的，挑選能幫助自己統治國家的人並且讓他們飛黃騰達，這對大部分人來說，是一種限制與束縛。而江湖世界就不一樣，俠士們可以行俠仗義，他們不依賴封建政府，自己行使公平正義，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封建政府扮演著視百姓如魚肉的角色。在《鹿鼎記》第一回中，一隊清兵手持刀槍，押著七輛囚車，衝風冒寒，向北而行，透過一箇中年文士與一個小女孩的對話揭露出了官府無辜株連百姓，進而道出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為鼎鑊，我為麋鹿”的時代。

大多數穩定的時代，廟堂掌握整個社會，江湖中的人物處於次要的地位，但是在武俠小說中則不然。武俠小說滿足了讀者內心的叛逆冒險精神、行俠仗義的道德使命與快意恩仇的滿足感。傳統的武俠是大英雄，但是在《鹿鼎記》中，顛覆了傳統中的大英雄，他的出現與成長之路也顛覆了江湖與廟堂應有的關係。韋小寶的活動範圍很大，從揚州到北京，又從北京到雲南，住過神龍島，到過俄羅斯，他雖然身兼天地會香主、“神龍教”白龍使、少林寺記名弟子等“數職”，但他活動的重心卻始終在廟堂。他的主要身份是朝廷的弄臣，他在小說中擒鰲拜、保福臨，出使雲南和俄羅斯，剿除“神龍教”等等輝煌“業績”，也都是政治性的。廟堂代替江湖成了武俠小說描寫的主要物件，一個幾乎沒有半點武功的小混混成了一部武俠小說的主角。

金庸將韋小寶這一人物形象塑造為妓院出生的小混混，原本被人看不起，但是他進入廟堂後如魚得水，平步青雲。為了強調對現實政治的這一認識，金庸甚至精心編造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情節。小說第一回中的貪官吳之榮，在第四十一回中終於受到應得的懲罰，受害者家屬把他斬首公祭，報了血海深仇。這個情節總算讓悲憤的讀者獲得了一點慰藉。然而金庸在此與大家開了一個大玩笑，原來把這位貪官“捉拿歸案”的，並非是莊家那位學得一手高深武功的未亡人莊三少奶，也並非武林中哪位富有正義感的大俠，而是幾乎沒有什麼武功的韋小寶。這情節看起來像插科打諢，隨意杜撰，實際上卻暗藏心機，作者正是在用現實世界的嚴酷來貶抑江湖世界的虛幻。

三、新武俠與讀者對通俗小說的要求

武俠小說作為一種主要適應城市市民閱讀需求的大眾讀物，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傳統武俠小說由於過分投合市民的社會心理，容易讓讀者沉醉於虛幻的武俠世界而忘卻現實社會，這在山河破碎的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曾經受到過左翼作家的嚴厲批評。50年代初崛起於香港，繁榮於港臺、東南亞一帶的新派武俠小說，在現代新思想的影響下，拋棄了舊的倫理道德觀念，對正義、氣節，忠孝等概念做了現代性的闡釋，同時又繼承了傳統道德中捨己救人、鋤強扶弱、民本主義、愛國主義、民族精神等優秀成分，再加上其極強的可讀性，因而受到現代讀者的廣泛歡迎。

《堂吉訶德》後，再無騎士小說，金庸的《鹿鼎記》後，將武俠小說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們共同點在於推翻原來胡編亂造的東西，給騎士小說、武俠小說一個不一樣的面目。中國文化是以儒家為基礎的樂感文化。在這個文化圈中，沒有懺悔，只有人情。沒有堂吉訶德那樣強烈的宗教情懷，有的只是自我陶醉和欣賞。金庸說“注重‘人情’和‘義氣’是中國傳統社會特點，尤其是在民間與下層社會中”。我們之所以覺得韋小寶可愛而不可憎，就是在於他能夠在不悖於忠義的原則下游刃有餘地解決江湖和朝廷的衝突。韋小寶講究義氣，所以能夠交到各種朋友，這些朋友在關鍵時刻都能幫助韋小寶化險為夷。沒有他們的幫助，也就沒有韋小寶的功業。

中國社會是重情輕法的社會，你可以觸犯法律，甚至成為走向社會的反面，揭竿造反，越貨殺人，但不能不忠不孝，不講義氣，不能對不起朋友。中國缺乏特立獨行，我行我素的人才，更多的是互相依靠，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鹿鼎記》為我們提供瞭解密中國文化的密碼，使我們在這個虛擬的社會里看到了深厚的文化沉澱。在這個社會里，沒有堅強的精神信仰卻有快樂的遊戲規則；沒有牢不可靠的法律卻有不可觸犯的“忠義”；你不必才高八斗卻必須編織好你的關係網。在這個世俗的，充滿瞞和騙的傳統社會里，出現韋小寶這個集俠義和流氓氣息，遊戲狂歡與真情真意，鐵肩擔道義與腳底抹油於一體的文化怪胎，也就不足為奇了。

每一箇中國人都可以在這個主人公的影子裡找到自己的基因，作為通俗小說的《鹿鼎記》獲得極大成功之處也在於此。《鹿鼎記》一書開啟了另一個武俠小說時代的鑰匙，它對傳統武俠小說的解構和逸出 ，正是為了新武俠小說的新生和未來 。並且 ，金庸恰恰用這部“反武俠”的武俠小說，作為大武俠時代的終結，看似是對傳統武俠小說毫不留情的痛下殺手，實則是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