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君主專制演進的規律

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的歷史長達兩千年之久，它的演進規律是什麼？我覺得就是四個字：尊君卑臣。主要理據是：

第一，政權的轉移方式體現了尊君卑臣原則。禪讓、世襲和革命是古代政權轉移的三種方式。在這三種方式中，儒家主張的是禪讓和革命兩種，法家主張的是世襲。兩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已經證明，禪讓只是早期儒家的一種回憶，三代之後就沒有真正的禪讓了。“革命”也是早期儒家對三代歷史的解釋，三代之後就沒有出現符合早期儒家所謂的“革命”條件的“革命”。真正行於兩千年之間、為多數人認可的，是法家的君權絕對、世襲不已的主張。最後連董仲舒、韓愈、宋代理學也都接受了法家的理論。

第二，皇權和相權的關係是沿著“尊君卑臣”的原則演進的。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最先揭出此一歷史真相的學者，他在《中國宰相制度變遷法則》一文中，從官名的變遷上揭示古代相權變遷的規律是：宰相最初都是君主身邊的內朝中人，因君主疑心外朝大臣不忠而起初甚得君主信任，以制約外朝大臣，慢慢地代替原來的外朝大臣，自己成為新的外朝大臣。君主又對他們開始不放心，故伎重演，以身邊內朝之人去制約外朝大臣。如此迴圈，代代不已。

第三，治國理政愈來愈神秘。在宰相制存在的情況下，皇帝的決策具有較大的公開性。朱元璋起廢除宰相之後，皇帝決策的公開性大大減弱。

明朝設立廠衛制度和清朝創設密摺制度，都增加了君臣關係的神秘性。明朝有東廠錦衣衛等特務政治。廠衛，即直屬皇帝的偵查審訊機構，有自行處理罪犯的特權，是明朝君主專制強化的產物。其中東、西兩廠，多由司禮監的太監掌控，錦衣衛則多由皇帝的心腹擔任。他們擁有對臣民生殺予奪的權力，因而可以嚴刑拷打、隨意逮捕臣民、窺探人們隱私。

清朝創設了寄信上諭制度，在釋出聖旨的程式和內容上增加了神秘性。寄信上諭直接由皇帝軍機處寄給受命令的人，旁人誰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給吏部尚書的，也是直接寄信給吏部尚書，此外無人得知。國家的決策管理活動都變成了秘密而不再公開！這種秘密政治就是法家提倡的“術”，不是一種制度。

清朝不採明朝廠衛制度，但創設了密摺制度。它是一種大臣向皇帝直接陳奏機要密事，奏文直接遞送皇帝，不再經過內閣轉呈，而皇帝的批事也直接下達奏事大臣。密摺制度使得同僚變成了“特務”，誰都有打小報告的可能，自然是防不勝防，於是只好老老實實。

清朝創設密儲制度，增加了皇位繼承的神秘性。從雍正帝開始，皇帝親寫立儲諭旨一式兩份。一份封藏於匣中安放在乾清宮中“正大光明”匾額之後，另一份則由皇帝儲存。待老皇帝死後，大臣們將在兩份諭旨取出對證無誤，新皇帝是何人方才揭曉。

第四，君主獨斷程度愈來愈加深。

一是皇帝詔書制定和頒行程式愈來愈簡單，皇帝獨裁程度增強。在唐代，一切政令皆由宰相擬定，送皇帝畫敕；在宋代，則是宰相先向皇帝上札子，先得皇帝同意或修改，再正式擬旨。而到了明朝，一切詔令皆出皇帝，內閣大學士只替皇帝私人幫忙，全部責任在皇帝。明代內閣表面上擁有過去宰相票擬的權力，但其實質不過是皇帝的秘書機構，不是最高政務機關，尚書六部也非其下屬，內閣不得獨立向六部發號施令。清朝雍正皇帝設立軍機處，軍機處辦事號稱有“勤、速、密”三個特點。其中“密”是指軍機處的雜役人員，都是15歲以下目不識丁的孩童，皇帝見軍機大臣時，太監不能侍側，各部院大臣不得擅入軍機處，軍機大臣也不能私自交接外臣，以保證機密不致外洩。

二是皇帝為集權而將官僚體系碎片化，以便於控制大臣。清代的六部尚書不能真正成為所在部門的行政首長，因為他的副手侍郎也可以越過他單獨向皇帝上奏。這樣一來，尚書就管不著侍郎。

三是制約君主的封駁權不復存在。明朝廢宰相，另設六科給事中來行使封駁權。雍正初為加強皇權，六科併入都察院，與監察御史合稱“科道”，同為言官，有進宮諫諍之權，職掌抄發題本，稽核奏章，監察六部、諸寺、府、監公事，其封駁之權有名無實，只監督大臣官員，不監督皇帝。

四是明朝將廷杖制度化，顯示君主具有隨時可以剝奪臣下生命之威。廷杖，即是在朝廷上行杖打人，是對朝中的官吏實行的一種懲罰，最早始於東漢明帝，明朝將其變成一種制度。

五是清朝大臣爭相自稱“奴才”。清朝之前，大臣寫進呈皇帝的奏疏時，都自稱“臣”，到了清朝大臣的奏摺，對皇帝則自稱“奴才謹呈”“奴才跪奏”，接到皇帝的聖旨，則表態說：“奴才跪誦之下不勝悚懼無地自容”，“奴才伏讀再三更切悚惶”。清朝皇帝要求旗人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是想強調皇帝與旗人之間是一種“你屬於我”的主奴關係。漢人原本連自稱奴才的資格都沒有，後來爭著自稱奴才。從臣變成奴才，意味著先秦以降的有著“從道不從君”內涵的公共性君臣關係，退回到奴隸制禮制強調人身依附的私人性主奴關係。

按照歷史發展規律，封建社會末期的君主專制應該由個人獨斷逐漸向分權、制衡的方向發展，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卻背道而馳。這也是近代落後捱打的一個原因吧。

郝鐵川 來源 法制日報

編輯 周章龍

編審 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