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傳統倫理文化的創新性發展

在近代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下，梁啟超可謂是一位鐫刻著時代印記的風雲人物。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利群”倫理觀，呼籲改造國民性，倡導“新民”的理想人格，其思想不僅引領20世紀初中國的時代潮流，且影響巨大，餘緒不絕。作為啟蒙思想家，梁啟超的思想無疑是建立在對中國傳統道德理性審視、清理批判的基礎之上，但綜觀其思想，他對傳統道德又並非簡單批判，而是根據時代需要，在清理中反思建構，在批判中創新發展。

“利群”：對整體主義倫理觀的繼承與發展

維新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痛思失敗原因，他意識到西方的強盛並不在器物和制度，而在於公民所具有的近代意識和道德文明。正因為當時中國國民怯懦愚昧，群體渙散，不能視國事如己事，只關注一己私利，才使得學習西方長技、實施新法等因缺乏廣泛的社會支援而屢興屢敗。由此，他深刻認識到改造國民道德才是關鍵所在。1902年，他在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分期陸續刊發《新民說》，闡述“利群”的新倫理觀。

在《〈新民叢報〉章程》中，梁啟超指出，“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開宗明義地將中國積弊不振歸結為“公德缺乏”。梁啟超認為，就道德本體而言並無公私之分，但道德表現於外，就產生了私德與公德之別。道德起源於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係，“德之所由起，起於人與人之有交涉”。人不能無群，亦不能離群。在群體中生活則必然與他人“有交涉”，形成一定的社會關係。道德就是在維繫和調節這種關係的過程中產生的，如果沒有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也就無所謂道德。梁啟超進一步指出，“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關涉個人之間的道德規範以及個人道德修養，此謂“私德”；關涉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道德要求，此謂“公德”。私德表現為“人人獨善其身”，公德表現為“人人相善其群”。私德旨在完善個人，“公德之大目的在利群”。

梁啟超認為，從文化傳統來看，中國自古以來雖然道德十分發達，但對道德的重視，“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以《論語》《孟子》為例，其中關於私德的內容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中國傳統倫理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主張修身為本，獨善其身，家族倫理完備，而對社會倫理和國家倫理重視不足，民眾中視國事如己事者不多，“束身寡過主義”盛行，公共精神先天不足，國民的公德普遍缺乏，以至於中國“政治之不進，國華之日替”。

中華傳統文化是倫理型文化，關注個人修身，強調整體至上，主張用道德協調群體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荀子用“能群”將人與動物區分開來。在荀子看來，人之所以能結成群體，在於“分”，在於“別”。荀子所說的“分”“別”既是指每個人在整體中不同的社會分工、社會地位，也是指“貴賤有等，長幼有差”的綱常倫理，即群體中的個人要各安其分、各司其職、各盡其倫，從而實現群體和諧與整體利益。在中華傳統文化中，修齊治平修身為本，完善個人與完善社會具有天然一致性，私德與公德界限趨於彌合。梁啟超看到了中華傳統文化重倫理、重整體的特點，繼承了傳統文化整體主義的價值取向，並作了創新性發展。首先，梁啟超認為道德的根本精神就是利群。“道德所由起？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每個民族各有其文化，每個民族的道德也各不相同，但維護群體利益，“固其群”“善其群”“進其群”則是一致的，這就是“道德之精神”。評價善惡的標準，既不是天命天理，也不是個人好惡，只能是群體利益，“有益於群者為善，無益於群者為惡”。其次，梁啟超提倡“利群”之“群”，不是專制政體之下奴隸人格的烏合之眾，而是由國民組成的近代民族國家。梁啟超是20世紀初中國最早使用“國民”一詞的啟蒙思想家之一。其所認為的“國民”，不僅具有良好的私德，更應該具有自由意識、權利意識、國家意識、公德意識。梁啟超創新性地為傳統的、整體主義的“群”注入近代因素，將中華傳統文化整體主義的價值取向與近代救亡圖存的時代課題相結合，既使其“利群”思想表現出鮮明的愛國主義性質，也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淬厲本有”與“採補本無”：對待固有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創新之論

世界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也有作為本民族文化參照物的“他山之石”，即外來文化。在鴉片戰爭以前，由於中國傳統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的穩定性，以儒家思想為主幹的傳統文化亦具有穩定性。雖然，以儒家思想為主幹的中華傳統文化自其創生後不斷與時俱化，革故鼎新，其間也經歷了外來文化的衝擊，但總體上沒有改變其作為傳統社會意識形態的地位，兩千多年間一直居於主導地位。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在西方物質文明傳入中國的同時，西學東漸成為時代潮流，西方的各種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漸次湧入。在中國近代，西方文化的傳入與中國在列強的瓜分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相伴而行。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的刺激下，如何對待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與自強保種、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糾葛在一起，使中國近代的社會危機、民族危機同時表現為文化危機。

在《新民說》中，梁啟超專門就“新民之義”作出闡釋。他說：“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梁啟超所言“新”的物件，既是指具有健全人格、近代觀念的新人、新國民，也指可以陶鑄一國之民、摧陷廓清時代風氣的新文化、新道德。

梁啟超所謂“本有”，指的是中華傳統文化，也即其所言“舊倫理”“固有之舊道德”。其中，既包括梁啟超所大力批判的奴性、怯懦、無責任心、無公德心、無國家觀念、無權利意識等諸多國民性，也包括同情、誠實、勤勞、剛強等一些中國人最基本、最普遍的“道德公準”。這表明，梁啟超所謂中國本有的舊倫理、舊道德，既有糟粕，也有精華。既有與時代課題不相契合、與時代精神背道而馳的過時內容，也包括中華優秀的道德遺產和傳統美德。對待中國固有文化和固有道德，梁啟超主張“濯之拭之”，“鍛之煉之”，“培之濬之”，即剔除其糟粕，提煉其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所謂“本無”，指的是近代以來傳入中國的外來文化，主要指西方文化，包括以嚴復、梁啟超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們在戊戌維新前後大力宣介、傳播的天賦人權論、社會有機體論、進化論、自由平等論等。梁啟超認為，這些西方各國的“所以自立之道”，乃是中國之“本無”，應該“匯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基於“淬厲本有”與“採補本無”的綜合文化觀，梁啟超反對在對待固有文化與外來文化問題上的偏頗傾向。他認為，放棄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心醉西風者流”，墨守故紙、抱殘守缺的文化復古主義，二者同樣是危險的。只有堅持“淬厲本有”與“採補本無”的文化綜合，才能造就新文化、新道德、新國民。

梁啟超“淬厲其所本有”與“採補其所本無”的新民之義，可以說是他在時代語境下所提出的文化創新之論。時至今日，對我們如何立足新時代，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吸收外來文化，建設新時代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專案“全球化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與資本邏輯關係研究”（18BKS11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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