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廣傑：賀濤的古文思想與“蓮池學派”的現代轉型（下）

賀濤論文從文章的語言、聲音層面悟入，探尋古人安章宅句的文心；並以此為進階體會聖賢立言以立人極的根本精神。其筆下不僅僅是一篇篇浸透著性情智識的詩古文，更是他以文字喚醒的“文心”遞相傳承聖賢圖譜，精神氣象云云，就化作他的情感、義理、詞章、音節，蘊含在他的文章氣脈之中。賀濤“因聲求氣”、領悟文章精神意象的進階有三個途徑。一是諷誦，透過不斷的誦讀來領會文章的音節詞句、章法結構、精神意脈。他說：“後之學者，將取合乎古，必取古人之文，長吟反覆，而會其節奏，其徐有得也，含而咀之，毋操毋忘，燻炙浸灌，而漸而進焉，以契乎其微，而幾於自然。然後吾之氣與古人之氣相翕合，而吾之文乃隨其意之所向，措焉而皆得其安。”［1］P43

二是古文評選。古文評選是桐城家法得以匯聚共識，形成並流傳的重要途徑。［5］P28其弟子趙衡說：“先生嘗自言，其於文事粗有所知，悉得力自評點。”［1］P274評點之學創自明代的歸有光，其後方苞、劉大魁、姚鼐、張裕釗、吳汝綸諸人承用其說，所作群文評點更多。桐城古文家認為評點之學可以發古人不傳之秘，為後來學古文的人別開一個終南捷徑。就像“西學有儀器標本，於無可指示之端，能為之圖形指示，學者一目瞭然，用至便，法至善也。”［1］P274賀濤深研評點之學可從其過錄桐城名家評點及自為古文評點見出端倪。據其子賀葆真統計，賀濤曾過錄的名家評點有20餘種，如《史記》歸有光、方苞點本、《古文辭類纂》姚、方、劉、張諸家臨本等。賀濤評點過《儀禮》《晉書》《後漢書》《史記》曾國藩文集、吳汝綸文集。［2］P42他的這些讀書心得，或過錄的批點，在特定的群體內，透過借閱過錄交流，匯入到桐城古文的義法總結中去了。

三是講說。賀濤主畿南多地講席多年，又得桐城古文家法助益，善於講說古文。趙衡說先生語言妙天下，“然雅趣不為滑稽濫說，聞者解頤，而事理的破，昭晰無疑。尤妙於說書，善為形容，正言不喻，而偏宕言之，間以譬況，俾古人之音聲笑貌凌厲紙上，汲引學者心目，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若親與古人昭對、唯諾一室之中。”［1］P272其弟子吳千里《祭松坡先生文》中說：“先生善談，正嘲間作。化俗為雅，頤解神愕。及其為文，通微合天。精能要渺，突過師傳”。 ［1］P277賀濤解說古文正言明理，戲言衍情，雅俗並陳，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他的解說與古文創作相表裡，經史並御，務求梳理文意氣脈和字句的節奏意蘊，存於心，應於手。作文汪洋恣肆而深婉紆徐，長於情韻又融合新舊之理。其古文義理俊發穎脫，合於規矩窾節，造微入妙，往往而達到淡泊自然之境。

三、雄峭閎肆的審美風貌‍

桐城派古文自方苞崇尚雅潔簡靜的陰柔之美，劉大櫆拓而大之，以“神氣”求變化，在雅潔之外創作出一種氣勢凜然，雄直遒勁的新風。其後桐城文家都以“氣”為尚，將道德人格、性情學問、理想志意、生命趣味融入字裡行間，文章寫得氣勢盎然，雄渾勁峭。曾國藩以中興名臣倡導桐城古文，以“氣、識、情、趣”為文章旨歸。其文以漢賦之氣運轉體勢，以增強氣勢力度。句式奇偶錯綜，詞單復間廁，厚積其氣以蓄勢養神，炳煥聲採以協鏘然戛然之律，遂開湘鄉派古文雄渾遒勁的陽剛之美。其弟子張裕釗、吳汝綸等均以筆力健朗，縱橫恣肆見長。賀濤從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之法，其古文創作實傳湘鄉一脈，推尊古文雄渾遒勁的陽剛之美。

對此錢基博先生論述的最為精核。他說：

大抵方姚之文，歐陽修、歸有光以學史公，擯絕班固，而欲以潔其辭，淵其味；其聲色格律，務以簡淡寂寞為歸。而曾、吳所作，則學韓愈、王安石以窺史公，旁及班固，而務欲茂其氣，偉其辭；其句調聲響，必葉鏗鏘鼓舞之節。……桐城馬其昶與濤皆早受業於汝綸，汝綸矜寵之甚，亦通之於張裕釗，以故兼受兩家學，雖與濤同，而辭筆則異。其昶矜慎以斂，濤則雄峭以渾；其昶之學粹，而濤之才高，於汝綸皆有出藍之譽。……然其昶之不逮汝綸者，在矜慎而未能雄峭。而濤之所以智過其師，則在雄峭而出以渾厚，沛然出之，言厲氣雄，行所無事；不如汝綸之跌宕頓挫，捫之有芒。［6］P171

賀濤古文序（41篇）、記（9篇）、傳（5篇）、書後（12篇）、墓誌（11篇）、墓表（28篇），與桐城派其他名家擅長的文體相似，尤以表墓和壽序等應酬文字為多。賀濤表墓之文很有特色。這些文章有一定的常格，或曰義法。一般而言先敘寫墓主世系籍貫官爵，後論其性情學問及文化淵源或當世思潮，其後述性情學問之效及人生遭際、事蹟。敘述中又有直筆、側筆、閒筆、逆筆等等。最後曲終奏雅，或議論以暢主旨，或餘筆以寫人事，徜徉潺緩，頗有餘韻。第二部分與第一部分又可以互換，以取得先聲奪人的藝術效果。如《吳先生墓表》以“新學”起筆，正是吳汝綸一生事業最卓著的地方。表墓之文中敘及的人物有文官、武將、儒生、俠士、隱君、商賈，他們的地位或不高，影響力也多不出於地方，事蹟本無多少可記述之處。然自韓愈以來，古文家多以小說、史筆書寫平常人的生平事蹟和學行功德，以補國史之闕，大體上仍不出史家範圍。桐城古文家進一步融考據、義理入古文，使他們對日常人事的書寫多了一層濃厚的學術氣息。賀濤從大文化的視野來觀照人事變遷和社會發展，將筆下的人事與特定的文化制度、地域文化、學術思想聯絡起來，雖為平常人事卻因此有了歷史文化的厚重感。［7］P3-7因此，他的古文頗能於妥帖自然、雄辯自適的文筆中見出深沉老辣、融攝古今的史筆，使他的古文氣象高古，意旨雄深。《書大名國太守事》敘事逆處著筆，先述匪狂楊荷橫行鄉里，聚眾謀逆的過程，而以事亟欲變得危急之勢收速。轉而述國太守在勢寡民疑的情況下率眾剿匪。曉諭抗拒官府的禍福，以鄉鄰說動其悍鷙之心。匪患遂於劍拔弩張之際煙消雲散。其後又以閒筆敘寫出兵前僚佐吏民危懼及得勝歸來歡蹈相迎的場面。敘事多從《左傳》《史記》而來，逆起側寫，虛處勾勒，左顧右盼，有聲有色，及其勢成國太守持重坦夷的大將形象躍然紙上。

賀濤古文長於議論，他的文中議論見識高遠，寄託遙深；行文透闢凝練，很能見出他的才識和胸襟。如《武強蔡君墓表》因蔡氏居喪的孝行論喪禮之義。先言時代變遷，喪禮的儀品器式多與古制不同，又拘泥於各地習俗，遂出現“裡異而家不同”的紛亂現象。俗儒大有禮樂崩壞的憤世之論。筆鋒隨之一轉，不言喪禮之異，而論喪禮形式雖不同而“喪期”卻各地無異。喪期雖同，而居喪期間飲食起居的日常禁忌卻又不同，一層意思中又生出一層波瀾。下文引出蔡君居喪終老的異行，與俗雖異，順性自然的旨趣卻與禮儀之義同歸。賀濤因之得出結論，禮義蘊蓄在人順性自然的心中，人心不亡，禮義即不亡，禮儀的形式也不難恢復。曲終又一折，闡明當下禮儀廢墜的原因，歸於孔子“克己復禮”之訓。全篇識見通脫朗峻，議論奧衍深折，層層蓄勢而一氣暗轉，於沉厚中見雄古，鬱勃中見閎深。其他如《吳先生點勘<史記>序》自抒心得，獨探精義。《國勢》衡量古今中外大勢，欲以漸進的方法振拔變革。《歐太淑人墓誌銘》《湯母太孺人六十壽序》等文融匯時代女性新觀念，變其風調，使古文也能與時代風氣頡頏比翼，都體現了賀濤斂才於學的高見卓識。賀濤繼承吳汝綸融新學入古文的觀念，用古文闡述新理論，峭拔新穎。如《送宋芸子序》以求其西方列強立國及外交之道相勉勵，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確屬於超前的認識。甲午以前譯介西學主要重視制器考工，沒有涉及政治制度。政法之學等都是從日本譯籍中轉譯過來的。此文在中日戰事以前已注意歐歐洲各國立國之源，用意甚為宏遠。但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說，賀濤等古文家輸入西學是存在一定時代侷限性的。他們的譯介打破了西洋無學問的舊見，卻仍以為西洋的思想未必及得中國的周秦諸子［11］P48，這就未免襲貌遺神了。

賀濤身處清之末造，目睹政治的腐敗和斯文的淪喪，其古文都是末世的深沉憂思和感慨。“這種憤激、哀怨、失落、無奈伴隨著他作為文人士大夫的傳統理性，發為古文，一見深醇，一見閎肆，而整體上呈現出峭拔以至於雄渾的境界”。 ［8］P42《饒陽常君墓表》前幅敘述句句振拔，有嗚咽之致。後幅藹藹亭亭，慨嘆神情與前幅相稱。賀濤少從常氏長者攻舉業，長於常氏。其所慨嘆者，既有時光流逝，物是人非的生命幽思；也有世家大族衰落背後的社會變遷。《饒陽劉君墓表》的墓主是饒陽巨賈。賀濤敘其生平從鄉里好賈之風起筆，束以晚近通商以來商業發展及商學興起的背景，證以《史記·貨殖列傳》的義例，而尋其歸趣在審時度勢，應時所需的市場規律。此文敘述一氣宛轉，淺逸清迴，如孤鶴唱響於雲際。其重商思想溯源《史記》，而悠遠之致未嘗不寄寓著晚清以來振興商業的期許。

餘論

“古文”是唐宋時期興起的一種文言散文。從韓愈、柳宗元等人開始，它即以表現儒家道統思想為主要特徵。這一文體的產生是與唐宋文化變革密切相關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思想文化變革推動下的語體變革，性質與白話文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類。“古文”在唐宋文化轉型的歷史程序中最能表達和代表當時文人的思想狀態，併成為承載近古文人精神意志的文化現象。晚清以來，“古文”承受了內外的雙重變革。從古文體制內部來說，其承載的“義理”和“學問”日新月易，漸漸脫離講章和科舉的束縛，充滿了現實關懷和文化省思，趨向實用主義；創作方法也並非桐城派一家所能壟斷，出現了多元化的傾向。從古文創作面臨的外部思想文化背景來說，由於西學的廣泛傳播，“古文”被當成中學根本的語體形式，與西學的語體形式對立。激進的文人，在富國強兵，保國保種的功利主義推動下，要求全盤西化，包括使用或變革文字，其針對的自然是代表國文語體的廣義上的古文，桐城古文首當其衝。而一般的文人至少也是要求變文言的古文為白話文，以便推進思想文化傳播的平民化和大眾化。因應這樣的變化，“蓮池學派”古文的題材多在反應現實、關心民瘼、歌頌民族氣節、改造社會等方面，映射出他們面對社會現狀的思考與探索。［8］P41

桐城古文相傳的“義法”到了“蓮池學派”文人手裡，主題思想、組織結構、語言風格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以“聲氣”理論廣泛的梳理古文義法，體悟精神意象，試圖建立更為規範、實用而富有彈性的古文正規化，以此來傳承斯文之道，以捍衛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賀濤古文敘事從《左傳》《史記》化出，以史家筆法，學者功夫、儒者情懷敘寫末世的人事變遷和社會演進，一氣灌注，茂密紆徐，高古典贍；議論得韓愈之雄渾、王安石之峭拔而歸於踐履和精思，奧衍深折，渾融透闢，高出儕輩。而他敘寫人倫庸常的微言大義，又未嘗不深寓著一顆感時傷世的仁者之心。他揚榷新理的應世之道與鍾愛斯文的思古幽情因貌合神離，終歸難以抵擋滾滾的歷史紅塵。西方文化裹挾下的現代化程序，使古文很快淪為特定禮儀場合的羔雁之具，退出了主流文化的核心。

但是，“蓮池學派”古文所承載的西學思想和改良方略也許在現在看來已經缺乏文化先進性，而一代文人在新舊交替之際勇於探索和創新的文化精神，尤其是那種格於古今，折衷中西的氣度和方法，在當代的文化建設和創新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清）賀濤著、祝伊湄等點校，《賀濤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賀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賀葆真日記》，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

［3］（清）賀濤，《清代詩文集彙編·賀先生書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72冊

［4］（清）劉大櫆著、範先淵校點，《論文偶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5］ 徐雁平，《賀葆真日記》與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4（02）。

［6］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7］（日）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8］孫維城，桐城派作家賀濤散文淺議，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1）。

［9］ 吳闓生編，《吳門弟子集》，中國書店2009年版。

［10］柳春蕊，《蓮池書院與以吳汝綸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東方論壇2008（01）。

［11］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簡介：於廣傑，1982年生，河北滄州人，河北大學文學博士，南開大學博士後。河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詞學會理事，中國文學理論學會會員。主要從事中國文藝思想史、詞曲學研究。圍繞中國文藝思想與詞曲學相關問題，主持完成省級專案多項，發表論文二十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