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凱桓：扎克伯格不禁止“殺死普京”，真面目暴露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薛凱桓】

“殺死普京！”

當這樣的言論出現在全球擁有超30億使用者的社交平臺時，感到震驚的恐怕不只是它的使用者。

而這是Meta正在做的事情。

“按規定謀殺”

3月10日，Meta旗下平臺Facebook向員工傳送內部郵件稱，在俄烏衝突期間，Facebook將放寬原本制定的反仇恨言論規定，允許使用者對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和俄羅斯、白俄羅斯領導人發起死亡詛咒及其他暴力言論。

Facebook發言人表示，這一“暫時”安排僅限於俄烏衝突期間，且僅限於個別地區。

這裡的“個別地區”是指來自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愛沙尼亞、喬治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斯洛伐克和烏克蘭的使用者。——全部都是冷戰期間的蘇東集團成員，夠精準吧。

至於怎樣的言論算是“合理範圍內的暴力”，Facebook也制定了一個初步的判斷標準，比如在發文時寬泛地用“俄羅斯”、“俄方”和“俄軍”這樣的稱呼，後續的表述即使帶上了極端內容，也將被視為可接受的言論。

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Facebook還規定了“給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領導人死亡威脅”的“框架”：“此類資訊不應追求其他目標或包含‘可靠性指標’——如對謀殺地點或方法、使用工具等的描述”。

也就是說，如果某Facebook使用者說自己要將俄總統普京和白俄總統盧卡申科殺死，並標明地點和方法：例如在克里姆林宮的出口處，用榴彈炮射擊或用刀具砍殺，那麼這已經觸及Facebook關於“不寬容和不人道”言論的規定，是不被允許的。

有了這樣的“嚴格規定”，烏克蘭極端主義分子高呼的“莫斯科應該被核武器洗禮！”或“所有莫斯科人都該被刀砍死！”等言論，顯然應該受到Facebook“禁令”的懲罰：畢竟這裡直接指出了“謀殺方法”和“謀殺工具”。從內容上講，該種言論被作為仇恨和極端言論處理也並無不妥。

Meta全球事務總裁尼克·克萊格

表示其政策“主要是保護人們的言論權利，作為對其國家遭受軍事入侵的一種自衛表達”

但卓越的西方雙標方法論再次發揮了其威力：此類言論並沒有在Facebook上被禁絕，而Facebook的後續做派也頗有納粹時期德國媒體的風範。

也許是自打臉的事做的太多已經沒有感覺，Facebook又一次違反了他們自己“嚴格”的“社群規則”：對於烏克蘭極端主義分子的類似言論，Meta發言人安迪·斯通在CNN電影片道的直播中稱其為“政治表達的一種折扣方式”。

這種“折扣方式”並不是新鮮事。此前，Meta公司曾取消了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讚揚烏克蘭新納粹組織“亞速營”的禁令。有“珠玉在前”，Meta在“謀殺”言論方面的雙標行為完全不令人意外。

亞速營是一個連美國國會都將其認定為“有納粹傾向”的軍事組織。但另一位Meta工作人員喬·奧斯本卻表示，該公司考慮到目前“保衛”烏克蘭的大背景，任何協助烏克蘭軍隊對抗俄羅斯的力量都是“有益的”，因此讚揚亞速營的相關言論將不會在Facebook被禁止，“這只是一個特殊時期的小例外”，奧斯本如是說道。

與此同時，Facebook迅速阻止了部分穆斯林使用者針對入侵伊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的美國士兵的暴力威脅言論。但是，正如他們所說，“這是完全不同的事”。

恕我眼拙，實在無法分辨出這兩類暴力威脅言論究竟有何不同。

所以Facebook行為背後的邏輯更可能是：只要認為烏克蘭正受到俄羅斯的“侵略”，就意味著讚美亞速營這類極端主義組織的行為並不應該被禁止——也就是所謂的“為了事業，不拘小節”。

熟悉某段歷史的朋友應該都記得，納粹德國頭子希特勒也曾作為西方“反對俄國布林什維克主義的鬥士”被給予了極大的寬容。從英法的綏靖政策到美國與納粹德國的經濟往來，同樣是“為了事業”，西方當年能夠容忍希特勒，今日的所作所為也就不足為奇了。

許多說英語的使用者都對Facebook的行為展開了強烈批評。他們指責Meta公司過度仇俄，同時指出，諸如死亡威脅等極端言論不能因“被規定”，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現在社交網路上。此種言論最終將無一例外地轉換成仇俄情緒，並真正成為對所有俄羅斯人的暴力威脅，包括那些生活在西方的俄羅斯人。

事實上，這些網友擔心的事已經在發生了。西方針對俄羅斯的制裁不斷加碼，連俄羅斯的貓狗都被加入到這場制裁鬧劇中；西方人的仇俄、恐俄情緒也愈發的嚴重，西方高校開始了一波又一波開除俄羅斯學生的浪潮。

很明顯，在這個醜陋的事件中，Meta公司和西方又一次撕下了麵皮。自詡“文明世界中心”的西方，正在步步摒棄其自我宣稱的“道德規範”。俄烏戰爭的破防，讓西方開始歇斯底里地散播仇恨。

“顏色革命平臺”

資訊戰、認知戰已經成為現代戰爭的一部分，西方顯然也意識到網路社交平臺的能量。2020年的白俄羅斯“顏色革命”中，我們已經見識過了以Telegram為代表的網路社交軟體在其中發揮的威力。自然，作為全世界最知名社交平臺公司，Meta旗下的Facebook和Instagram在“顏色革命”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種情況離我們並不遙遠。2019年香港反修例期間，香港警方曾兩次向Facebook管理部門發出要求，以消除暴徒在其平臺所釋出的不實資訊。

這些不實資訊的內容是關於港警“性暴力”的汙衊，以及所謂香港警察謀殺居民的情況。暴徒們製作這類虛假資訊，目的是維持其“士氣”和取得暴亂活動的“合法性”。這些都是世界範圍內顏色革命早已經過驗證和測試的手法。

當然，這種資訊的真實性根本不難分辨。然而Facebook不僅拒絕刪除這些文字，還辯稱其中不包含虛假資訊，更沒有就拒絕刪除提供任何說明和解釋。

事實證明，Facebook故意用這種虛假資訊煽動彼時的香港局勢，這種行為公開助長了香港的顏色革命聲勢。回想一下，香港的抗議示威活動在夏季爆發，在2019年的下半年每天都在變得更加激烈。暴徒的經驗之豐富，手法之熟練，裝備之“精良”，完全出乎了想象。

在這個過程中，境外社交網路媒體“火上澆油”的作用功不可沒，而Facebook在其中處於領先地位，這個軟體幾乎參與了此次暴亂的全過程。

不僅僅是香港，Facebook在世界上其他的顏色革命中也活躍異常。在這個軟體的幫助下，2010年突尼西亞顏色革命組織的非常成功。此外，2011年埃及的顏色革命也是透過Facebook進行的，烏克蘭的2014年“邁丹”顏色革命同樣是透過Facebook進行組織協調的。

作為一個標榜“公平公正”的社交軟體，Facebook為何會公然為顏色革命開綠燈？

參與Facebook創立的保羅·塞利亞曾詳細講述了Facebook的創立經過。根據塞利亞的說法，它的建立者馬克·扎克伯格從美國中央情報局獲得了第一筆啟動資金。而馬克·扎克伯格本人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中也承認，美國政府透過他的公司控制著世界網路輿論。

可以說，Facebook標榜的“無立場，客觀真實”根本就不存在，其與許多的美國媒體實體相同，都是美國官方輸出意識形態私貨和種族歧視、仇恨等極端內容的工具而已。

正如美國“羅恩·保羅和平與繁榮研究所”所長丹尼爾·麥克亞當斯所評價的：Meta公司是“美國政府事實上的一個部門”。

以亞美尼亞“天鵝絨”顏色革命為例，我們可以觀察一下Facebook、Instagram等軟體究竟是怎麼作為美國的“白手套”推動顏色革命的。

2018年4月，亞美尼亞開始爆發和平抗議活動，此後迅速發展為推翻時任總理薩爾基相的顏色革命運動。

Instagram傳統上以照片和短影片內容為主。當時，這個軟體上不時會有亞美尼亞國內集會情況的總結、以及薩爾基相為何應該辭職的長篇分析，這種傳播方式我們一點都不陌生，在中文網際網路語境中，我們通常稱其為“小作文”。

作為支援亞美尼亞和平抗議的標誌，美國影星卡戴珊在Instagram上釋出了一張照片，獲得了超過200萬的點贊數。在圖片中，其貼身白色褲子和白色高領毛衣的裝扮非常吸引人的眼球，據她所說，她如此穿戴是為了“支援亞美尼亞人民，還亞美尼亞一個清新的空氣”。

就在同一天，一個名為“自由火炬”的影片在Instagram上火了起來，並透過各大社交網路平臺傳播開來。

這個影片點燃了亞美尼亞“顏色革命”的火焰，由此，局勢開始變得日益複雜：

4月13日，亞美尼亞埃裡溫國立大學的學生走上街頭，集會迅速席捲亞美尼亞首都並蔓延到其他城市。

4月21日，Yelk黨的領袖、天鵝絨革命的推動者、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帕希尼揚會見了時任亞美尼亞總統阿爾門·薩爾基相，提出了他的主要要求：

1。謝爾日·薩爾基相辭職。

2。提前舉行議會選舉。

3。總理由“人民選舉”。

4月22日，埃裡溫市中心出現了大批民眾（據俄媒稱，約有16萬人）。4月23日，時任亞美尼亞總理謝爾日·薩爾基相正式辭職，“天鵝絨革命”宣告成功。

在此過程中，卡戴珊白衣相片之類“煽情”圖文在境外社交網路上的傳播，對亞美尼亞顏色革命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類似的情況還包括：

帕希尼楊在他的Facebook個人頁面上呼籲謝爾日·薩爾基相辭職。

Instagram將抗議領袖帕希尼楊與一個知名運動品牌NIKE進行比較，讚揚其為“為國家帶來活力，就如NIKE一般”。

在和平集會正式轉變為“顏色革命”並訴諸暴力之後，亞美尼亞警方開始對抗議者採取強制措施。許多抗議者被捕後，關於執法人員的表情包也開始在Facebook上流傳。例如，有使用者在他的Facebook頁面上釋出了一張把垃圾桶固定起來的照片，並寫道：“在亞美尼亞，連垃圾桶都不能倖免於警察的粗暴行為。”

最終，亞美尼亞總理謝爾日·薩爾基相的辭職讓抗議者消停了下來。隨後，顏色革命期間如潮水般的Facebook宣傳帖子和Instagram影片開始退場。

在“天鵝絨革命”期間，一向標榜“反對暴力”的Facebook和Instagram根本沒有理會顏色革命者對亞美尼亞警方的暴力情況，反而在此期間進行了大量的刪帖、刪影片行為，而許多關於“警方暴力”的虛假資訊卻在這兩個平臺快速傳播著，一如2019年的香港虛假資訊。

至於什麼是“暴力”，什麼是“真實資訊”，不看是非曲直，而是完全依靠Facebook等軟體的“自行判斷”和“規定”，這是他們的“傳統藝能”。劣跡斑斑的Facebook和Meta公司，其公平公正的面紗早已破碎，此次的俄烏衝突，只不過是再一次暴露了其虛偽的真實面目而已。

結語

此次俄烏衝突，Facebook和Meta公司“拉偏架”的做派，西方制裁俄羅斯到貓狗的歇斯底里的行徑，已經將所謂“無國界”的說法擊得粉碎。

網際網路同樣是“有國界”的，同樣可以成為西方宣傳機制的一部分，Meta公司所作之惡就是最好例證。對於那些相信西方已經遠離原始種族主義和暴力仇恨的人，西方的作為再次打了臉。

這一事件告訴我們，西方古老的、對一切“異見者”的仇恨，只是隱藏在了表面之下而已。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一旦西方所處的絕對優勢地位不復存在，他們就會隨時釋放仇恨的惡魔。

警惕西方藉由網際網路的宣傳攻勢，散播仇恨、鼓吹“顏色革命”，是我們維護網際網路環境清朗的重要任務。對此，我們理應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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