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犯的腦子裡在想什麼？

1980年的一天，當我在赫爾監獄工作時，遇到了第一個謀殺者。

作為一個神經生物學犯罪學家，我

工作的一部分是研究暴力罪犯的大腦和身體

，在一個下午，我認識了安迪·馬赫，這是一個臭名昭著的黑幫成員，他槍殺了他的對手——克里斯托弗·馬蒂·約翰斯通，還把屍體扔到了蘭開夏郡湖。

你在監獄裡遇到的大多數人都不是特別高興，因此我對馬埃爾的彬彬有禮和健談感到驚訝：他以一種彬彬有禮的“你先請”的姿態讓我進了監獄長的辦公室，並立刻讓我的神經放鬆了下來。從那以後，為了更好地理解是什麼驅使這樣一個有禮貌的人做出如此令人髮指的行為，我研究了幾十個殺人犯。我的研究成果讓一些人讀起來很不舒服：

在很多情況下，謀殺並不是教養失敗的結果，實際上可能源於神經生物學異常。

在洛杉磯，我比較了41名殺人犯和41名普通市民的腦部掃描結果。與普通市民相比，

殺人犯的大腦前額葉皮層(負責控制情緒和控制衝動行為的部分)活動較少。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強大的前額葉皮層是阻止我們在生氣時動手打人的原因，就像肩上的天使能驅走魔鬼一樣。如果我們的天使睡著了——就像許多暴虐的罪犯一樣——魔鬼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向人們播撒邪惡的的資訊，人們就會死去。

今晚在第四頻道播出的紀錄片

《何以成為殺人犯》

中，暴力的生物學起源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這部紀錄片中，我研究了幾位英國知名殺人犯的大腦。以約翰·馬西為例，他因1975年射殺夜總會保鏢查理·希金斯而入獄43年，是英國服刑時間最長的殺人犯。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紀錄片開拍當日的早餐上，當時他極其詳細地解釋了他是如何以及為什麼去殺人。他的悔意很少，表示保鏢是咎由自取的，我渴望能從大腦掃描結果中找出他是否感到內疚的生理解釋。我很快發現，

約翰的腦島——大腦皮層中負責同理心和情感的內部區域——比想象的要小

，該組織的體積比平均水平要低16%。

這是有道理的：約翰曾涉及大量的銀行搶劫和謀殺案，如果約翰能夠理解銀行裡受害者們的感受的話，那他的大腦就是非常健康的。

安東尼·鮑威爾因1993年的一場幫派謀殺而入獄21年。他的海馬體——大腦中負責學習和記憶的部分——只佔平均水平的10%。他的右杏仁核——主要負責恐懼情緒——也萎縮了，他的靜息心率僅為每分鐘62次，是平均水平的12%。

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較低的靜息心率被視為一個人缺乏恐懼的標誌。

當他被置於腦部掃描器之下時，他處於極度的低興奮狀態，甚至睡著了。

安東尼·鮑威爾於2012年結束了21年的監禁，很明顯，鮑威爾生來就患有神經發育異常，這意味著他的大腦在孩童時期發育不正常。他的腦部掃描顯示，他的大腦中有透明隔腔，這是一種神經學上的跡象，

表明他大腦中負責情緒的區域發育不全。

當然，區分因果關係並不總是容易的。我們知道，

大腦可以由環境因素塑造，我們的研究物件完全有可能在長期服刑期間出現一些大腦異常

。對很多人來說，我的研究結果可能會讓他們讀起來很尷尬。“我小時候被人打過頭，但我不是殺人犯，”人們常常憤怒地告訴我，“不是每個有小小的前額葉皮層的人到最後都會殺人。”

我只是想說，像這樣的多種危險因素的致命組合會使暴力更有可能發生。把它想象成撲克牌裡的同花手：就其本身而言，每張牌可能沒什麼用，但如果它們都在你手上，那麼你就有了一手好牌。我也不是說大腦異常可以成為暴力的藉口，或者擁有大腦異常就意味著法庭會對你更寬容。

可悲的是，長期監禁往往是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

在進行我的研究時，我不是為暴力找藉口，而是理解並幫助預防暴力。對大腦異常和暴力之間的聯絡有了更好的理解，我們可以更早地進行干預，幫助潛在的罪犯避免暴力生活。

畢竟，生物學不是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