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和古希臘民主思想

所謂民本與民主，分別是古中國和古希臘的治國之道與政治策略，從字面來看二者僅有一字之差，但民本的含義與民主而言還是有一定差別的。本文將從出處、含義、政治策略等諸多方面淺談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和古希臘民主思想的異同之處。

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

據史料記載，民本的來源於《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中的文字：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在先秦漢時期，有大量著作均對民本做了一定程度的闡述，其並不是單一解釋民本的意義，而是對其進行了衍生與發展，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因此，古代中國廣泛認為民本是一種治國的方法，並不是少數人認為的政權構成。

民本，更多意義上是“以民為本”，可以發展為國家、當權者、各級官員以民為本，並將其作為一種維護國家和平、長治久安的策略方針。

古代民本思想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中國古代的生產方式決定的，以自然經濟是該時期生產的主體，種植業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與來源，生產方法也被社會分為三六九等，如人們熟知的“士，農，工，商”，民佔主要部分。

而民本思想的真正形成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與諸位思想家對民本思想的詮釋，標誌著民本思想的完善與正式形成。

眾所周知，我國曆代君王大都是注重仁政的，傳統意義上的民本思想強調治理國家要注重民心所向問題，背離民心的統治終歸是要覆滅的，民本思想的核心要義在於啟發當權者要盡力減輕人民的生活壓力，注重體恤民情，以此來穩定國家的發展、維持社會秩序。

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並非是一塵不變的，而是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呈現出多元化的解釋與核心。以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為例，教育家孔子倡導平均主義，講究天下大同。

而孟子又推崇民重君輕的思想理念，為儒家的價值觀念奠定了整體基調；反觀明清時期的思想家，他們普遍認為人民是天下的的主體，君主與政治都是附屬於人民的，並與其構成有機整體。

但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中不存在人民比君主還貴重的成分，縱觀歷史發展的程序，無論社會發展如何更新換代，君主是最尊貴的這一思想始終貫穿於封建社會。

直到古代中國傳統社會後期，民本思想才逐漸深化為“仁政”“德政”，並被廣泛認為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治國安邦的途徑與方法。

總之，古代民本思想雖然是在王權政治的背景下產生髮展起來的，雖有一定的侷限性，但對中國社會後期的發展影響及其深遠，不斷被後世借鑑學習。

古希臘民主思想

民主思想是古希臘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得益於其繁榮燦爛的文化發展，不同時期的思想家對古希臘民主思想的評價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思想家對其吹捧推崇，積極採用民主選舉的方式鼓勵公民參與政治；而部分思想家則認為在古希臘推崇民主是不當的選擇，會使得古希臘政治走向終結。

根據歷史發展，古希臘城邦的形成是在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而城邦的自治權力是分屬於各氏族的。在民主制下，全體公民都有權參加政治，公民大會是國家政權的最高體現與集中權力機構。

對古希臘社會而言，建立民主制政治的道路上也並不是平坦的，而是透過一系列的社會改革才得以完善發展起來的。

據相關史料記載，古希臘的政治改革是從梭倫改革開始的，他頒佈的主要法令解放了公民的思想，建立了與傳統意義上的民主制大相庭徑的溫和民主制，這一行為也為雅典的奴隸制民主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與條件。

古希臘著名的學者和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對民主制也是十分認可的，他的認知裡古希臘公民應該是擁有平等的參政權的，公民們有權利參加司法事務和公民大會。

然而，在古希臘社會廣泛接受民主制之前，有一批哲學家與思想家對民主制是持否定態度的，如蘇格拉底便認為民主制是有缺陷的，而蘇格拉底的死亡也與民主制是息息相關的。

由此，蘇格拉底的學生便對古希臘民主制極力否認。與此不約而同的是，柏拉圖也認為治國的人應該是智慧、品德與人格都相對出眾的，而貧民的素質與眼界都相對低下，並不具備治國的能力。

與現代民主相比，古希臘的民主是有侷限性的民主，能享受政治權力的的只有少數公民，因為在古希臘，法律對公民的界定是十分嚴格的，只有部分氏族成員擁有權力，而婦女、奴隸等都是被排除在外的。

古希臘的民主制先後共經歷了三次大的變革，分別是梭倫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與伯里克利改革，都先後為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公民的權力。

從侷限性與政治意義出發，古希臘的民主制是為了維護貴族之間的利益，其社會本質是建立在奴隸制的基礎上的，從適用範圍看是少數人的民主。

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會其他成員的自身發展空間與能力，古希臘的民主制是否認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同時存在的社會，古希臘社會所推崇的是人人平等的社會，其多是以城邦為中心的民主制，其民主政治的特點是平民政體，權力制約也是其限制點，法律之上與公民意識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

總而言之，古希臘的民主制雖有一定缺陷，但其對後世所產生的至關重要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為西方後世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基礎，為古希臘社會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制度保證與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