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隆中策裡的這四字，是個重大戰略失誤，註定荊州必失！

三國時代，孫權、劉備二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結成聯盟，並取得了抗拒曹操勢力的偉大勝利。曹操赤壁慘敗後，元氣大傷，但仍有一定勢力，孫權和劉備在赤壁之戰後得到迅速發展，實力較前大增，形成了三國鼎立之勢。隨著歷史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孫、劉之間關於荊州問題的矛盾由潛在的、次要的上升為明顯的、主要的矛盾，荊州之爭已在所難免。最終的結果是，本來由蜀漢大將關羽鎮守的荊州落入東吳大軍之手。

荊州之失，關羽固然有責任，但主要責任在諸葛亮，是由他在處理荊州與孫劉聯盟問題上的重大戰略失誤造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諸葛亮在隆中對策裡提出的“跨有荊益”的戰略計劃與孫劉聯盟的外交政策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註定了荊州必失。

首先，從荊州與劉備所控制的益州的地理位置來看，兩州之間交通極為不便，形成天然的對抗，不能連為一個整體。

荊益兩州之間橫亙著高大險峻的巫山，無陸路可通。水路方面，雖有長江連線其間，但自益州魚復縣的白帝城，至荊州夷陵縣的南津關，是全長近200公里的長江三峽。三峽兩岸懸崖絕壁，夾鎖江面，航道十分狹窄；江水水流湍急，加以險灘巨礁，航行非常困難。

陸機在《辨亡論》下篇中指出，荊益兩州雖然郊境鄰接，但有天險阻隔，用兵很是不易。當年劉備之所以能由荊州進入益州，主要是劉璋開門揖盜，加之張松、法正等人作為內應的結果。若非這種特殊情況，劉備是很難進入益州的。

所以，在天下分裂的情況下，任何一個集團想同時“跨有荊益”，並由益州遙制荊州，從長遠看都是不可能的。

范文瀾說：“劉備取得益州之後，荊州成為孫權用全力來攻。劉備不能用全力來守的局面。”由此而論，荊州之失，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其次，從荊州與孫權所控制的揚州的地理位置來看，兩州之間平野相連，且有寬闊的長江道相貫通，交通十分方便，大軍朝發夕至，形成一個天然的整體。

荊州之地，雖說對吳蜀兩家都很重要，但相比之下，尤為東吳的命脈。劉備若無荊州，雖然也是很大的損失，但他憑藉益州的四塞之險，尚可立國自守。而孫權若無荊州，想在江東長久立足是絕對不行的。所以，在天下分裂的情況下，任何一個集團要想在長江下游的揚州地區長久立國，就必須佔有荊州，這已被無數歷史事實所證明。

早在孫堅、孫策時期，東吳就試圖奪取荊州，孫堅還為此獻出了生命。孫權繼位後，魯肅在建安五年就建議他：先把佔據江夏的黃祖剿滅，進而討伐荊州的劉表，依靠長江天險，稱帝圖天下。8年後，魯肅再次提出奪取荊楚的建議。就在同一年，脫離黃祖投奔孫權的甘寧也對孫權進言，要儘早奪取荊州，首先要幹掉黃祖。

黃祖是劉表的部下，一直任江夏郡太守，控制著武昌一帶。除西進荊州的漳礙，曾於建安八年、十二年、十三年三伐黃祖，孫權為了掃師。打開了通往荊州的道路，為以後奪取荊州準備了條件。終於在第三次殺黃祖而大破其水必得的，他後來破壞孫劉聯盟，偷襲荊州。因此，孫權對荊州是勢所必爭、勢在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對以上荊州與益州及荊州與揚州之間的關係，諸葛亮的分析是極不恰當的。他把本來不可能成為統一體的荊益兩州主觀上看成是一個整體，為劉備提出了“跨有荊益” 的不切實際的的戰略計劃；而把本來是一個整體的荊揚兩州主觀上加以割裂，無視孫權對荊州的勢在必得。

他的“跨有荊益”的戰略計劃與孫劉聯盟的外交政策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也就是說，諸葛亮既想把荊州作為劉備永久性的根據地，又想和孫權保持永久性的聯盟，這是絕對行不通的。所以，在赤壁之戰時那種特定歷史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孫劉聯盟，只能是暫時的、脆弱的、不穩固的，它始終潛伏著一個大的危機，這就是一旦歷史條件發生變化。孫權就會背盟毀約，奪取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