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魯迅的《故鄉》：皇權專制體制、弱肉強食的社會與民眾的奴役

《故鄉》

魯迅的《故鄉》創作於1921年，最初發表於《新青年》雜誌第九卷第一號，後來收入小說集《吶喊》。

故事的開端就是從一個遊子返鄉將到未到時寫起。他羈旅於“遠哉遙遙的異地”，今天他回到時時縈繞於夢中的故鄉，看到的卻是蒼涼蕭條的荒村，心情是多麼矛盾。他這次“回鄉”的目的是為了“永別”故鄉。

就在這蒼茫陰晦的色調中，當母親一提起“閏土”這個名字時，讓他眼前一亮，像一個陰鬱幽暗的舞臺上，忽然燈光通明，深藍色的天幕上出現了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一望無際碧綠的西瓜田。

就在這童話般的神奇絢麗的背景下，“我”的理想中的“小英雄”——智慧而勇敢的少年閏土亮相了，他項帶銀圈，手捏鋼叉，是那樣生氣蓬勃，機靈無畏。閏土在“我”的心目中就是“美麗的故鄉”的象徵，是我最景仰的“小英雄”，也是“我”希望的寄託。不管故鄉的現狀是怎樣的“蕭條”，“沒有一絲活氣”，但只要生氣勃勃的閏土還在，只要他還有當年用鋼叉向碴盡力刺去的勇氣，還有當年裝弓捕雀的智慧，“我”就不會感到心的“悲涼”。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就十分關注閏土的現狀，當母親告訴他，閏土的“景況也很不如意”時，當過了幾天一個瑟索而勞瘁的閏土站在他面前時，“我”不僅沒有頹傷，而是顯得那樣興奮。

生活的“不如意”並不要緊，只要不逆來順受，仍然拿出童年時代使“我”欽佩得五體投地的智勇向逆境搏擊，只要瑟索勞瘁的外形中的心臟仍像昔日似地躍動，就能在坎坷中迎來坦途。直到閏土稱“我”為“老爺”時，他才“打了一個寒襟”，像一盆冰水劈頭蓋臉地淋下來，使 “我”從希望的高峰跌入失望的深淵。

閏土已經不是昔日的閏土了，他不光外形變了，這個昔日的“小英雄”在“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的壓榨下，已經變成了“木偶人”。

既然少年閏土以及閏土和“我”的友誼是故鄉“美麗”的象徵，那麼現在閏土變了，“我”和閏土的不可逾越的隔膜產生了，故鄉也就顯得黯然失色，無所留戀了。

在《故鄉》中，魯迅運用最多的手法就是對比，首先是故鄉對比。

魯迅記憶中的故鄉是：色彩明快、豔麗、富有生氣，是一幅“神奇的圖畫”。但現實中的故鄉卻是：荒涼、沉重、窒息。陰晦的天氣，冷風嗚嗚

的

響，“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

魯迅記憶中的閏土是天真活潑、無憂無慮。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有一雙紅活圓實的手。活潑剛健，動作乾脆利落，說話脫口而出，樸質、生動、有智有勇，熱情純真。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跟“我”說話時毫無拘束，送“我”貝殼和羽毛，告訴“我”很多稀奇的事，懂得許多生產和生活知識，在“我”心中簡直就是一個小英雄。

但現實中的閏土身材增加了一倍，臉色已經變作灰黃，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頭戴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手提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手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說話吞吞吐吐，斷斷續續，謙恭而又含糊，反應遲鈍，神情呆滯，滿臉愁苦。對“我”恭恭敬敬，稱呼“我”為老爺。

如今的閏土已經被生活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內心不平，卻又無力反抗，更不知道該如何擺脫現狀。他要了魯家的“香爐和燭臺”把幸福的希望寄託在神靈身上，希望神靈能幫助他擺脫現實的窮困和痛苦，希望能交上好運，改變這苦難的現狀。

那麼，是什麼把這個活潑伶俐、勇敢能幹的少年變成為一個愁苦不堪、遲鈍麻木的“木偶人”呢？是“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造成的，是那個黑暗的社會。

魯迅的《故鄉》不僅對當時民眾逆來順受、麻木軟弱悲嘆與控訴，將舊中國弱肉強食的社會本質和國民奴性表現得淋漓盡致，更是揭示出這種國民劣根性的根本所在。那就是千百年皇權專制體制造就的。

雖然革命推翻了清朝，但社會現狀根本沒有一絲的改變，中國廣大的民眾日益貧困，依然過著飢寒交迫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還是那個專制暴政的社會，還是那個皇權專制的體制。

皇權專制體制

皇權專制體制是“集權”與“獨斷”的“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收天下之權歸於一人”的體制，是權力不受限制的國家和社會管理體制。

這一體制在擁有等級特權龐大的官僚利益集團支撐下，以郡縣制為基礎，自上而下實施嚴密的大一統治理。其最主要的兩大職能：一是年復一年向全體平民徵收賦稅；二是一切都是為維護權力的絕對掌控。

求穩、維護統治是皇權專制體制的第一要旨。

與皇權專制制度相伴而生的，乃是等級森嚴的官僚體制。官僚制度源之於皇權，服務於皇權，是保障皇權絕對性、保障皇權控制社會的國家機器。

各級各類官僚都不過是君主的工具，而國君則是那個手握乾坤、發號施令的人。在國家權力的執行中，皇帝的個人意志，他的思維的隨意性，他的興趣愛好，他的喜怒哀樂，他的情緒發洩，他的一切言行舉止，都時刻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皇權專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將土地資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如果老百姓要種地，必須接受地主的高額地租剝削。向全國的“編戶齊民”徵收繁重的賦稅、徭役和兵役。

這樣，就使得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能夠掌握強大的物質力量，以支援其皇權專制統治。

在皇權專制制度下，人們惡之最甚者，莫過於天下沒有一個人被當作人看待。皇帝也不是人，而是神。人們對皇帝只能像奉若神靈一樣，無限崇敬，頂禮膜拜。

廣大的臣民，儘管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別，但對於皇帝來說，都是奴隸。

在皇權專制獨裁的淫威下，人的本能就是服從，人的精神狀態只能是“臣誠惶誠恐”，“小民死罪死罪”。

皇權專制體制有著極強的生存力和穩定性。它設計精密、機制完備，長於操控權力場域中“法”“術”“勢”這三大要素，生成了無形卻緻密的制衡網路，透過宗法血緣為代表的連結點將統治者的意旨傳輸到所有末端。

為確保自身不受威脅，這張大網對內包羅全部社會成員，大行體制化、同質化之道，對外封閉自守、嚴防死守，竭盡全力殘酷處置形形色色的異己分子。

對付民眾，則透過監視、處罰、鼓勵相互揭發等手段使之始終處於惶恐、驚悚、互不信任的心理壓力之下。對付官僚，則將升遷、貶謫無序化，使賞功罰過帶有極大的隨意性，賞罰在時間上、方式上無規律可循，加深官僚的惶惑感。時刻警示全體官民牢記自己脊樑已斷，終生為“奴”的本質屬性，終而喪失主體人格及自我意識。

所以，魯迅說要改變民眾悲慘奴隸般的命運，必須改變整個腐朽的社會制度，而改變這腐朽的社會制度，就必須先“立人”。

魯迅的“立人”

魯迅小說入木三分地揭示了皇權專制體制下麻木、愚昧、迷信、守舊、卑怯、順從、軟弱、偽善、狡猾以及奴性十足的國民。而每一個國人要過上自由、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亦“首在立人”。

人格的獨立是以個人的獨立為前提和條件的，沒有個人的獨立，人格的獨立就無從談起。魯迅認為，只有首先把“個人”從“群體”中分離出來，人的生命個體性得到承認，個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得到承認，才能逐漸實現個人的獨立。

《故鄉》這篇小說收錄在魯迅的《吶喊》文集中，點選直接購買《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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