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世間情是何物：香港書展該如何用“愛情文學”側寫時代？

7月18日，為期七天的第29屆香港書展開幕了。據香港書展官網介紹，本屆書展共吸引39個國家及地區、共680家參展商參與。

書展的年度主題定為“愛情文學”：“以不同年代的愛情作品，側寫香港的時代演變。”在年度主題專區中，書展介紹了10位不同時代的作家，包括現代知名作家張愛玲、《我的前半生》作者亦舒、魔幻愛情小說作者王深雪等。活動期間，書展將以“從香港閱讀世界，問世間情是何物”為題，舉辦約310場活動。

香港書展以“愛情”作為賣點，從市場推廣角度考慮的話，不失為一個聰明的選擇——有哪個人從來沒看過愛情故事、被愛情故事吸引呢？

在接下來要推薦的這篇文章的作者看來，香港書展將嚴肅文學作家與流行作家同列於主題專區之中的做法需再行商榷，但從市場推廣角度審視有合理之處。也許我們還需要思考，究竟“愛情文學”是什麼？它與“愛情書寫”有何異同？在展覽中需要怎樣呈現愛情文學，才能達到側寫時代演變的目的？

撰文 | 陸鹿

羅曼愛、羅曼史與愛情小說

時至今日，羅曼史（romance）一詞似乎已經完全消融到中文文化當中，足以泛指所有與浪漫愛情相關的故事，唯一不變的，似乎是它依然是通俗文化中歷久不變、叫好叫座的創作主題。

雖說羅曼史是通俗讀物的常見題材，但是亦不乏文學經典名著：

簡奧斯汀（Jane Austen），英國小說家，她以羅曼史詮釋、評論了18世紀末英國地主鄉紳的生活。她的不少作品，屢次在大銀幕上搬演，例如《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等。

2007年上映的《成為簡·奧斯汀》（Becoming Jane），改編自Jon Spence所書的傳記Becoming Jane Austen。

追本溯源，羅曼史作為一個透過翻譯傳入中文世界的西方觀念／型別，具有特定的核心元素，例如一男一女相識、相戀、遭遇困難、克服困難、以結婚團圓為結局等情節（轉述自Pamela Raggi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omance Novel）。若然“結婚大團圓”是羅曼史型別中的關鍵情節，想必現時很多以“羅曼史”作為宣傳賣點的通俗小說、電影、漫畫，都有失格之嫌。要更好地說明愛情小說，或小說當中的愛情元素，也許從“浪漫愛”（romantic love）一詞入手，將會更為適切。

必須正視的是，“浪漫愛”指稱的是，重視個人選擇、以愛情為婚姻基礎的愛情觀。“浪漫愛”的興起與西方社會內工業革命、中產階層、核心家庭、個人主義、小說與民主國家的興起密不可分。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的社會結構改變，以核心家庭的興起最為顯著，個人逐漸從等級制（hierachical）的直向的親屬關係（kinship）（或如福柯所言，血親聯絡［blood］）中脫離，過渡至以男女個人選擇為基礎、以橫向的親屬關係（intimacy）所建立的核心家庭聯絡。

“浪漫愛”是一種屬於中產階級的愛情，用以與前工業革命時期、封建社會中的“宮廷愛”區別。在貴族階級當中，愛情與婚姻是相互獨立的觀念：婚姻關乎兩個親族的聯絡；愛情則更多關乎個人情操，獨立於婚姻以外，例如中世紀時期出現的“騎士愛情”，其實可以選擇一個女性，讓她長存於內心，成為自己奮鬥的目標，而這個獲騎士們置於心中的“理想女性”，通常都是已婚的貴族婦女。中產階級、個人主義、浪漫主義、以橫向的親密性（intimacy）作為聯絡，可說是思考“浪漫愛”的性質之時，不可忽視的幾個因素。

“自由戀愛”在中國

五四中的“愛情實驗”

從等級制的親屬關係支配中脫離、工業革命帶來的現代化時代、個人主義……“浪漫愛”的興起背景、該概念中兼帶的自由自主精神與浪漫主義風格，似乎與五四青年破除儒家觀念的禮教藩籬、高舉個人與個性的訴求不謀而合。除此之外，自晚清開始以“富國強兵”、“增產報國”為基礎，高舉男女平等、女性接受教育與啟蒙、女性出入與婚姻自由的解放女性運動（詳見梁啟超《論女學》與金天翮《女界鍾》），以及各種西方啟蒙思想與文學作品的翻譯，為後來戀愛至上、婚嫁自由的小說創作主題醞釀著發展力量。

無怪乎茅盾整理資料時指出，民國十年（1921年）四、五、六月的120餘篇小說中，關於男女戀愛的佔70多篇，而關涉到一般社會生活的20多篇、家庭生活的9篇小說中，多數仍以男女戀愛關係為中心（《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序言》）。

金天翮《女界鍾

》

我國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統闡述女權思想的著作，首次提出了女性參政的思想。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浪漫愛”在當時五四之時，也許只停留於“時髦”與“概念工具”的層面而未能完全廣泛實踐至現實層面。

關於“時髦”，張愛玲在五十年代於美國創作的短篇小說《五四遺事》，便尖酸又不失幽默地調侃了當時“自由戀愛”：兩男兩女泛舟湖上，女的戴眼鏡以示“女學生”身份；男的寫詩自稱“湖上詩人”，“在月下朗誦雪萊的詩”，稱兩位女士為“密斯”（Miss / Ms）。最為諷刺的是，兩位男士都是結了婚的人！張愛玲總結道：

“差不多人人都是還沒聽到過‘戀愛’這名詞，早就已經結婚生子……在當時的中國，戀愛完全是一種新的經驗，僅只這一點點已經很夠味了。 ”

張愛玲回顧式地書寫五四的“自由戀愛”，在小說中讓各種“新女性”、西方浪漫主義的符號不斷浮出，將原本存在於“愛情故事”中男女之間的親密凝視、浪漫氣氛、交際情節搗擾得七零八亂。雖然最後那對泛舟湖上的“新式男女”，也說得上是“大團圓結局”地結成夫婦，但是有看過全文的讀者，是必然無法單純地將之解讀為“自由戀愛獲勝”的羅曼史或“愛情故事”的。

張愛玲喜歡拍照。“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蝨子”，她的名句廣為流傳。

李海燕在《心的解放》（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 1900-1950）中引用凌叔華、丁玲、施蟄存、張恨水、張愛玲等人的小說為例，以啟蒙情感結構（the enlightenment structure of feeling ）理解五四與後五四期間，在關於愛的論述當中出現的各種新主體性與新社會性的主張與實驗。啟蒙情感結構以高舉“自由戀愛”的浪漫愛論述，來對抗儒家意像中的父系社會結構；它強調個人作為一個最基本的、不可制約的道德選擇與行動單位，個人自由與自主，是生而為人不可妥協、讓步的堅持；因此自由地選擇婚嫁物件，可體現他們就是一個自主的道德代理人，這是基本的個人權利，即便是父母亦不能剝奪。“浪漫愛”包含著兩種冒險精神：一方面，它代表著求愛與異性社交的刺激經驗；另一方面，它是對儒家觀念的儀式、家庭、父母權威的反抗，還有就是成為自主的道德主體，投身到“社會”與“民族”。

“愛情小說”標籤以外

“浪漫愛”看似只是關乎二人（不欲說男女，雖然追本溯源，該詞彙指涉的的確是為異性戀愛）之間的情愫、互動過程中細膩或暴力的親密情感；一個時代的特徵或一代人的徵候，只要作者筆力足夠鏗鏘、觀察足夠的仔細，在這個容易入口、香脆怡人的“浪漫愛”框架裡（或必須藉助這個框架），總能達致最大的加成作用：菲茨傑拉德在二十年代寫摩登女子（Flappers）的愛情與掙扎，記下那個爵士年代其中一道最為璀璨絢麗的風景。本屆書展提出“愛情文學”主題來達到“以不同年代的愛情作品，側寫香港的時代演變”的宗旨，可見策劃單位期望以通俗主題打通時代脈絡的努力。

然而，就像羅曼史與“浪漫愛”雖然關係密切卻不宜混為一談一樣，“愛情文學”與“愛情書寫”或許同樣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應該說，如果單純將具備“愛情書寫”的小說指稱為“愛情小說”，難免會撫平了不同作家與文字之間的特殊性和“愛情”以外同樣關鍵的各類敘述。

以張愛玲為例（姑且不討論張愛玲的“香港作家”身份），她以香港為背景的作品，大部分跟她在 1939-1942 年間，從上海來到香港大學留學期間的所見所聞有關。張愛玲1944年出版了香港書寫的短篇小說集《傳奇》，包括最為著名的《傾城之戀》亦收錄在這本小說集中。關於這個結集，張愛玲早在1943年就於上海雜誌《雜誌》發表《到底是上海人》，談及這些故事的創作方向：

“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沉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花香》《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八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去看向香港的。”

張愛玲以近於南來作家、外來者的目光審視香港，構思了上述這些某程度上稱得上“奇情”的愛慾故事。這樣的觀看角度，也許並不妨礙我們欣賞張愛玲小說中機關處處、精妙幽微的設定，卻是理解她的香港創作時，不容忽略的背景資料。

大概在“愛情文學”的標籤以外，策劃單位同樣需要進一步說明、補充更多的文化背景，才能真正達到“以不同年代的愛情作品，側寫香港的時代演變”的主題宗旨。

以“愛情”這種普羅大眾都易於想像、發生共感的主題，作為書展的主題與宣傳賣點，其實不失為一個吸引年輕世代入場、接觸閱讀世界的好策略；再退一步說，也許將流行文學作家與嚴肅文學作家並置於“十大”這樣的做法，的確值得再行商榷，但這樣的處理方式若以市場推廣的角度審視卻有其合理之處。也許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到底“愛情文學”與“愛情書寫”之間有何異同？這些為書展所選取的作家，他們的小說當中除了愛情元素以外，其他不應輕視、忽略的文化語境，應該如何在主題專區的展覽中加以介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