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策上海2025｜郭陶然：期待上海能在生態方面引領全球

【編者按】

2020年是我國實施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收官之年。

“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了新的臺階，經濟執行總體平穩，經濟結構持續最佳化，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目，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2021年起，我國將實施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上海也將迎來自己的“十四五”規劃實施期。

即日起，澎湃研究所推出“問策上海2025”專題。本專題透過記者專訪、學者建言和問卷調查，呈現本地企業家、專家學者和市民大眾就上海如何深化改革開放、最佳化營商環境、營造宜居城市等事宜的建言獻策和質樸識見。

一併歡迎各界讀者提供真知灼見。

澎湃新聞 王基煒 製圖最早在大學時，我們就組織過自然教育和講解活動。

從上海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畢業後，我就留在了上海。2013年，我和合作夥伴創辦了“城市荒野”工作室，主要做自然教育和生態修復。人們可能認為，在上海這樣的都市，已經沒有什麼是“自然的”、“野趣的”，但其實不然。

現階段自然教育更多是一些家長或校方的選擇

不同於傳統以觀光為主的旅遊業，也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兒童教育，自然教育需要以專業知識為依託，客單價較高。

目前，國內自然教育的市場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這與人們的消費能力有關，也與消費和教育理念有關，很多家長希望孩子能在“水泥森林”裡認識自然和生態。

日本、中國的香港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很早就開始探索自然教育，逐漸形成了一套系統。這些國家和地區有各類自然教育中心，有的由政府運營，有的是基金會運營。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就和一些在地社群合作，效果很好。

在日本，學生必須參加與環境教育相關的課程和活動，這幾乎算是一種“剛需”。香港的米埔溼地公園也成了一個成功範例，政府將其託管給WWF，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學生和企業進行參觀和學習。

2016年，教育部、國家發改委、原文化部等十一個部門聯合發文，鼓勵中小學生開展“研學旅行”，鼓勵各地依託自然和文化遺產資源等，建設一些安全的研學旅行基地。但除此之外，我國對自然教育還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政策支援。

以上海為例，現階段自然教育更多是一些家長或校方的選擇。比如一些學校的家長委員會會組織孩子們一起參與我們的活動，也有一些私立學校會和我們合作。有些同行可能也與社群、街道有過合作，部分已經形成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但覆蓋的社群、街道數量依然有限。

這與教育理念有關。目前國內仍以應試教育為主，那些能夠被轉化為“分值”的競賽可能更受追捧，比如生物競賽、人工智慧競賽，或是鋼琴考級。但自然教育很難被劃分成等級，無論是參與觀鳥比賽，還是認識一棵樹如何從生到死。

希望上海能夠在自然教育領域進行“先行先試”

近些年，行業內也出現了一些“亂象”。

比如2019年，有“昆蟲達人”組織了一次親子科普遊，帶隊去馬來西亞，但回程時涉嫌偷運變色龍。他們或許是昆蟲愛好者，但並不能算是自然教育工作者。他們缺乏職業倫理和準則，也拉低了人們對於自然教育的認可度。

但公眾往往無法分辨一個昆蟲愛好者和一個自然教育老師的區別。目前中國並沒有對自然教育從業者的統一資格認證。

對我們而言有些兩難，整個市場有些混亂。如馬來西亞親子科普遊是偷運動物，一些打著“科普”旗號的旅行團會偷挖瀕危植物、破壞生態，如果未來出現一些威脅人身安全的事故會造成更大問題。

WWF正在研究一套環境教育認證體系，2019年依託中國林學會成立的自然教育委員會（自然教育總校）也在建立自己的認證體系，這些認證體系還處於探索和推廣階段。

我們希望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能夠在自然教育領域進行“先行先試”，探索出城市自然教育的新模式，讓更多公眾瞭解、參與到自然教育中來。

專業人才一直是制約行業發展的大問題。

自然教育的專業人才或相關專業的人才並不多，這與中國的學科設定也有關聯。植物分類、動物分類，這些都是基礎學科中比較“冷門”的專業，缺少對口的工作，因此選擇這類專業的人很少。即便是相關專業畢業，相比於做科普、進自然教育機構，更多人可能會選擇做科研，在高校做老師。

待遇也是一個問題，大部分的自然教育機構都是小規模的。自然教育的市場目前都在一線城市，目前行業從業者待遇普遍較低，但生活在一線城市，他們又要面對較高的生活成本。

自然教育目前還處於行業培育期，需要一定耐心。不同於網際網路企業，它暫時無法實現過快增速。

郊野公園應當能體現上海鄉土的原生態

近些年，上海的郊野公園逐步建成開放，如何往那些公園裡“填內容”，填什麼樣的內容，給了園方、自然教育機構、城市綠化林業部門一次合作的機遇。

許多郊野公園所處的位置較為偏遠，相關產業還不完備，人流量並不理想，沒能達到預期，設施大量閒置。實際上，人們對郊野公園有不同的期待，在遠郊照搬複製一個和內城區相似的公園，這沒有意義。郊野公園應當能體現上海鄉土的原生態，這是它的獨特魅力，是市區公園無法體現的，也是人們真正想看到的。

生態修復和生物多樣性調查是我們的工作之一，透過八年的調查，我們積累了大量上海本土物種的資料，包括物種的生境、習性。近些年我們也整理出來做成了幾本科普手冊，比如《上海夜觀指南》、《上海水鳥觀察入門指南》、《上海林鳥觀察入門指南》、《上海野花觀察入門指南》。之前國內也有一些類似的手冊，但上海本土的較為缺乏。

2020年，我們與杭州、南京的同行機構共同發起成立了華東自然博物聯盟，希望在長三角一體化的背景下，加強這一區域的生態保護、自然教育合作互動。就在幾天前，聯盟剛剛釋出了《長三角城市野花300種》。

2019年，我們在浦江郊野公園租下了一塊地，17000平方米，租期十年，閔行區科委提供了經費支援。我們在這裡建立了上海鄉土生態科普示範基地，透過生態修復，引入了數百種原本在上海市區逐漸消失的本土生物。

我們在這裡開展了多個相關的生態學研究課題，同時也可以作為一個自然教育基地，向上海市民展示上海的生態之美。在這裡可以講述很多故事，比如上海本地有哪些植物和動物，它們與這座城市的關聯，曾經它們出現在哪些區域，如何逐漸消失，又如何“重回生機”。

我們的設想是，上海之前並沒有一個以上海鄉土生態特色為主題的、能夠展示上海本土物種的科普基地，我們想做出來，讓更多人看到，成為一個樣板。

將上海打造成生態城市的國際典型案例

我們期待上海能在生態方面做一些引領全球的工作。

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想要在現有的規劃下專門劃出一塊區域做保護，幾乎很難實現。即便是崇明島，也很難。提到崇明島，大家總會聯想到其世界級“生態島”的定位，但目前大多數地方仍是以傳統綠化的方式在做，增加綠化覆蓋率並不意味著真正的生態。鄉土植物在綠化中的使用比例，合理的生物群落結構設計，生物多樣性的評估，都應該納入“生態島”的建設標準中。

既然沒有更多的空間留給野生動植物，更理想的方式是在人類活動的空間裡儘可能把野生生物“引進來”。我們認為，上海的綠化體系有條件實現這一點，在寸土寸金、高樓林立的城市形成一套生態網路。

首先是城市公園。幾乎每個城市公園都有30%以上的區域是遊客很少進入的，可能是因為沒有道路，也可能是因為沒有遊覽設施。透過生態修復，這些實際上閒置的空間可以成為一個個生態節點，豐富所在區域的生物多樣性。

一些大型綠帶也是如此。上海外環的一些綠帶本身就串聯著郊野公園，如果未來能對外環綠帶進行生態化改造，符合野生動物的生存需求，就能形成上海的“生態屏障”，獐這樣的大型動物都能在這裡生存。

理想情況下，城市綠化系統應既能滿足人的需求，又具有相應的生態功能。

目前很少有城市能做到這一點，即便是紐約的中央公園，雖然其設計受到很多讚譽，但從維護城市生物多樣性來說，依然是不夠的。中國提出“生態文明”，那麼在大型城市中，這種人與自然生態充滿衝突的環境下，該如何踐行生態文明呢？也許我們可以在上海探索這樣的創新模式，將上海打造成生態城市的國際典型案例。

其次，未來，綠化養護成本的提高可能會迫使上海做出改變，選擇更為生態的綠化種植、管理方式，使用更多的鄉土樹種。

合理的鄉土生物群落設計不需要使用農藥，也不需要除草，唯一的問題是，在有外來入侵物種時需要人工拔除。有些植物長得太高太密，需要修剪。相比於常規綠化，可以降低40%以上的養護成本。

實際上，雄安新區的“千年秀林”工程就提出，優先使用鄉土樹種、本地苗木。

上海也曾嘗試過鄉土樹種，但並不是很成功。主要是思路上存在問題，比如仍使用種植傳統綠化樹種的方式去種植，只不過是將法國梧桐換成了鄉土樹種，並沒有從生態學的角度去設計合理的種植方案。結果既不如法國梧桐好看，也無法體現其生態功能。

鄉土植物的園林使用絕對不是簡單地替換植物，還需要更加複雜的生境和群落結構設計。植物只是基礎，園林本身還需要承載昆蟲、青蛙、鳥類等本土動物的繁殖、覓食需求，才能夠提高生物多樣性和穩定性，因此必須綜合進行考慮。

上海是一座包容和多元化的城市，有很多機會。以我們為例，無論是自然教育還是生態修復，上海這座城市都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可能性。我們也希望透過這些實踐和嘗試，為上海“生態之城”的規劃提供一些參考。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