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並變得複雜，就會自然地誘發出簡單化的傾向

筆者有一種假說，即從字母系統、一神論和貨幣的誕生中能發掘出前2千紀時存在的同時代性。文字本身古已有之，但論及形式，早在前3千紀時就大量存在諸如楔形文字和聖書體一類的字母了。在早期文字的土壤中，也誕生出了被稱作“原始西奈字母”和“原始迦南字母”的字母系統之原型。

其中，以楔形文字和聖書體為首的字母系統，其字母數起初由數百至數千，無論是哪一種都呈現出種類繁多的跡象。多種多樣的字母在使用中被不斷簡化、某種程度上為更多人所熟知，已然是前1000年左右的事情；而目前世界上所通用的20餘種字母系統，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被整合起來的。

原始迦南字母被視作字母系統的源頭，而其代表就是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廣泛使用的腓尼基文字［18］。換言之，代字母系統的老祖宗，出乎意料地是古埃及的文字，即聖書體。聖書體的不同分類同樣讓人眼花繚亂，普通人自然也沒辦法直接拿來使用，因此“字母的改良”勢在必行——此時古埃及正把擴張的觸角伸向了西奈半島。

在半島的施工現場上開展作業的，是被奴役為工人的本地土著居民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人。對他們來說聖書體確實也太難了，完全不可能直接拿來使用。為了增強聖書體的可用性，一系列改良及完善的措施被提上日程，最終在前2千紀後半期創造出了包含22個字母在內的腓尼基文字。然而，作為字母系統前身的腓尼基文字是不存在母音字母的，22個字母全都是子音，這對於毫無相關體驗的日本人而言著實有些難以理解。舉個例子，同樣從腓尼基文字進化而來的現代阿拉伯文字，其中的28個阿拉伯字母也全都屬於子音。當然，阿拉伯語中母音必然不會缺席，但在書寫時會被省略掉，也就是說平時講話的時候會有母音，而表為文字時則被略去。也正因如此，許多人學習阿拉伯語時在發音和聽力環節上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比如說“L”這個單獨的子音，原本應在母音的配合下組合成“LA、LI、LU、LE、LO”等發音。而阿拉伯語中不會將母音寫出來，所以只看“L”這個字母根本無法判斷該念“LA”還是“LU”。土生土長的阿拉伯人對此早就習以為常，所以就算不標記母音問題也不大。

更要命的是，阿拉伯語也分為不同的方言，相同的文字需要搭配的母音也變化各異。筆者有位研究埃及史的專家朋友十分擅長阿拉伯語，但即便如此他也提到：阿拉伯語方言之間的差異導致許多句子和詞彙表達不一，如果只靠聽的話是搞不懂在說什麼的。幸好，發音的不同並不影響書面表達的一致性，能寫出來的話還是不難理解的。

讓筆者深感字母誕生的同時代性之奇妙的，除了與當今字母系統關係密切的腓尼基文字（聖書體體系）及其衍生文字以外，還有幾乎在同時期出現的“烏加里特字母”［20］。它以楔形文字為原型，並且最終簡化為20餘個字母，與腓尼基文字誕生的時間相差不過百年。和腓尼基文字最終得以開枝散葉的發展歷程不同，後世並未流傳有任何以“烏加里特字母”為原型的進化文字，其罪魁禍首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區流竄的海上民族［21］。當年地中海沿岸城市烏加里特方興未艾，創造出文字的時間也還不長。而前來侵擾的海上民族對烏加里特發出了致命一擊後，整座城市與文字也由此一同消亡在海浪碧波當中。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人為地對複雜且多樣的文字進行簡化與完善，是在前2千紀中期興起的“字母運動”的主流操作方式。

以多神論之身立教、最終又將千百位神靈合為一體的“一神論”，同樣在這個時候姍姍來遲。在此之前，宗教的誕生都並非伴隨著單一崇拜。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抑或古埃及文明中曾存在著大量的神明，其數量級遠超十幾二十位，根據分類方式的不同甚至會以成百上千計。但突然有一天，人群中出現了這樣的思潮：只有這位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神，而其餘的神明都得全盤否定。有關這種思維產生的背景，筆者將會在第5章中著重聊一聊。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著名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對此也開展了相關的研究，他特別想弄明白，為什麼歷史上會突變出這種對人類而言極不自然的現象？

如果單從宗教的變化來看，這種現象的出現確實頗令人感到意外。但若將席捲了前2千紀後半期的“簡化運動”帶來的影響考慮在內，這不過是由龐

大的神明體系所催生出的簡單化傾向罷了。這樣一來，思潮的興起也就不難理解了：文字因其內容之海量，而被儘可能地分類與整理以求簡化；神明領域同樣出現了等級之分，而其中位於頂點的即唯上真神，剩餘的神明皆被棄擲邐迤。

貨幣的出現則來得稍晚一些。前1千紀前期，當各地還在以物物交換或以銅塊和銀塊的量為單位進行交易時，位於東地中海地區的希臘人已經在統一使用貨幣進行物品交換了。交易起源於以物易物，各種生鮮貨品自不必說，即便像小麥這樣易於儲存的食品，過個一兩年依舊會腐壞掉，因此並不適合作為財富進行長期囤積。於是，人們逐漸開始在交易中使用具有價值但永不變質的金屬，其中大多以銅和銀為主。金屬因其不腐之身而頗為便利；但在進行交易時卻不得不多做一步，那就是仔細地測量金屬重量以求價值對等。為了節省這部分的精力，人們將金屬以一定重量為基準重新冶煉並分類後，世界上最原始的貨幣就這樣誕生了。或許也可以說，貨幣其實就是交換價值體系“簡單化”後的產物。

因此無論是字母系統，抑或是一神論和貨幣，它們都在歷史的洪流當中齊頭並進，同時誕生在東地中海世界（嚴格地說，三者各自普及的時間之間隔約有數百年）並向四周不斷普及。當然，從歷史學角度上講，這不過又是筆者的一次假設，但如這般同時期發生的“簡單化”現象或許也是一種提醒和啟發：當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並變得複雜時，是否就會自然地誘發出單一化、簡單化的傾向呢？帶著這樣的觀點去俯瞰歷史，我們就會發現類似的“簡單化”跡象在現代依舊存在，20世紀時電腦的快速普及便是有力的例證。

電腦得以廣泛普及絕非依靠單純的技術進步，“簡單化”傾向實則也是這一程序的有力推手。邁入近代化後，愈發複雜多樣的資訊情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達到了上限的閾值。為了突破瓶頸，記載和傳遞資訊反而逐漸歸為以“0”和“1”構成的二進位制“簡單化”處理方式，電腦的誕生或許也與此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