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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對清代的王元啟有何影響?

  • 由 對古標今 發表于 籃球
  • 2022-07-12
簡介深析王元啟的古文理論,可以看出,他將儒家“辭達”的文學思想奉為圭臬

禮字什麼屬性

王元啟是浙江嘉興一帶的醇儒,謹守儒家思想,因此在創作上,亦深受儒家文學思想的浸潤。儒家文學思想是他古文理論的核心,奠定了其古文創作理論的基礎,他的創作和批評實踐活動都離不開儒家文學思想的指導。

此外,古代散文大家司馬遷、韓愈、歸有光三人的文學思想及古文創作實踐直接影響了王元啟的古文創作,他的古文創作吸納了這三位古文大家的風神和筆法,

他曾說:“僕所心服者,唯龍門、昌黎二家,明時歸有光之文。”

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對清代的王元啟有何影響?

可見,王元啟極為推崇這三位古文大家,王元啟在吸收了他們的文學思想及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古文理論思想。

首先,《史記》高超的敘事手法為王元啟所心服,並運用於創作實踐中。其次,韓愈亦是王元啟的師承物件,王元啟不僅追隨韓愈的儒者之志,也對韓文有極大的興趣。

韓愈的儒者之志對王元啟影響很深,王元啟致力於對韓集進行校注和評點,耗費五十餘載而成書的《讀韓記疑》是他研究韓文的嘔心瀝血之作,

此書亦是後世學者研究韓文的重要參考。

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對清代的王元啟有何影響?

從他對韓文的品評中,可以看出他對韓愈文學思想的承繼和創新。最後,王元啟也吸收了明代散文大家歸有光的古文寫作筆法。

歸有光的文章在明代擬古風氣盛行時獨樹一幟,自出機杼,受到後世的青睞。

王元啟的古文創作亦深受歸氏之文的影響,他的文章頗有歸文的風神,被同代文人學者評價為“今之歸有光”。

王元啟是一位儒者,受家學影響,幼讀儒書,深受儒家經典之澆灌,一生謹守儒者之志,終身勿貳。從待人接物到讀書做學問,

都深受儒家思想觀念的影響,其古文創作理論無不閃爍著儒家文學思想的光芒。

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對清代的王元啟有何影響?

因此,儒家文論傳統對王元啟古文創作理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透過閱讀他的相關論著,儒家“辭達”的文學觀念對其古文理論的構建影響最大。作為一名古文創作者,他吸收了孔子“辭達而已”的觀念,將之運用到了自身創作與批評實踐中。

深析王元啟的古文理論,可以看出,他將儒家“辭達”的文學思想奉為圭臬。在與學生講論讀書作文之法,與友人書信中,王元啟經常論及此,如:“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千古論文,無出此兩言者”、“文章之妙,不過歸於能達而止”。

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對清代的王元啟有何影響?

孔子發出“辭,達而已矣”的先聲,文辭簡練,短短五字,卻深藏大義

。對於其中的大“義”,後世學者也不遺餘力地對其進行了詮釋,析之,主要圍繞“辭”與“達”兩個維度。

一方面,對於“辭”的認識,主要是從“體”與“用”的角度出發,既辭能夠“達”與辭要做到“達”。前者是對“辭”本體功能的認識,後者強調對“辭”的運用,涉及技巧的營造。

關於“辭”能夠達,筆者較為贊同清代潘德輿的解釋,他認為,“辭”能夠達天地萬物之性情,即辭能夠道出“心術義理,人事物狀,”

其中的深微之旨,只有“辭” 能夠將之闡釋出來。

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對清代的王元啟有何影響?

文辭對於表情達意、曲盡事物之妙的功能自不必多言。關於辭的運用,古代學者亦提出了許多的技巧組織之法,都是針對“辭”如何能“達”而發,這裡就不一一贅述。另一方面,辭達的內容,應當是儒家的思想觀念、學說。

後世文人在繼承孔子“辭達”說的基礎上,拓寬了“辭達”說的內涵,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是“理達”,即辭達而理舉,以陸機、裴度為代表。其二是“意達”,以蘇軾為代表,其三是“情達”,以清代的章學誠為代表。

王元啟繼承了孔子“辭達”說,他在《惺齋論文》中言:“昔昌黎稱孟東野之詩曰‘妥帖’,稱樊宗師之文曰‘文從字順’,

皇甫持正之稱元次山曰‘心語相應’,其稱昌黎曰‘章妥句適’。

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對清代的王元啟有何影響?

致宋蘇氏夫子自言其文,則曰‘所向如志’,曰‘意之所到,曲折赴之’。從古魁人傑士,能以其言自立於不朽者,不過歸於辭達而止。”王元啟引用前人的評論來說明何為“辭達”,“妥帖”、“文從字順”、“心語相應”、“章妥句適”都是針對“辭達”而發,

側重點在於“辭”的運用,而對“辭”的運用,目的在於“達意”。

進行文學創作,要把融入作品中的思想情感或意念表達清楚。小到單個的意象,大到文章的主旨,做到“達”,文意才清楚明瞭。和前人的“辭達”說相比,

王元啟的“辭達”說又有了新的涵義。

為了進一步說明“辭達”的重要性,王元啟將“辭達”與“道足”聯絡起來,表現出對儒家文論傳統的繼承。他指出,辭止於意達即可,作者不必擔心資質愚鈍之人的不可解。

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對清代的王元啟有何影響?

如若文意已達,則不必贅述。畫蛇添足,只會削弱文章的藝術表現力,是“道”不足的表現。另外,

王元啟又將辭達與文之“佳美”聯絡起來,表現出了一定的新意。

這裡的“佳美”,應當是王元啟所追求的一種審美藝術境界,結合王元啟的文論思想,我將其總結為追求自然的審美趨向,“辭達”並不意味著刻意雕琢,

為“達”而“達”會讓文章陷入生硬的窘境。

因此,“辭達”的審美取向應是合乎自然的,寫作時要能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讓人無跡可尋。在王元啟看來,作文雖為作者刻意組織,但仍須合乎自然,不露鑲嵌之痕跡。

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對清代的王元啟有何影響?

結合王元啟的創作理論,他所謂“刻意組織”指的是與古文創作有關的立意、遣辭、章法、結構的安排,並非刻意雕琢文辭之意。

為了強調自然的審美取向,他從反面著手,批評了一些模擬古人行文之法的後輩,這些後輩所作文為“達”而“達”,並未學到古人作文的精髓,只知一味摹擬因循,減聲削字以就體,毫無己見,

缺乏真情實感,這樣的文章自然稱不上“佳美”。

王元啟指出,行文要做到合乎自然,斷不可將自己的文辭置於古人行文的框架中,削足適履,不顧意達與否,這樣的文章最終成為無聊材料的堆積。

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對清代的王元啟有何影響?

除了古文創作要注重“辭達”,王元啟還推而廣之,結合孟子“博學而詳說”的觀點,將之發揮到日常生活當中,

創造性地詮釋“辭達”對於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重要性。

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性情都說不清、道不明,吞吞吐吐,昏昏濁濁,必定會對日常交際生活產生不良影響,如他所言:“實驗之於人,其言之格格不能吐者,必其昏濁之甚也。

昏濁之甚者,其於一己之性情,皆茫然不得所主。喜怒哀樂之發,必不能中節,以之待人接物,必不能儲值得其當。

故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此言以求知之明證也。”此外,他深受儒家樂觀的人生態度所浸染,雖處憂患,泰然安之。即使身披汙名,亦不自憐自傷,

而是發憤著書,教書育人,最終留下多種著述,亦培養了大批對社會有用之材。

先秦儒家文學思想,對清代的王元啟有何影響?

總之,王元啟在吸收儒家文學思想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古文創作實踐,提出了自已的古文創作觀點。粗看之,他的古文創作理論似乎零散不整,缺乏體系,但深析之,他的古文理論與儒家文學思想的淵源可見一斑,

儒家文學思想貫穿於其整個古文創作理論之中。

總的來說,先秦儒家文學思想不僅是王元啟古文創作理論的基礎,也是其核心,不僅作用於創作,還指導他的批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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