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為什麼要限薪？這個問題足協想明白了嗎

原標題：中超為什麼要限薪？這個問題足協想明白了嗎

轟轟烈烈宣揚了一段時間，和俱樂部投資人管理者，也有過11月在上海的通氣會，以中超限薪為主要內容的“新新政”，曾一度沒有了訊息。

直到聖誕節這一天，在北京崑崙飯店，有了中超改革方案說明會——這是說明會，不是溝通會，大家理解並且接受就好。

一系列的管理規定明確：未來中超賽季，本土球員新籤合同稅前不含獎金不超千萬人民幣，國腳的薪資有上浮20%的額度，那麼國腳價值就更高了，給人無限聯想……外援薪資不超稅後300萬歐元，外援肯定不能像過去幾年那樣以薪資吸引國際一線球星了。

還有U21球員合同稅前不超30萬人民幣，然後又加上一條：“有如達出場標準不受此規定限制”……操作空間巨大，這就是說一名U21球員，如果在一線隊上場次數足夠，那麼也就不受這30萬人民幣薪資限制。

職業聯盟何時成立？

足協以及中超聯賽諸多工作，在2019年的最後一個月突然陷入了低迷的狀況。

此前承諾和各俱樂部繼續溝通，但會議被取消；中超聯賽2020賽季許多需要落實的準備工作，相關會議被延後；牽涉到聯賽以及各俱樂部商業利益的贊助商供應商會議，被延期或取消……

上至足協，下至各俱樂部，中底層的工作人員最為茫然，不光是不知道此刻和接下來該幹什麼，更要命的，是不知道長久工作方向是什麼。

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知情或不知情的人似乎個個諱莫如深。張力等人領銜的職業聯盟籌建小組，在工作推進中，不論俱樂部還是足協管理層，出於種種原因，工作進展遠未達標。

而足協“出臺”的流程，從根本上就難以讓俱樂部接受——聯賽到底是應該在組建完成職業聯盟後，交由以俱樂部為主體的職業聯盟來執行具體管理，還是像這一波又一波的新政，年年更新，由足協來包攬一切？這簡直成為了一個結果正義和程序正義的辯論題。

聯絡到國足主帥位置高懸，歸化球員數量在增加，但危局中的國家隊是否要增加歸化球員數目的種種猜測，不見寸進。

更有趣的是，歸化球員，法理上都已經承認是“中國人”了，還有在聯賽中部分歸化球員被“當做外援”的說法，更是夾纏不清

。

限薪，能杜絕“暗箱操作”嗎

現在限薪的目標非常明確：中超聯賽超出其營收能力的高投入，已經讓這個所謂的“世界第六大聯賽”，成為了一條收支完全失衡的“地上河”。

以過去幾年中超瘋狂的投入水平，這個聯賽的經營健康程度，根本不具備長久競爭力。所以控制成本、保證聯賽具備長久可持續發展可能性，是必須要完成的一項工作。

然而在具體工作手段上，限薪是否是最好的解決方案？限薪的具體管理辦法，由足協提出，要求各俱樂部執行，最終能執行出怎樣的境況？一條橫亙在戰略目標良好、可執行性低微之間的鴻溝出現了。

20多年來中國足球所謂的職業化改革，有過多次聯賽限薪令，都是由足協推出。但過往限薪不僅沒收到控制聯賽成本效果，反倒滋生了一大堆類似陰陽合同等惡疾，對聯賽的健康化運營沒有其他任何積極效果。

限薪本身，可以當做是聯賽發展階段的一種短期手段，但限薪的約定和執行以及監督，首先需要聯賽主體——各俱樂部之間達成共識，需要俱樂部都能遵守一種遊戲規則之下的公平競爭秩序，並且有沒有直接利益關聯的第三方來進行監督，才可能執行到位。

我們為什麼要限薪？

長久論，對於一個需要更長髮展週期、有志於和國際先進聯賽競爭的中超，限薪只能是權宜之計，而不能作為長久健康的法寶。因為任何一個職業體育聯賽，都是基於人、基於高水平職業運動員的競爭。

適度限薪，能保證整體環境結構更加合理，可是戴上太多“帽子”的限薪，對從業者積極性、對未來想要進入職業足球行業的青少年及其家庭，都會是一種約束乃至打擊。

12月25日公佈的新政，較此前的版本又有調整。有業內觀察者認為，“這是為了修補此前有過的錯誤，而加上的許多修補方案。”此前政策的錯誤內容，是透過修補就能完成的嗎？各種限薪條款裡，又都留有餘地，總有可退卻的通道。

本土球員的千萬頂薪，國腳身份能有20%上浮，那麼之前發生過的國腳身份非常規操作，是否會發生？頂薪之外的比賽獎金，額度有沒有限制？U21球員上場機會，是否也可以透過一些私相授受而獲得擴充？

推出新政，是新一任管理層樹立權威的起點。但如果不在整體結構上，給予聯賽主體應有的尊重，新政的執行效果會讓人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