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唐末五代時期，河東幕府與東面邢、鎮、定等地區關係的探究

唐末五代初，河東節度以東的方鎮主要有鎮州成德軍節度、定州義武軍節度、邢州保義軍節度，成德軍和義武軍是設定較久的唐代舊鎮，而邢州保義軍則是後梁所設定的新方鎮。由於與河東節度毗鄰，因而相互之間的聯絡比較緊密。

唐末五代初時，方鎮割據混戰，河東節度與東面三鎮的關係也是時戰時和，雙方之間的人員往來漸趨頻繁，一批河北士人進入到河東幕府擔任幕僚，

而一些河東幕府的幕僚也透過各種途徑前往河北任職，客觀上，為河東幕府向東發展提供了條件。

主要表現在一是，為共同對付後梁朱溫集團對河北的吞噬，河東與東面三鎮的聯合成為必要二是，隨著北方契丹等少數民族的逐漸強大，並且開始不斷內侵，憑一鎮之力很難應付，因此需要聯合應敵三是，方鎮之間的爭鬥也不時發生，而爭鬥的雙方常常拉攏其他勢力，形成一個個短暫而鬆散的聯盟，而聯盟內部時常有一些人員調動。

一、河東幕府在邢州的發展

在後梁建立以前河東與汴梁爭奪邢州等地的基本情況，而對邢沼地區的爭奪一直持續到了唐亡以後。朱溫稱帝后，為了更好地控制邢洛等地，形成對河東節度的有效遏制，於開平二年建邢州為“保義軍節度，割洛、惠二州隸之”，惠州原為磁州，此時保義軍節度所轄為邢州、洛州、惠州等三州之地。

又以有將帥之才的王檀為“邢州保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次年王檀兼任“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不難看出朱溫的用意，升邢州為一方節鎮，

又以得力大將充任節度使，旨在於河東節度相鄰的地區建立一個穩固的據點，佔據戰略要點。

面對汴梁朱溫集團陳兵於家門之外的危險局面，河東李存瑁也採取了爭鋒相對的措施。李存瑁佔領魏州的第二年，即後梁貞明二年三月先是“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四月，晉人拔洛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洛州刺史”，袁建豐為河東幕府內職人員，可當做河東幕僚人員出幕為官的典型事例。

當年八月“邢州節度使閻寶請以城降，以忻州刺史、蕃漢副總管李存審為邢州節度使”，閻寶歸順河東無疑是對後梁的一個重大打擊，從此以後，後梁不再能威脅河東節度的心臟—太原府，後梁也失去了在河北地區的戰略支撐點，不得不退守黃河沿線，河朔之地都被河東李存瑁實際控制了。

二、河東幕府與鎮州節度之關係

唐末五代初期，王景崇、王銘父子節制鎮州成德軍長達半個多世紀，從唐彭宗鹹通七年“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郭卒，其兄子景崇自稱留後”開始，

到後梁龍德元年“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鎔”結束。王氏累世居於鎮州，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培養了一批文武幕僚。

後來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投歸河東幕府，典型的有符習、烏震、賈馥、孟漢瓊。

符習，“少從軍，事節度使王鎔，積功至列校”，少年時代就跟隨鎮州節度李存瑁在相繼取得魏州、邢州之後，開始經略河朔之地，兵的支援，李存瑁與王鎔結盟。王鎔隨即派符習跟隨莊宗四處征討，雖為鎮州援助之軍，但符習作戰勇敢，絲毫不比河東兵遜色，這也贏得了李存瑁的讚譽。

張文禮殺王銘後，李存瑁以“閻寶、史建塘助習討文禮，乃以習為成德軍兵馬留後”，表現出了對符習這位忠義之士的愛惜，符習後投身河東幕府，以報答李存瑁對他的知遇之恩。後唐建立後，符習歷任

天

平軍節度使、邢州節度使、沛州節度使等，成為河東幕府招攬河北驍勇之士的成功案例。

與符習的經歷類似，烏震原屬河北之人，又在鎮州從軍，“初為鎮州隊長，以功漸升都將，與符習從徵於河上，頗得士心”，在李存瑁軍中與符習齊名，同為鎮州兵之中的精英，在李存瑁幕府中效力，顯示出了勇敢和智謀。

張文禮殺王鎔後，將其家屬扣為人質，烏震在忠與孝之間，不得已犧牲了家人，表現出了其對李存瑁的忠誠。

在這一點上，烏震曾被明代史家唐順之批評過，“

若

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乎”，認為烏震不顧家人老母，舍孝從忠，是一種大不孝的表現。筆者以為明人唐順之的觀點有失偏頗，在當時歷史環境下，武人可選擇的餘地十分的狹窄。那麼盡忠，要麼盡孝，想要做到忠孝兩全是十分困難的。

況且在兩軍交鋒的關鍵時刻，容不得有絲毫的遲疑，為主盡忠就成為武人們的必然選擇。值得一提的是，烏震除了具有衝鋒陷陣、統領三軍的武人特徵外，還“略涉書史，尤嗜《左氏傳》，好為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跡”，在尚武之風盛行的五代時期，武人弄墨確屬少見和難得，也顯示出李存瑁幕府中人才的多樣化。

烏震隨符習討滅張文禮後，相繼被委以深、趙、易、等州刺史，

以及“河北道副招討，遙領宣州節度使”等職，且“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獨有政聲”，為後唐的建立和統治的穩固，極盡了自己的才華。

賈馥是何地人，已經無從考證。其一生大部分時間任職於鎮州幕府，曾為“鎮州節度使王銘判宮”，是王銘節制鎮州時的主要幕僚之一。後來張文禮殺舊主王銘，“時莊宗未即尊位，文禮遣馥至鄴都勸進，自留鄴下”，從這以後，賈馥這位“家聚書三千卷，手自刊校”的才學之士，一直留在李存瑁幕中任職，任何職無從考證。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二月“辛丑，以鴻腫卿致仕賈馥卒廢朝”，為其廢朝一日，也算是對這位文士的褒獎。

自鎮州入於河東幕府計程車人中，唯孟漢瓊最為後人貶斥，堪稱害群之馬，與符習、烏震、賈馥等忠義之士相去甚遠。孟漢瓊“本鎮州王銘之小豎也”，是專門負責服侍幕主的宦官，雖無才無能，但是憑藉善於逢迎而得到李嗣源的信任。

後來“為宣徽使，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直以宮中之命取府庫物不腹關白，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專幹交結權貴，營私舞弊，危害國家的勾當。

明宗以後，相繼投靠秦王李從榮、閡帝李從厚和潞王李從坷，可謂是趨炎附勢。最後落得個被李從坷拋屍路邊的下場。

鎮州節度是河北重鎮，緊鄰河東節度。李存瑁先後控制邢洛、魏博之後，開始專心經營河朔之地，而鎮州處於河朔之北，是李存瑁向南發展的腹地。因此，解決

鎮

州問題是穩定後方進而向南發展的重要步驟。張文禮殺主自立後，李存瑁以此為契機，開始不惜代價地對鎮州展開軍事行動。

河東幕府先後損失了三位大將，史建塘“進逼鎮州，為流矢所中，卒于軍”，李嗣昭“為流矢所中，卒於師”，李存進也“戰段刊幣”，對於河東幕府來說史建塘、李嗣昭、李存進相繼陣亡，無疑是重大的損失。需要說明的是，河東幕府的擴張是以軍事為主要手段的。

因此，雖然河東幕府在人員上受到了暫時的損失，但在空間上，河東幕府的範圍擴大了。

由原本的河東之地，擴充套件到河朔、河北等地，這位吸引人才入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反過來，由於河東幕府在地域上的不斷擴大，各地的人才進入到幕府擔任幕職，客觀上，也推動了河東幕府的發展，並使其不斷壯大。李存瑁據有鎮州以後，“鎮人請帝兼領本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當時鎮州士人想積極投靠李存瑁的態度，這是河東幕府向東擴充套件的成功事例。

三、河東幕府與定州節度之關係

河東節度與定州節度在地理位置上相鄰，唐末五代初，雙方之間發生了許多聯絡，時常有人員之間的來往。

唐嘻宗光啟元年“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熔，惡李克用之強，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侄鄴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為已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

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鉻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

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這段史料中反映瞭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唐嘻宗時期河北諸鎮除了定州節度以外，其餘的各鎮實際上都已經基本脫離了中央對其的有效管轄，使得各鎮之間為了爭奪地盤和利益可以相互攻伐，而朝廷卻無能為力，這也是王處存求援於河東李克用的根本原因。

二是，在王處存節制定州義武軍期間，定州與河東之間的關係是十分友好的，雙方結親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三是，河東幕府由於天然的原因，向西發展有黃河阻隔，向北有契丹等少數民族政權虎視眈眈，向南發展的實力尚顯不足。因此，向東發展就成為了必然的選擇。筆者以為，河東幕府得以發展，並最終滅掉後梁，主要原因是有河東太原這一根據地以及以河北諸鎮作為後方依託。

河東與定州之間的良好關係，在王處直節制定州初期沒有被延續下去。唐昭宗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部遣處直率兵拒之，戰於沙河，為梁兵所敗。兵返入城逐部，部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稿軍，乃與梁盟”，朱溫為了拉攏王處直，進而在河東節度的東面形成牽制，表奏王處直為義武軍節度使。

汴梁與定州之間的這種同盟關係，實際上是十分脆弱的，僅僅維持了十餘年時間，

後梁乾化元年柏鄉大戰爆發後，王處直意識到汴梁有吞併河北之地的企圖後“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柏鄉”，從此以後，王處直幫助河東李存瑁“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顯示出了與河東結盟的誠意。

雙方既結為盟友，難免有人員上的來往，這就為河東幕府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平臺。一些原來在定州節度幕府中擔任幕職計程車人，透過各種途徑進入到河東幕府，並做出了貢獻。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有

豆

盧革、李德休等人。豆盧革的祖父和父親都歷任州刺史，出自唐朝官宦之家。

因唐末社會動盪，“避地螂、延，轉入中山”，豆盧革不得已四處漂泊。後來“王處直禮之，闢於幕下，有奏一記之譽”，進入到了定州義武軍

節度

幕府，掌管幕府中奏章、文書等相關方面的文職工作。由於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對幕府中一些簡單的文書工作顯得遊刃有餘。因而逐漸得到了幕主王處直的讚賞，後為定州節度判官。

後梁末年，李存瑁在佔據魏博，控制河朔，穩定河北地區後，

“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垂相”，豆盧革由此而邁入河東幕府。後來“莊宗即位，議擇宰相，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峙名族，可以為相，獲宗遂相之”，在盧質的舉薦之下豆盧革得以歷仕後唐莊宗、明宗兩朝宰相，是由外鎮轉任幕中任職，又升作宰臣的難得一例。

李德休的出身和早年的遭遇與豆盧革頗為地相似，首先，同樣是唐朝官宦子弟，“祖絳，山南西道節度使，唐史有傳。父璋，宣州觀察使”，而且李德休曾“登進士第，歷鹽鐵官、渭南尉、右補網、侍御史”“，不僅進士出身，還先後在地方、中央擔任過官職，這是與豆盧革的不同之處。其次，同樣身處唐末動亂之世，因而無法再像治世時期那樣在朝中安穩地做官，只得流落到河朔之地。

最後，同樣為“定州節度使王處直闢為從事”，進入到義武節度使幕府中任職。至於所任何職，薛史本傳中沒有提及，在後唐同光元年四月李存瑁即皇帝位時記載到“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為御史中垂”，由此可知，李德休在定州義武軍事王處直幕府中曾任掌書記一職。

由王處直幕府調任河東幕府後，隨著後唐的建立，李德休得以再次到朝中為官，歷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最後以禮部侍郎致仕。

總結

豆盧革與李德休二人是由定州王處直幕府進入到河東幕府的代表人物，史籍中記載的也較為詳實。可以想見，定州兵長期與河東軍聯合作戰，雙方不見史籍記載的人員流動應該具有相當的規模。這種流動直接推動了河東幕府在河北的發展，一些有勇有謀之士被招攬到河東幕府，黃河以北地區河東幕府為中心的發展趨勢漸趨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