棟棟說北宋：完顏崛起——女真帝國的建立對東亞政局帶來的衝擊

公元1161年，對於經歷了漫長金宋拉鋸的中原大地而言還算是一個風調雨順的好年頭。來之不易的和平雖然短暫，卻已令飽受戰亂之苦的蒼生黎民沉浸期間。即便是十餘年前女真騎兵蜂擁南征的景象，此時已宛如隔世。但苟且偷安的人們並不知道，他們所擁有的一切，很快便將伴隨著時任金帝國君主完顏亮驅策的百萬大軍所碾碎。

如平靜的湖泊般散佈於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諸部，為何能在11世紀初迅速崛起為一股空前強大的力量，至今史學家們似乎仍未能有一個統一答案。但這股力量在釋放之際所造成的破壞，卻是有目共睹的。公元1114年，完顏部酋長阿骨打以女真諸部盟主——“都勃極烈”之名，於松花江支流拉林河起兵反遼。此後僅用了不到八年的時間，號稱“滿萬不可敵”的女真鐵騎便吞噬了幅員廣袤的遼帝國，令昔日宗主——契丹人屈膝成為了自己的奴僕。

金帝國的橫空出世，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絕對是足以令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的“大事件”。但完顏阿骨打的族人們卻根本不給瞠目結舌的世人以喘息之機。於公元1125年揮師南下，在短短兩個寒暑之間，便將經濟、文化獨步亞洲的趙宋皇朝驅逐到淮河、秦嶺以南。這段歷史為後世漢族史學家們稱為“靖康之恥”。

面對“人如龍，馬如虎，上山如猿，下水如瀨”的女真精兵，長期養尊處優的中原士大夫階層被嚇破膽。如張邦昌、劉豫等甘當金帝國的政治傀儡者有之，如黃潛善、汪伯彥等倉皇南逃者有之。即便是力主抗金的呂頤浩、張浚等人，也往往由於短於軍略而屢遭敗績。但就在各條戰線節節敗退的情況之下，王彥、韓世忠、岳飛、吳玠、吳璘等一大批年輕的職業軍官卻逐漸成長為了宋金戰場上的中流砥柱。

擁有近百萬軍隊的遼、宋兩國，之所以在相對落後的女真諸部聯盟面前表現的不堪一擊。除了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外，軍事制度上的差異也是引發一系列“化學反應”的誘因之一。首先在動員體制上。女真聯盟雖然最初採取的仍是“壯者皆兵……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取備焉”的部落形式。但隨著完顏阿骨打起兵攻遼，女真軍隊隨即形成了名為“猛安、謀克”的組織體系。雖然從部屬的數量來看，“猛安”相當於千夫長，“謀克”相當於百夫長。但隨著在反遼戰場上不斷的攻城略地，女真諸部聯盟迅速將這一單純的軍事編制，轉化為軍政合一的地方管理制度。

按照《金史·兵志》中的說法，完顏阿骨打以公元1114年首次確立“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後世對這一改革給出的最精準的評價，莫如民國戴錫章先生所謂的“一如郡縣置吏之法”。透過將昔日部落時代的“猛安、謀克”制度引入佔領區，女真聯盟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高速動員系統。在“內收遼、漢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的情況下，金帝國的戰爭機器以幾何倍增的速度迅速膨脹。

特別是在佔據富庶的遼西及河北、山西之後，金帝國更以幾近竭澤而漁的形式簽發當地漢族壯丁從軍。對於敵方“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的強行動員模式，趙宋王朝毫無辦法，只能指望這種“使遠近騷動，民家丁男，或盡取無遺”的制度能激發當地漢族百姓群起抗暴。但女真大軍推進的過程中展開了瘋狂的劫掠：“虜騎所至，惟務殺戮生靈，劫掠財物，驅擄婦人，焚燬屋舍產業”。河北、山西等地的漢族百姓自發的抵抗在血腥的鎮壓下被一一撲滅，面對生存的壓力，無數漢族壯丁只能選擇為虎作倀，成為“衝冒矢石，枉遭殺戮”的“剃頭籤軍”。

當然，對於金帝國的統治者而言，大量被裹挾的契丹、漢族壯丁只能是擴大戰果的有益補充和血腥拉鋸的消耗品。在與遼、宋交戰的過程中，女真諸部聯盟始終維持著一支頗為精銳的重灌騎兵作為撕裂對手防線的矛尖。公元1140年的順昌前線，一個名為楊汝翼的南宋隨軍文人曾如此記述他所目睹的女真重灌騎兵：“甲兵鐵騎，陣列行布，屹若山壁”，而其中最為精銳的莫過於被南宋軍民稱為“四太子”的完顏宗弼的近衛牙軍。這支由三千名“皆重鎧全裝”的騎兵所組成的部隊，據說在金帝國內部被稱為“鐵浮圖”和“扢叉千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