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課堂|私自上樹摘楊梅墜亡案宣判：法律應是公序良俗的“兜底條款”

一起最近宣判的案件，重申了一個常識：法律應是公序良俗的“兜底條款”，司法絕不允許守法者為“小惡”買單。

1月20日，廣州中院對“老人景區擅自上樹摘楊梅摔死案”再審宣判。本案中，廣州市花都區某村是國家AAA級旅遊景區，村委會在河道旁種植了楊梅樹。六旬村民吳某私自上樹採摘楊梅跌落身亡，家屬遂起訴村委會承擔賠償責任。此前，一、二審曾以雙方均有過錯為由，酌定村委會承擔5%的賠償責任。而再審判決明確認定村委會不存在過錯，駁回了吳某近親屬要求其承擔賠償責任的請求。

案件一經宣判，就收到了輿論的積極肯定。筆者看來，這是由於它說清了一個問題，維護了一種常識，站定了一種立場。

首先，本案對一個核心法律問題給出了有力回答：村委會是否負有保障侵權者安全的作為義務？用更通俗更具體的話說，它應不應當採取措施，幫助偷摘楊梅者防範安全風險？這個問題看似滑稽荒唐，但其實在公眾、甚至一些法律人中也有誤讀。比如，有的人不適當地擴大了安全保障義務的客觀範圍，使其從一種評價管理者是否履行應盡義務的標準，成為一種確定的責任界限：只要是在場所內發生的一切損害，管理者都理應賠償。按照這種邏輯，一切在先的合法行為，都成了對違法行為的引誘。正是這種搞混了“條件”和“原因”的解讀，催生了“未防止偷摘導致摔傷”的荒謬主張。

回擊這種奇談怪論，只需引用判決原文。“村委會作為該村景區的管理人，雖負有保障遊客免遭損害的義務，但義務的確定應限於景區管理人的管理和控制能力範圍之內；村委會並未向村民或遊客提供免費採摘楊梅的活動，楊梅樹本身並無安全隱患，不能要求村委會對景區內的所有樹木加以圍蔽、設定警示標誌”。簡而言之，管理者的安保責任，應當限制在遊客對景區資源的正當合理用途之內，無需苛刻到在每塊樹上掛牌提醒“請勿攀爬、彎折、摩擦、偷摘、用於生火、搭建構築物，以免受傷”。

其次，本案透過重申常識，用情理熨平了爭議。在筆者看來，這起案件的輿論熱度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近年來，部分熱點事件激活了一種隱現的焦慮：這世道，是不是好人吃虧，“壞人”得利？社會擔心，通情達理者求助無門，無理取鬧者一路暢通；仗義執言者反受其咎，違法加害者人人畏懼。如果形成了“違法成功大快朵頤，違法失敗有人買單”的局面，是法治的恥辱，更是常識的危機。人們無比期待，司法成為以公正的時代精神，穩定世道人心的定海神針。

人民法院的判決，再次對人民的法治願景給予精準迴應。本案判決認為，“吳某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應當充分預見攀爬楊梅樹採摘楊梅的危險性”。法院明確指出，“吳某因私自爬樹採摘楊梅跌落墜亡，後果令人痛惜，但行為有違村規民約和公序良俗”。儘管吳某的不當行為不應招致身亡的慘痛後果。但是，不能以行為後果去倒推原因，更不能因為超出預期就違反道德常識，硬拉不相干的人、甚至是法律上的受害人來“平衡損益”。

最後，本案充分體現了法律和司法維護社會道德、守護社會底線的立場。原審判決村委會承擔5%的責任，數額其實只有4。5萬餘元，這對死者家屬固然有所安慰，但卻迴避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法律的準衡是“二進位制”，只有是與非。為了美好意願的一點點讓步，就可能對社會造成巨大損害。固然“人命關天”，但司法的天平上裁量的不只是結果，更是原因，唯一的刻度只有法律。司法不會強令行善，但也不允許有人逾越最底線的社會秩序。在再審判決中，筆者彷彿讀到了裁判者的決心：我同情你，但我無法支援你。這樣的“固執”何其寶貴，因為它宣告了司法的核心功能不是“維穩”，而是為社會守護一個值得嚮往，更值得為之奮鬥的秩序。

在筆者看來，這樣一份情法理兼備的判決，傳遞出三重祝願：願逝者安息，願法治長在，願世事清平。在人心的幽深之處，它點亮了法律的光。

原標題：《微信課堂|私自上樹摘楊梅墜亡案宣判：法律應是公序良俗的“兜底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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