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碎唸的魯迅愛記日記

一般認為，既然是大文豪，魯迅的日記當然也是高大上的。不過看過之後很多人會大吃一驚：這也是日記？這樣的日記誰不會寫？

是的，魯迅的日記說的好聽點就是流水簿子，說的不好聽就是碎碎念：幾乎什麼事情都記，例如他愛吃的點心、牙痛、肚子痛，收到別人還的幾塊錢等等。有時大概是實在無事可記或者心情不好但多少要寫幾個字，於是日記中就出現了“無事”這兩個字，而且這隻有兩個字的日記在魯迅那裡還有很多。

這樣的日記確實只要認得幾個字的人，都會寫。

不過，能夠像魯迅那樣連續寫日記幾十年不中斷，恐怕就不容易了。除了受戰亂的影響有短暫中斷外，魯迅的日記一直寫到臨終前兩天，估計最後實在是寫不動了，才停止。這份毅力和堅持，估計很多人都做不到。

1912年5月，魯迅從故鄉逃離，獨自來到北京任教育部職員，從此開始寫日記，具體開始的時間是5月5日。當時他住在紹興會館中，一個南方人來到北方，只是為了逃離沒有愛情的家庭，其心境也只有“孤寂”一詞可以形容。

在該年日記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文字：

“枯坐終日，極無聊賴。”

“苦望二弟信不得”。

“購一小白泥爐，熾炭少許置室中，時時看之，頗忘旅人之苦。”

這一年的中秋節，按公曆是9月25日，魯迅與好友許壽裳等一起飲酒聊天，直至十點方歸，“見圓月寒光皎然，如故鄉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餅祀之不”（魯迅該日日記），其思鄉之情顯而易見，與其後來對故鄉的冷漠乃至對故鄉人們的嘲諷形成鮮明對比——魯迅小說中以故鄉人物原型創作出來的那些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似乎沒有一個給以正面肯定和讚頌，即便是閏土和祥林嫂亦然，更遑論其他如阿Q之流。彼時的魯迅，距離“吶喊”之日還有很多年，他還是需要憑藉“時時看之”來減輕內心的寂寞，驅除瀰漫他四周的那無邊的悲涼。好在，婚姻不幸福的他還有一點可以作為感情的寄託，那就是尚可從家庭中獲得些許溫暖——與二弟周作人的通訊成為支撐魯迅繼續教育部枯燥單調生活的強大動力，一句“苦望二弟信不得”就是最好的證明。在很長一段時間，周氏兄弟的書信往來維持在每月各寫給對方7-12封的水平，這個數字在郵政速度緩慢的一百年前是驚人的。其實這多少有些悲哀，早已結婚的魯迅更應該盼望的是妻子朱安的信。可惜朱安不識字，更重要的是兩人根本沒有什麼感情可言，魯迅日記中曾經記錄有收到朱安來信，魯迅的評價只有兩個字“頗謬”。夫妻之間的感情聯絡如果到了給予“頗謬”評價的地步，也就不說也罷。

讓我們好奇的是，看看魯迅等人在新文化運動中寫下的那樣慷慨激昂的文字，再看看他們在日記或寫給親友書信中那樣情緒低落的感傷文字，真有些不能相信它們出自同一人之手。只有一點可以確認：這些文字都是他們思想情感的真實記錄與表現，只是維繫這兩種文字之間的纖細脈絡，很長一段時間被人們忽略了。其實，民國初年的文人，在被時代裹挾著進入新時代的時候，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經受的一切變故，都會對他們以後的文人生涯產生巨大影響。魯迅、錢玄同和吳虞等在新文化運動中不約而同發出的對吃人禮教的控訴，正是他們在民國初年至五四運動爆發這幾年日常生活中一直受到壓抑的必然結果。他們不需要長久的卻是無聊的人生，而是需要一個偉大的爆發、一個輝煌的瞬間，因為“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

更加嚴重的問題在於，如何把潛藏已久的激情抒發出來，又如何在激情之後再次回到日常生活的無聊與單調之中，是否“曾經滄海”就必然“難為水”？魯迅在五四退潮之後的“彷徨”告訴我們，如果無法擺脫日常生活沉重的束縛，則即便有了偉大的爆發，也有可能被日常生活的河流吞沒。因為日常生活的實質就是引導人們不斷走向絕望，而盡頭就是死亡——而且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悄無聲息的死亡，只是沒有痛苦——真的沒有麼？

就魯迅而言，他對慶祝各種節日一直不太熱心，例如他曾經說：“……明年的元旦，決不會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過給人事藉此時時算有一個段落，結束一點事情，倒也便利的。”且看1913年的元旦也即魯迅到京後的第一個元旦是如何度過。在日記中魯迅這樣寫道：“一日，晴，暖。上午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發。午後同季市遊先農壇，但人多耳。回看楊仲和，未遇。夜以汪氏 、孫氏兩輯本《謝承書》相校，盡一卷。”而據魯迅日記，在前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魯迅也不過是和許壽裳等人一起上街購物吃飯飲酒而已。

這一年元旦是官方所定之“共和大紀念日”，當時的內務部設在先農壇的文物儲存所免費開放，酷愛收藏的魯迅當然不會錯過，和好友許壽裳一起去看。但魯迅最難度過的還是夜晚，尤其是節日之夜，所以儘管元旦，魯迅還是以校對古籍來打發這寒夜中無邊的寂寞。

再看魯迅筆下的春節。1917年1月22日，魯迅在日記中這樣描述自己是怎樣度過大年三十的：“舊曆除夕也，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相對他在小說《祝福》中所寫的舊曆除夕的熱鬧，這差異真是巨大：“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沉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著一聲鈍響，是送灶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裡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

可以想見的是，1917年的北京，除夕之夜也同樣會爆竹聲聲，不知聽到這聲音的魯迅，是如何依賴抄碑度過那漫漫長夜？好在半年之後錢玄同就開始經常到魯迅這裡鼓動他投身於新文化運動，魯迅的寂寞不會太久了。

那麼1917年1月22日的錢玄同又在想些什麼呢？看看他這一天的日記吧：“今日為陰曆除夕日。自袁政府制定以陰曆元旦為春節以來，學校中至今遵行。……前此用陰曆之日改用世界通用之陽曆，此陰曆便當廢棄。……民間習慣沿用已久，一時舊習殊難盡除。”看來錢玄同對於傳統力量的頑固還是很清楚，雖然他後來特別偏激。而據他該日日記，他自己在除夕之夜也還是要去哥哥那裡團聚，不但一起吃年夜飯，而且還是要拜祭祖先。從錢玄同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在北京期間每逢長兄錢恂和長嫂單士釐生日，他都必去看望，有時還要請他們吃飯。對於長兄所提出的大家族或親戚之間的聚會，他也總是參加。長兄去世後，錢玄同也還是按照禮傳統儀穿了孝衣。就這一點來說，他和魯迅甚至和吳宓、梅光迪等反對新文化運動者一樣，都有理性和感性的衝突。在骨子裡他們都還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且為其很多方面的內容所深深陶醉，內心深處對春節、中秋等傳統節日的眷戀就是證明。

而遠在四川且被剝奪教書資格只有以為他人寫判詞為生的吳虞，也不時感覺到一種莫名的肅殺之氣瀰漫起周圍：“夜半約四鼓，聞嗚嗚之聲甚久。或曰鬼聲？或曰非也。”（引自該年9月12日吳虞日記）

1912年10月12日，大洋彼岸的胡適在日記中寫下這樣的文字：

得家書（11號），知二哥新喪愛妾，所遺子女數人，無人撫養。我兄此時處境當有非人所能堪者，作書慰之，並勸其歸。寫至“羈人遊子，百不稱意時，當念莽莽天涯中尚有一個家在”一語，不禁悽然欲絕者久之。

顯而易見，僅僅看這些文字，我們根本無從斷定日後他們誰會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誰會成為所謂的“保守派”。這些進入民國時代的文人，儘管其處境和個人經歷有很大差異，但骨子裡散發出傳統中國文人的悲天憫人和感時傷懷氣息，卻是驚人的一致。在他們的日記中，似乎很少能感覺到民國與之前那個逝去朝代的巨大差異，似乎時光的流水一刻也沒有中斷，而一個王朝的滅亡所產生的巨大震盪，也好像並沒有真正影響他們對人生意義何在的困惑與悵惘。

自然，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他們都該算是民國時代的新知識分子——只因他們大都有留學國外的經歷，極少數沒有出國者也對西方文化有較多的接觸與瞭解，這與晚清時代的舊文人如沈增植、鄭孝胥、陳三立等已經截然不同。那麼，決定他們日後走向不同道路並最終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對立兩派的，又是什麼？困居於北京紹興會館的魯迅，與在成都每日編寫判詞的吳虞，又如何日後會在控訴“吃人禮教”方面達到驚人的一致？更有意思的是，胡適在其日記中明確指出，梅光迪對其白話改革實踐一開始是持贊同態度，只是在胡適嘗試用白話創作詩歌后，梅光迪才堅決反對。而胡適的寫白話詩之動因，其實源於他們幾個同學的一次遊玩經歷，胡適自己也承認這只是一個偶然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梅光迪在那種境況下，也很有可能用白話寫一首打油詩出來而胡適也不是沒有可能對梅氏此舉給予嘲諷（從其日記中可知，在此之前胡適一直是寫文言古詩，甚至有時為自己寫得太少而惋惜。其水平也是不錯的，至少可以算是規範），如此則白話詩的產生和發展歷史可能和今天很不一樣。另一位“學衡派”的大將吳宓，也在日後表示過類似的感嘆，並把所有這些歸因於命運：“然按後來事實之因果論之，則宓若在1918-1919學年，仍留勿吉尼亞大學，而不來到波士頓轉入哈佛大學，則與梅光迪君在美國末由相識，無從接受其反對陳獨秀、胡適新詩、白話文學、新文化運動之主張，並不獲由梅君導謁白璧德先生，受其教，讀其書，明其學，傳其業，則後來必無《學衡》雜誌之編輯與出版。而宓一生之事業、聲名，成敗、苦樂，亦必大異，而不知如何。總之，一切非人為，皆天命也。”

看來，日常生活的每個生命或者歷史事件在其成長曆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偶然因素，決定著影響著它們的未來發展道路。每個生命就其本質而言其實都是一樣，在最初它們各自分散於世界的一隅，互不相識。而偶然事件的發生，促使它們從不同的地點會合到一起，然後或者各奔東西，或者永不分離。至於哪些屬於日常生活中令人激動的微光，哪些屬於人生歷程中漫長而無聊的日子，本來冥冥中自有定數，其實是說不清楚也不必清楚的。

可是，一旦這些日常生活與文人、與他們的寫作活動結合在一起，那就大不一樣，那就很有意義也很有研究的必要——因為文人與常人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他們可以隨時從日常生活中抽身出來，反觀自身及其所處的生活，並把它們提升到詩意的層次，給無聊的生活增添幾分亮色。在這意義上，寫作對於魯迅就不僅是使命，也是手段——藉此排解日常生活中的不幸或煩惱。

例如魯迅途經香港時曾遭到海關檢查人員的無理搜查，他隨聲攜帶的書箱被翻得一塌糊塗。更令魯迅氣憤的是船上的茶房將這野蠻的檢查歸咎於魯迅，說魯迅太瘦，所以他們懷疑魯迅是販鴉片的。魯迅對此無可奈何，所能做的也只有寫一篇雜文發發牢騷而已。日常生活中這樣的事情確實常常發生，俗語“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基本上就是說的這種情況。但我們又能怎麼辦？是的，你可以憤怒，可以體會到那種刺痛你尊嚴傷害你人格的羞辱感，只是你沒有機會反抗：不僅因為它很快就消失，而且因為新的羞辱和煩惱又一次產生。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會一直在意這樣的羞辱，因為它太短暫太平淡也太頻繁。對於很多人而言，這只不過是在其無聊和單調的生活中激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只不過是像被蚊蟲叮咬一口那樣短暫的疼痛。在我們內心幾乎感覺不到它曾經發生，太多這樣的羞辱已經讓我們麻木。可是，如果我們對所有這樣的羞辱都敏感都在意都無法忍受，我們又該怎樣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魯迅的回答就是也只能是：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