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沈從文、陳翰笙、夏丏尊是如何當老師的

每個人的成長道路上，總有一兩位令你難忘的老師，他們或如春風化雨一般循循善誘，或作為良師益友替你解惑，或已德高望重卻甘當孺子牛。

其實，很多名人也曾是老師，今天是教師節，就讓我們透過文字，來領略老師們的風采，也祝天下的老師們節日快樂！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節選）

汪曾祺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西南聯大的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中文系的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概論、文學史（分段）……是必修課，其餘大都是任憑學生自選。詩經、楚辭、莊子、昭明文選、唐詩、宋詩、詞選、散曲、雜劇與傳奇……選什麼，選哪位教授的課都成。但要湊夠一定的學分（這叫“學分制”）。一學期我只選兩門課，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種地步。

二十歲的沈從文

創作能不能教？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很多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們當時的系主任羅常培先生就說過：大學是不培養作家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沒有上過什麼大學。他教的學生後來成為作家的，也極少。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現在能算是作家的，也還有那麼幾個。問題是由什麼樣的人來教，用什麼方法教。現在的大學裡很少開創作課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教。偶爾有大學開這門課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創作靠“講”不成。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己“寫”。沈先生把他的課叫做“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後。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讓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贊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麼”，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麼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麼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做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鍊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前已說過，他大都是看了學生的作業，就這些作業講一些問題。他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但並不去翻閱很多參考書。沈先生讀很多書，但從不引經據典，他總是憑自己的直覺說話，從來不說亞里斯多德怎麼說、福樓拜怎麼說、托爾斯泰怎麼說、高爾基怎麼說。他的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有些學生聽了一堂課，往往覺得不知道聽了一些什麼。沈先生的講課是非常謙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臺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譁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聽“懂”了他的話，——聽“懂”了他的話裡並未發揮罄盡的餘意，你是會受益匪淺，而且會終生受用的。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話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講課時所說的話我幾乎全都忘了（我這人從來不記筆記）！我們有一個同學把聞一多先生講唐詩課的筆記記得極詳細，現已整理出版，書名就叫《聞一多論唐詩》，很有學術價值，就是不知道他把聞先生講唐詩時的“神氣”記下來了沒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講課時的精闢見解記下來，也可以成為一本《沈從文論創作》。可惜我不是這樣的有心人。

沈先生關於我的習作講過的話我只記得一點了，是關於人物對話的。我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早已忘記乾淨），有許多對話。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我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儘量寫得樸素。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真實。

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

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

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裡，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餘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於人物，不能和人物遊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麼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裡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我以為沈先生這些話是浸透了淳樸的現實主義精神的。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

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麼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後感也都沒有儲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可惜！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

記得我寫過一篇不成熟的小說《燈下》，記一個店鋪裡上燈以後各色人的活動，無主要人物、主要情節，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紹我看了幾篇這樣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學生看看別人是怎樣寫的，自己是怎樣寫的，對比借鑑，是會有長進的。這些書都是沈先生找來，帶給學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裡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

沈先生就是這樣教創作的。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教創作。我希望現在的大學裡教創作的老師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試一試。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為了防止超重太多，節省郵費，他大都把原稿的紙邊裁去，只剩下紙芯。這當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戰時期，百物昂貴，不能不打這點小算盤。

沈先生教書，但願學生省點事，不怕自己麻煩。

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奪金標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得了，捲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夾了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沈先生做事，都是這樣，一切自己動手，細心耐煩。他自己說他這種方式是“手工業方式”。他寫了那麼多作品，後來又寫了很多大部頭關於文物的著作，都是用這種手工業方式搞出來的。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上午

跟陳翰老學外（節選）

徐方

去之前聽孫伯伯講陳翰老已經80歲了。由於害青光眼，視力僅剩0。02，除了能分辨白天黑夜和眼前晃動的人影外，其他什麼都看不見。想象中的翰老是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可見面後完全出乎意料。他頭腦清晰，談笑風生。母親把孫伯伯的文章交給他，請他提意見後寄回去，並講了孫伯伯的住址。他說：“知道了”。母親感到奇怪，問為什麼不把地址記下來？他說已經記在腦子裡了。母親大為驚歎，說：“您這麼大歲數了，記性居然如此之好！”伯伯一聽不樂意了，說：“我不算大呀。”他詼諧地指指我，說：“也就比她略大一點兒。”那年我22歲。看到伯伯這樣幽默風趣，剛進門時的緊張拘束一掃而光。接著他問起了我的學習情況，說：“待會兒正好有個初級班，你先來旁聽吧。”就這樣，我成了陳翰老的學生。

本文作者在接受陳翰老的輔導

當時翰老一共教四個英文班，一個初級，兩個中級，一個高階。每班五六個人。我們每週上兩次課。在初級班試聽兩次之後，伯伯說：“根據你的程度，可以進中級班了。”於是我升了一級。

伯伯上課從來不用課本。具體方法是：先讓每個學生提出一個自己感興趣的話題，然後大家舉手表決，選出多數人感興趣的話題。伯伯當即根據這個題目做一篇英文短文。他邊想邊說，我們將其記錄下來。遇到不會寫的生詞，他便耐心地講出拼法。記得當時我們出的那些題目古今中外、五花八門，如：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何香凝畫虎、陳納德與陳香梅、天堂與地獄、關於走後門兒……每當伯伯根據當天的選題口述英語短文時，我都為他那淵博的學識、驚人的記憶感嘆不已！接下來他就這一話題組織四個中文句子，讓我們帶回去翻譯成英文。第二次上課時，每個人要把上次學的短文背誦出來，然後伯伯逐字逐句地幫我們修改漢譯英句子。接著又是選出當天的話題。如此週而復始……伯伯解釋說，他之所以這樣教，是因為背誦好的文章可以培養語感，這是學習任何一門語言的捷徑；而透過修改翻譯的句子，能使學生學會如何遣詞造句，用地道的英語表達思想。一次陳伯伯的妹妹陳素雅阿姨談起他的教學，說：“上課時看上去是他考你們，實際上更是你們考他。誰見過哪個老師教英文不用教材，每次都能根據學生出的題目即興寫作的？！”

我們的課堂氣氛很活躍。伯伯特別注重民主、平等，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自從進了這個班，我眼界大開，不但學了英文，還長了許多知識。更重要的是，在潛移默化中，向伯伯學習如何做人。

一次，到了該去上課的時間，可外面卻下起瓢潑大雨。我有些猶豫，不知是否還要去。母親看到後說：“當然得去。陳翰老這樣不辭辛苦地教你們，哪有因為下雨就不去的道理？！”於是我撐了把大傘直奔伯伯家。到了之後，發現那天只去了我一個，以為肯定不上課了。剛要告辭，伯伯卻招呼我說：時間到了，咱們上課吧。就這樣，他一對一地教我，像往常一樣地認真、一樣地耐心。我心裡暖乎乎的，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

1977年秋，國家決定恢復高考。經過十年“文革”，無數被擋在大學校門外的年輕人摩拳擦掌，準備一試。伯伯要求班上凡符合條件者都要報考。我當時很猶豫。一是想到自己“文革”前只上到小學五年級，後來雖經過一番自學，可總感到各方面基礎太差，一點兒信心也沒有；再者，當時工作單位在蘭州，若參加高考，還得趕回去。一旦考不上，失去在北京學習的機會不說，別人會怎麼看？我跟伯伯談了自己的顧慮。他一聽就急了，直跺腳，說：“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怎麼會想到放棄？！是不是沒錢買回去的火車票？要是的話，這錢我出了！”我從來沒見過他發這麼大的火，心裡特別不安，趕緊說：“您別生氣，我一定考。”伯伯幫我最終下了決心。

結果我們這個班全體都報了名。考期將至，伯伯決定停課，讓大家全力備戰。最後一次上課，同學們想到今後很可能各奔東西，心裡依依不捨。有人提議搞個告別宴會，馬上得到熱烈響應。伯伯隨即口述了一篇短文，題目就叫 Farewell Party （《告別宴會》）：We are thinking of a farewell party …… 大意是：我們在醞釀搞一個告別宴會。不久之後，班上全體同學都將奔赴考場。希望很快能在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廣州中山醫學院等院校見到我們的同學……（文中提到的幾個學校都是班上同學所報考的。作者注）

兩個多月後，當我接到蘭州大學外語系的錄取通知書時，激動萬分，馬上向陳伯伯報告這個好訊息。沒過幾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除表示祝賀外，還附有一張表，上面列出英語班上考取大學者的名單。那年他的學生中有20人參加了高考，結果竟考上了18個，且多為重點大學。錄取率90%。這在當時是相當高的。要知道，那年高考全國平均錄取率僅為3。4%。

高考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而我竟險些與其失之交臂。每當想到這些，心裡對伯伯都充滿了感激之情。

悼丏師（節選）

豐子愷

夏先生與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後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鑑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矇、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到請願，也許暗嗚叱吒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你設法了。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講臺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嬉皮笑臉，同他親近。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實在感激他，敬愛他。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後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夏丏尊先生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辭職閒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係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的緣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體，雲遊四方，和夏先生彷彿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範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嘆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優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歷史小說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嘆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他只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裡，這二位導師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與“媽媽的教育”。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麼，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解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因為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

1946年5月1日於重慶客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