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下海容易上岸難，民營企業家的三種死法！

馮侖是幹什麼的

馮侖被稱為“地產界的思想家”，對民營企業發展和思考，具有總結性指導。對中國民營企業來說，最大的考驗是收場，而不是開場。他們最羨慕的就是有完美結局的老闆。民營企業因何而死？死亡率最高的又是哪一種？

凡是做了20年以上的民營企業，他們現在的心理狀態除了有豐富的聯想情感以外，更重要的是一顆破碎的心。這20多年來，這些民營企業大部分是家破人未亡、妻離子不散、苦大沒有仇。

經過了20多年的折騰，他們現在的心理狀態就是：不能相信什麼，也不能信任什麼；不能不相信未來、也不能不相信歷史，基本上屬於非常矛盾的混合體。對於所有的過往留下的記憶，其實美好的也不是很多；對於未來，他們仍然有憧憬，但是已經打了折扣。

他們最羨慕的就是被稱為中國民營企業教父柳傳志的故事：

從體制內出來做生意，赤手空拳創業，40多歲開始創業到企業做到全球最領先，然後最後控股公司上市；家庭和睦、子女也很有出息，在商業的江湖上開始攪動起另外一片天空；人生很完美、朋友非常多，沒有敵人。

我發自內心地說，我認識他20多年，他的結局算是非常完美的。

那個年代的民營企業都在想著怎麼有個好的結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件事開始很容易，有好的結局不容易。

你看在商業上，辜振甫一生追求一件事，就是下臺的時候轉身要優雅，可惜最後也沒能如願。所以對老民營企業家來說，最後的考驗是收場，而不是開場。大家看媒體上的相關新聞，要麼就是賣了，要麼就是轉型，要麼就是退休，要麼就是收購，總之都是和退場有關係。

那麼退場以後做什麼？每個人就開始規劃如何為自己活，因為在做企業的時候，他們都是在為股東、為社會、為員工，常常很被動。我不知道大家有沒看過一個廣告，說“老闆不哭”。當你們在領工資的時候，你們的老闆可能正含著淚在貸款協議上簽字，借錢發工資。

所以王石總說要“換個活法”。“換個活法”的意思是怎麼讓你的人生更豐滿，開拓你人生新的事業天地。王石他們的想法是70歲以後去阿拉善的沙漠上駐地。這就是換一種活法，與錢無關，只關乎自己的夢想和情懷、自己的身體健康。

今天我們要緬懷那些30年來為民營事業的發展犧牲的朋友。民營企業有很多“兩院院士”，一進法院、二進醫院。我們時常想起他們為什麼會犧牲，除了他們自己不注意身體，更多的是因為其他的社會原因、制度原因、體制原因。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呢？他們本來也該坐在車裡，但是卻只能在“彼岸”休息。我們對這些民營企業除了緬懷，還要反思一下他們的死因。因此我們總結出他們的死因，大體上屬於三種：

死法一：政商關係

由此造成的死亡率是第一位的，特別是那些規模大、影響力比較大的企業。當年關於馬雲創辦的湖畔大學到底上什麼課，他本人提了一個建議，大家都很贊成，就是研究民營企業的死亡。把死亡研究清楚了，剩下的都是光輝的前程。而其中被研究最多的就是政商關係。做企業的首先把政商關係這種死亡陷阱避開了，就至少能多活5年。

政商關係導致的死亡率為什麼這麼高呢？因為我們現在正處於社會轉型的時代，市場經濟正在由一個野蠻生長的狀態進入到一個法制秩序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磕磕碰碰在所難免，能夠做到善終的、毫髮無損的人太少了。

比如說

牟其中（曾為大陸首富）、褚時健（中國菸草大王）、

邱興隆（法學鬼才）、

劉永好（新希望集團總裁）

等

，都曾經因為投機倒把罪被關或被告，因為當時只要你賣的東西不是自己生產的，從甲地賣到乙地還加價的，就都是投機倒把。今天大家無法理解，因為這些現象太多了，可當時這會被定罪，這就叫“制度性摩擦”。後來法律變了，他就出來了。

當時民營企業的制度上有很多“口袋罪”，像抽逃資本、非法經營、集資等等，所以四十年來民營企業的死亡最多的就是這種制度衝突造成的。

我們分析政商關係，它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

一是

企業經營與外部體制環境的關係，

這一點上面分析過了。

二是

你的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的關係。

這個關係比較不樂觀，因為國有資本有幾個屬性，一個是超經濟特權，不能流失，在國有資本上，有意識形態的神聖性和政權的強制性保護，所以它有不同於普通資本的特殊屬性，在財務審計上、人事管理上、利益分配上，統統都有一套和民營資本完全不同的遊戲規則。

另外，國有資本沒有人格化。我們常說苦大沒有仇，就是因為常常不知道該找誰。如果資本的地位不平等，那麼混合經濟對民營企業來說就是一個特別大的挑戰。如果這種混合經濟想成功，那麼國有資本的屬性就應該和民營資本一致，應該淡化它的意識形態特徵，淡化它的超經濟特權，使它迴歸於普通資本，這樣才有可能把它混合好。

三是

企業家和政治家的關係。

大大小小的官員都可以叫政治家，大大小小的老闆也都被叫做企業家，政商關係就演化成領導和老闆的關係。那麼這種關係應該怎麼處呢？《論語》裡面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其實就是在說，關係太近或太遠都不行。

如果上面這三方面的關係處理不好，在治理結構上就會體現出一個特點，那就是資本的權力過於集中，一個人完全說了算，這樣的公司出問題的機率高。如果是透明的上市公司，死亡的機率反而不會太高。治理結構非常重要，在治理結構上適當地改善、增加透明度，再加上你自己的自律，同時處理好和外部的法律關係，這樣的企業就可以避免這一類的死亡。

死法二：集資

2003

年大午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

民營企業在過去的30年中，資源尤其是資本的資源非常短缺。因為國有經濟佔了大部分的信貸資源，所以民間資本沒有來路，於是就出現了集資。

民間資本獲得資源有以下三種形式：

一是

靠權力槓桿來配置資源。

這種人不集資，他們的行為方式是詭異、低調和貪婪。這一類民營企業家配置資源的效益特別高，能量也相當大。

二是

用市場的方法配置資源。

比如我們的上市公司，這一類民營企業家比較中調，甚至是高調，他們願意和媒體溝通，也不用集資。

2007

年吳英因非法集資被判死刑

三是靠地緣、親緣和血緣關係集資。

真正在集資上死掉的大部分是草根民營企業家。他們不懂發行股票，只能靠地緣、親緣和血緣關係集資。這種集資方法非常粗糙和簡單，也忽視了基本的法律約定。

如果你沒有配置資源的特權，又沒有市場配置資源的經驗、知識和能力，就只好走民間的集資路線，那麼當法律過於嚴苛的時候，就容易出狀況，被冤死或者誤傷，於是走向彼岸。

死法三：商業競爭

前兩種死亡是有中國特色的死亡，而這種死亡是正常的死亡。小微企業的這種死亡率特別高，存活五年以上的企業不到7%，十年以上的企業不到2%，存活率可以說非常低。

我們希望後面的企業家能避免前兩種死法，但對於第三種死亡我們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在每個制度下它都可能死。我們研究先烈們的死亡規律，發現越大的企業越死於政商關係，中等企業多死於集資，而微小企業則往往死於商業競爭。當我們從他們的安息地前走過的時候，一定要好好想一想，怎麼能夠避免死亡。

這個車隊如果繼續往前走，我們會發現車上倖存的大體上是三類民營企業家：

第一類是純草根的民營企業家，他們很能幹，是非常有力量的賺錢機器；

第二類是紅頂商人，又做民營企業，又在政協人大有頭銜；

第三類是徹底市場化的民營企業家，比如現在的網際網路公司、科技公司，他們就做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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