菡萏：那邊

一

母親用手在領口比畫道：“你說，我裡面穿件啥？”

“那不是有套夏白布中式衣褲嗎？”我答。

“嗯，那是在那邊平時春秋天穿的，得七件呢。”母親若有所思地說。

母親一定覺得那個世界長長遠遠，有四季輪迴，可以出門、過日子，迎來送往。

我進門時，剛落座，她便興奮地說：“看不看下我的衣服？”

“啥衣服？”

“走時的衣服呀！都準備好了，免得你們到時抓瞎。”母親語氣平靜，但也掩飾不住喜悅，像完成一件大事。

這幾年母親老了，起身時，在沙發上顛一下，再兩手撐著站起。曾經的母親多輕盈，做事靈巧，像變戲法。

隨母親進入臥室。她開啟櫃門，蹲在地上，在一個角落吃力地掏摸著。隨即提出一個包裹，放床上，一件件往外拿。這是你爸的，這是我的。一樣的紫紅老緞，一樣的純白中式衣褲，兩人一模一樣。衣服攤在床上，招招展展，像片雲霞。坐在母親床邊，看著她愛惜地從領口一遍遍摸至衣襟，像撫摸自己的孩子，又似自己漫長的一生。

多少錢，我輕聲問道。兩千八，母親答。價格真不錯。人家說真絲的，不貴，專門做裝老衣服的地方。

我沒有摸，那天沒有靠近那些衣服，隔著十萬八千里，好像一摸，母親就沒了。那是背轉身去的痛，或無言地啜泣。我的母親是要活著的，且永遠活著。不為她的命，只為我無法接受那樣殘酷的現實。像冰冷的刀，插在暗夜，怕那一天的到來。

瞟眼過去，那暗紅衣料竟閃著新鮮的血色，豔得活潑。極好的手工，領子硬硬的，面料並不十分柔軟。我懷疑是不是真絲，話沒出口，母親彷彿看出我的心思，輕描淡寫道，是真絲的，很多人在那做，生意好得不得了。她眼神裡有滿足、落寞，也有欣慰，穿過這簇簇新的衣料，後面是不是一個千軍萬馬幸福的未知世界，誰也不知道。

是否真絲又若何，只要母親喜歡。母親也上當，去聽課，買小區免費就診推銷的藥，一買幾千塊錢的，不放心，讓我上網查，然後安慰自己，不貴不貴，挺好使的。凡是藥對她都有用，不見抱怨，也不見生誰的氣。

我想說專門哄老頭、老太太的錢，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怕她覺得兒女嫌她吃藥貴，那錢本也是她積積攢攢的。

“外邊就穿你給我買的羊絨大衣，那件好，寬鬆。”說完她又拿起一雙布鞋：

“這鞋是你弟在網上買的，老北京手工。”

黑麵，繡著大朵牡丹。我接過鞋，翻轉過來，密密麻麻納的底。這幾年，越來越不喜歡民俗的東西，太豔，唱戲一般，熱鬧到冷。

“挺好。”我說。

“不貴，七十多塊錢。淘寶淘的。”

“還有呢！”母親神秘一笑，起身開啟衣櫃，又提出一個袋子。裡面裝著兩個大鏡框，一個父親的，一個母親的。

“到時候你們一掛就完事了。”

那個“到時候”，是不是沙迷了眼，痛得睜不開，可母親說得如此輕鬆。

父親穿著西服，打著鮮紅的領結，挺精神。母親著一件水粉色半截袖，神情落寞，眼皮浮腫，竟有點嚴肅。咋不用張慈愛的，那麼多好照片？母親躊躇道，專門照的，有個就行了，一個意思。

床上的一切，便是父母到那邊的一切。所以那一定是個修行所在，像嬰兒出生。或許嬰兒都不是，至少沒有沉重的肉身。

二

回來時，在路上撿了一枚落葉，一半黃，一半綠。進臥室，擰亮燈，用毛筆寫上“白露”二字，夾在新買的《小團圓》裡，真是秋了。張愛玲客死異鄉，幾天後才被發現。我會不會也如此，誰又能預計自己的未來，不知道她想和誰團圓，書中人嗎？

父母的墓是去年買的，在八嶺山。去的那天，樹葉搖晃著金粉，滿天梨色，晴朗到不忍直視。站在半山腰，極目遠眺，密密麻麻的墓碑，還有一灣逝水。父母自己選的位置，光線新鮮，風從嶺上吹過，頭頂是遊移的雲朵和巍峨的白塔。“家安在這好，乾淨，淹不到。你姥姥、姥爺的窩在窪地，一下雨不就泡水裡了嗎！”母親像自語，又像反問，語氣裡滿是心疼。

買墓的錢是父母攢的，二老的退休金並不多，但不妨礙合理安排生活，樸素中的寬裕。

母親說起三姨，你三姨就這幾天的事，水米不打牙好久了，靠點牛奶維持。快九十了吧？我問道。差一歲。小影在電話裡哭，這一年，時而清醒，時而糊塗，摟著小影喊媽，問咋不管她了。

影姐姐是三姨的女兒，一直照看三姨。

前幾天，三姨的身體看著看著就涼了，醫生說躲不過今晚。一個個打電話，孫男嫡女都來了。穿好衣服，三姨竟悠悠醒來，忽睜眼望見自己的新衣。忙說，脫下去！果真脫了下來。說，大鳳來接她了。

影姐姐在電話裡問母親大鳳是誰。母親道，你大姨呀！三姨還夢見給母親介紹男朋友，大高個，漂亮得很。三姨鬧著要出院，去影姐姐家住，去了又糊塗，夜裡罵人，一夜夜地罵，罵媳婦、女婿、女兒，就是不罵兒子、孫子。清醒時，影姐姐逗她，你給老姨介紹的男朋友，高不高？三姨說話已不大順溜，一個字一個字往外蹦，費了好大的勁，高！聲音直直的，像頂著十萬大山。漂不漂亮？漂－－亮。拉著長音，轉不過來彎。母親最小，影姐姐嘴裡的老姨，便是母親。

我年少時在老家，沒見過三姨，見得最多的是舅舅、舅媽。父親總說三姨冷，言下之意他的姊妹們都熱情。母親聽了並不做聲，時不時點下頭，又迴轉味來：“呃！你三姨就那人，有點特，不親近人。我十二三時，被你姥姥派去幫她帶孩子，你三姨父在冰糕廠上班，家裡困難，下班後批點冰棒，補貼家用。你三姨一上午也賣不出去幾根，臉小，杵在那，不做聲，誰知道箱子裡裝的啥。我讓她在家看孩子，換她出去賣，得喊呀！

糖豆羹！糖豆羹！一路走，一路吆喝。過去管冰棒叫羹，糖豆羹——現在的綠豆沙。”母親解釋道。“不到半個小時，就賣完了，那叫兩大桶。”母親兩手上下左右比畫著。那種保溫桶我小時見過，比暖瓶大，上面有個圓蓋。為蓋嚴，包個花手絹。同學的母親賣冰糕，戴個白帽子，推車沿街叫賣，冬天也賣。

“你三姨父不放心，跟著我，回去對你三姨說，看看人家她老姨！

後來我參加工作，一九六二年被精簡，去幹臨時工，你三姨給我介紹朋友，長得都不好看。我就這命，想找一個漂亮的，結果還是找到你爸這樣厚嘴唇、長眼皮的。”

母親輕言細語地說著，隔著長茶几，對面沙發上的父親忽然大聲道，就你好看！

母親頓了頓：“你還聽到了，真激了，啥脾氣。”父親已有點耳背。

“你爸好，你爸人好。”母親提高嗓音補充道。

於母親，那些往事可以一遍遍回憶，甚至擦亮許多暗淡的記憶。

“你三姨父好，你姥姥走後，怕你姥爺孤單，接到他家住。天天弄小灶，睡前，放一個瓶子在你老爺床頭，伸手就可以夠到。你姥爺有氣管炎，咳，咯痰。早起連水帶痰一罐頭瓶。你三姨父又倒又洗，從不嫌髒，夜壺也是，你三姨不大管。

一日，只你影姐姐和你姥爺在家，小影出去買東西。你姥爺在樓下坐，交待鄰居告訴你三姨，他回了，在這實在太麻煩他們。”

不久後，姥爺去世，三姨父前幾年也走了。

我十二歲那年，影姐姐帶我到長春的二百貨，買了一件粉色套頭尼龍衫，領口一轉碎花。二十元錢，一九八o年，是筆不小的數目。衣服我穿了很多年，一直到高中，領子洗萎了色。那年，影姐姐才參加工作，二十來歲，清秀，梳著兩根麻花辮。前幾年我隨父母回去，影姐姐已蹉跎成一名中年婦女，這浩浩蕩蕩的光陰，把青春都庸俗掉了。

三

有次，我和媽回老家去看姥。灰濛濛的天，景物遲緩，滿街黃色面的，並沒有現在的計程車。八元錢，我渾身掏摸著，一分錢也沒有。問媽，帶錢沒？媽翻遍荷包，將將湊夠八元錢，一個個硬幣付給司機。到姥姥村，黑乎乎、靜悄悄，只村口一座土坯房亮著微弱的燈。我忽發現自己兩手空空，沒給姥買東西，焦急地對媽講。媽不言語，猶豫了一會說，到村口詩琴的小賣部賒點。

灰暗的貨架，擺著麵包、餅乾，沒看到詩琴，但手裡已提著蛋糕。

進到姥家，又恍若白天。屋裡乾乾淨淨，剛掃的地，灑著水。空蕩蕩，一排鏡框掛在牆上。我喊姥！沒人應。站在地中間，側頭旋轉著，四周的牆壁、壁上掛著的鏡框、框裡的黑白照片也跟著旋轉。姥！姥！姥！我喊著。

忽然明白姥不在了，便對母親哭喊道，姥不在了！姥不在了！我們回來晚了。

聲嘶力竭後，把自己哭醒，眼角還掛著淚。兒子的小手指勾著我的耳環，眼睛睜得大大的。那時，我才結婚沒幾年，並不窮，詩琴姐也沒開什麼小賣部，房子敞亮。姥姥、姥爺在我十一歲那年就離開了人世，活著或逝去對我並沒太大的影響和意義。離得那麼遠，仿若兩個塵世。在我的意念裡，沒想念過他們，也從未為他們灑過一滴淚。

但一個人的身體裡埋著火山，不知啥時候就會噴發。於黑暗，自己莫名的地方燃燒、蠢蠢欲動。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在老家讀小學，有一年父母探家。母親第二天回孃家，拎著那個年代流行的土黃色提包，兜裡放著一盒北京糕點和兩瓶罐頭。冬天，她穿著灰大衣，有點大，罩著瘦弱的身軀。冷風裡，推著一輛腳踏車，東西夾在後車座。我沒和她回孃家，她們說，搶下來，我真的趕出衚衕，從後坐搶回一瓶罐頭。母親正要蹬車走，我抱著冰冷的瓶體，並不曾理會她的目光。她是否尷尬、落寞、痛心，都不知道。

前幾天，我提起此事。母親笑道，呃，我早忘了。還有這事？你們都小，不懂事。

母親倒是越長越漂亮了，眼神柔和，皺紋堆在眼角，低頭笑時尤為慈愛，像一朵金色的花靜靜綻放著。亦如當初姥姥盤腿坐在那，一身黑衣，打著綁腿，戴著半舊的黑絲絨帽。一張白淨的臉，老了也不見髒，端端正正，從不見高聲說話，倒有幾分豪華的氣息。

那性格才叫好！母親說道。

成年後，我漸曉人世，對一些你家、我家，孃家、婆家的腔調，實在厭煩。狹隘，人性的致命傷，很多矛盾皆人為。自私，庸俗、偏執的代名詞，若不是太惡，人大體都一樣。

歲月迢迢，需要一雙寬懷的眼睛。每個人都將為自己的行為買單，比如這看似無緣無故幾十年清晰如昨的夢。

四

後來，父母把兩個弟弟託給鄰居照看，回來接我。走時，去長春火車站找大舅，大舅穿著四個兜的灰制服，坐在辦公桌後。母親低低喚了聲哥。大舅把我們送上車。大舅個高，我和媽坐在列車員的乘務室，從車窗與大舅揮手告別。

在北京出站時，亂哄哄。一個穿藍制服的女工作人員站在一個高高的圓臺上，似前些年十字路口的交警，巡視著過往旅客。母親牽著我，夾雜在人流裡。你，你，你，也許母親神色不安，或許帶著孩子怕孩子沒買票。工作人員指著母親道，說的就是你，站住。票！票！急吼吼的聲音。母親拿出票。從哪上的車？豐臺。怎麼是補的票？沒買到。咋進的站？母親答不出，豐臺那個小站她壓根沒去過。沉默，母親像木頭樣沉默著。問你呢，聽到沒？母親還是沉默。就你一個人嗎？母親瞅了一眼我。顯然工作人員並不相信，站上來，站上來。母親站在剛才工作人員站的圓臺上，像展覽一樣。那一年，我和母親並沒多少感情，甚至陌生。我抬頭仰望著她，很茫然，替她難過，夾雜著稍許恐懼。母親不知從哪掏出一卷錢彎腰遞給我，囑咐給爸送去，讓他別過來。

我回頭，看到父親正揹著包，伸長脖子穿過一個個腦袋尋找著。忽看到母親站在圓臺上，準備擠過來。我跑過去，把錢塞給父親，又跑回母親身邊。母親被帶到辦公室，裡面兩三個人輪番問她。母親目光躲閃。我甚至懷疑那是不是我的母親，如此猥瑣。她做了一件錯事，灰色大衣荷包裡，一張粉色長條卡片樣的硬座票，被翻了出來，上面印著德惠至長春的字樣。說，這是啥，是不是從長春上的車？母親依舊沉默，不做聲等同預設。怎麼上的車，誰送你上的車。母親囁嚅道，我哥。母親總歸是笨拙的。補票罰款，工作人員斬釘截鐵地說道。沒錢，母親倔強地說。這時進來一名女工作人員，指著母親，她有錢，剛才這孩子還把一卷錢給了一個男人。

多少錢？這時父親揹著包出現在門口，手裡一張張數著票子。七十六元錢，我和母親的補票、罰款費。七十六元錢，在地鐵上母親和父親，嘀嘀咕咕一路。

也許對於鐵路人，覺得不買票是天經地義之事。

後來我明白了母親的心疼，她得卸多少火車皮、拉多少石渣、鋪很多路基才能掙到這七十六元錢。那長長的鐵軌，滿是母親的血與淚。

鐵路單位有免票，探親票三年一次。由於工作原因，父親是通票，全國各地不受限。因我在老家，父母跑得勤，母親的票便不夠用。票緊張時，看過大人改票，把過期的票浸在一種藥水裡，上面圓珠筆或鋼筆的字跡慢慢消褪。撈出晾乾，便是一張嶄新的空白票，填上姓名、要去的位置、時間，就可以了。

上中學時，住校。每個星期六回家，也不曾買票。一堆堆孩子，拿著家屬證或學生證，碰到查票的也不怕。這鐵路本是父母修的，再熟悉不過，不用進站，不用出站，哪兒能走門清。有時一招手，火車頭的司機師傅也會捎上一段。

多少年，我關心大舅是否受到牽連。記得當時聽見他們威嚇母親說要給長春乘務段打電話。母親卻笑道，啊，你說這些我都忘了。那次挺好的，睡的臥鋪，列車長請我們去餐廳吃的飯，你大舅的朋友。補票？是補了，你咋啥都記得。

牽連什麼，有什麼可牽連的。開免票的不在，我和你爸走得急，要不不會沒票。這世界在母親眼裡是溫暖，甚至溫柔的，很多我牢牢記得的事，早在她那兒煙消雲散了。

四十年的光影人間就這麼沒了。那次在王府井，爸媽給我買了一件豌豆綠繡花罩衣，小立領，我嫌土氣。衣服大，母親從底邊抽出一條布，改成翻領。現在反覺得中式衣服異常溫暖可愛。

五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尚沒手機，家裡有急事，靠電報解決。爺爺病逝在長春，父親抓車就上，在四個省會倒車，緊趕慢趕，就差飛回去。火車到長春是凌晨兩點，爺爺當天出殯。二姑家搬了家，父親找不到，上了一輛計程車可長春繞。下大雪，一尺多厚，有些路段邊掃邊開。父親著急，眼瞅著天亮了，想起三姨，想著也許二姑把地址告訴了三姨。摸到三姨家敲門，父親站在門外，三姨並不熱絡，或許沒認出父親，總之讓父親有點小小的刺痛。

父親趕至二姑單位，已早八點，說車剛走，都去了火葬場。到了火葬場，又說剛離開，留話去了火車站。站臺外站著白簇簇一堆人，大伯從山東比父親早一步到，戴著兩頂孝帽，捧著骨灰盒。老姑抱著爺爺的大衣，裡面卷著沒煉透的大骨頭棒子，準備埋到黑檻子祖墳。

寒風瑟瑟，父親撲通一聲跪下。那一年我的爺爺魂歸天國，在一片大雪裡化灰。我的孩子還小，接到父親打來的電話，不曉得自己說了些什麼。只記得異常平靜，那天所穿的衣服，如何接聽，一根根紅的、綠的線插在一個個圓孔裡。我的辦公室在隔壁，一個人時，總是靜悄悄。總機室的王姐試著喊了聲小崔，長途。我答應一聲。她說，接過去還是過來接。

我記得自己的走姿，每一個動作，轉身或和離開。站在四樓，冬日的黃昏，沒有雪，只有清灰的天空和遠處的樓房，以及鍋爐房煙囪冒出的白煙。天空是割裂的，豁著口。

我低頭擺弄唱片，關燈，鎖上鐵門下樓，到車棚推出腳踏車。進家，抱起兒子，親吻著他的臉蛋。沒和任何人提起我的爺爺走了，沒有，爺爺逝去、活著都是我自己的事。生活和現實設定了層層障礙，我那麼冷酷，像窗外空蕩陰冷的風，碎裂成冰。

春天的樹還來不及拱出柔軟的新綠，我想放聲大哭，但那不是我。

那個白鬍子，滿身仙氣的老人，與我就此別過。我與他一起捉蟲、喂鳥、聽戲、看電影、下館子。還一起賣過燒雞，兩隻手抄在袖筒裡，站在燈光閃耀的夜晚，一家大館子門口厚厚的黑門簾撲打著冷風。他忽然就買了十多隻雞，宰殺，褪毛，把腿盤進膛，用紗布包好花椒、八角一大堆作料投進鍋。滷，下炸鍋，刷糖色，再上籠蒸。他說年輕時做過。他的風度又是那麼好，白鬍子，皮帽子，穿著很沉、墜性很好的羊羔毛皮大衣。燒雞一元一隻，他挎著筐，我陪著。還和他喂兔子，在鐵軌上一起放過羊，他五花八門的人生我都經歷過。

十一歲那年，我和他途經徐州。停車十分鐘，他讓我在車上等，氣喘吁吁下去買香腸。冬天，穿袍子，瘦高，有氣管炎。站票，花十元錢補的臥鋪。車慢，從徐州到鄭州要七個小時。我們從淄博出發，大伯送的站。

最後一次見他，我讀高中。他穿著深褐色毛衣，揹著手，在我返校的路上等我。他掏出三十五元錢，趕著遞過來，手一直伸著，十塊十塊的票子。我沒接，徑直走了。留下滿是憂傷的他，孤零零站在父親他們修建的黃河大橋下的粗大橋墩旁。

由於心疼母親，假期回去，我開始疏遠他。他住在我們家，七十多歲依舊像小孩樣，踩著腳踏車的後座看電影，依舊亂花錢，糟蹋食物。我以為他會失望，但他閉眼前卻喘著粗氣說，讓平回來，我想看看她。

幾十年過去了，空氣好得像輕柔的夢，不曾醒來。思念是不計成本的，且沒有預設。我知道自己的體內流淌著這個老人的血，充斥多面性。

那邊也不是一個極樂世界，所以不大喜歡一味說著虛無的人，能苟活人世便是幸福的。嚴重忽視肉身之人，並不值得敬愛。珍貴的身體儘管沉重，卻像春天的樹木高舉著精神的火把，足可以照亮所有憂傷。

六

我發矇早，沒上學前，父親辦公室有個新分來的中專生，叫吳倉有。個不高，皮色黑黃。父親總說，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吳倉有能說，但並不油滑，只是在充滿夢想和理想的道路上攀爬著。母親說他與別的年輕人不同，不打撲克、籃球，瘋鬧什麼的。他嗜書，每每挑燈夜讀，且好為人師。白日，揹著沉重的儀器到野外測量；晚飯後，常到我家教我們識字。

他是北京人，姊妹多，五個弟弟，一個妹妹。他老大，窮，參加工作後，每月工資幾乎都寄回去供弟妹們讀書。常年饅頭夾鹹菜，母親有好吃的也會把他叫來。

那時住平房，搬一個小板凳，放張小桌，在院子裡寫字。潺潺流水的潺，記不住，他便指著房簷流下的雨水，說，看到了嗎？潺，不間斷的意思，三點水旁，一戶人家，裡面住著三個孩子，就像你們仨。他寫下三點水，“戶”字去一點，再寫上三個“子”字。很快被我記住，並寫得很好。他教過我很多字，上學前，可以找報紙來讀。那一年在河北，我五六歲。後來他考取大學走了，母親說峨眉大學，父親說四川大學。母親說：“明明是峨眉大學，走時，在咱家吃的晚飯，我包的餃子。”

我上初一時，搬了家。他帶著未婚妻，坐火車專程來看望爸媽，已是一名工程師。他的女朋友很白淨，秀秀氣氣，大辮子，並不多言。中午放學，待客的飯已擺至桌上。他聽說我英語學得不好，很著急，一遍遍講給我聽，且讓我上桌吃飯。那時家裡來客，我們不上桌，包括母親，只父親陪著。我添碗飯，坐在下手，什麼時候走的不知道，以後再也不曾見。聽母親說，那時他就得了肝癌，年紀輕輕，沒結婚就死了。以母親的話，是吃鹹菜吃死的，沒福，活到現在不是個總工也是一個指揮長。

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是我的啟蒙老師。吳倉有，倉裡並沒有有。

一個人離開，就像荒草割去，只剩下孤單單的天空。我不認為那個世界有天堂或地獄，那個世界什麼都沒有。人的一切都留存在萬丈紅塵裡，大地用母性收留了人之一切，那一個個墳塋，便是佐證。若死了還有一點點感知，不希望與喧囂者為鄰，安靜地做著自己喜歡的事，該有多好，像無聲的樹木或簷下吹過的風。

人是孤獨的，尋找著各自的存活方式，沒有好壞，只有合適。幾年前，去鍾祥莫愁湖，我說若我死了，請尊重我，不要任何儀式，骨灰開車送此，沉入一望無際，碧波盪漾的水裡便好。

《小團圓》，放到案頭，翻了翻。早在習字、畫畫時於微信讀書一遍遍聽過。張愛玲還是冷得不夠徹底，晚年常一個人面壁與母親絮絮叨叨。

所有的自語皆說給自己聽。

風漸漸涼了，秋葉飄了一路，桂花起起伏伏，那種香白白亮亮，像明淨清透的月，好聞極了。忽而就秋了，細雨滴答的夜晚，似掉光了的玫瑰。拋物線的另一端，並沒有四季。活著好好活著，去那邊時未必像母親那樣隆重喜悅，但可以從從容容。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是不死的，在旁人的記憶裡掙扎、碎裂，脆弱著。

作者簡介：菡萏，原名崔迎春，湖北荊州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字散見《清明》《作品》《天津文學》《散文》《廣州文藝》《湖南文學》《四川文學》《黃河文學》《草原》《莽原》《朔方》《延河》《星火》《時代文學》《文藝報》等。出版有《菡萏說紅樓》《紅樓漫談》《空翅》《養一朵雪花》，有文章被選、獲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