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不是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三種對錯觀

先說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春秋時期的魯國，有個人在街市買布。當時一尺魯魯市價三文錢，他買了八尺，卻只付給賣布者二十三文錢。賣布者不答應，認為該付二十四文錢。雙方爭執不休，恰好孔子的學生子路路過，兩人便請他來評判。子路認為買布者錯了。買布者不服，三方激烈爭執，於是決定去找孔子評理。子路憤憤不平地說，“我輸了，就把我頭上的這頂冠賠給你。”買布者一怒之下，以自己的腦袋為賭注。二人擊掌為誓。孔子聽說緣由後，對子路說，“你怎麼連這麼簡單的算術也會錯？三八二十三，你輸了，把帽子給人家吧。”買布者得意而去，子路卻滿腹委屈，憤而棄學回鄉。

如果是你，你會怎麼評判呢？

其實，從一開始，子路就輸了。

首先，裁判對子路不利。孔子是子路的老師，孔子判定子路贏，難免有偏袒之嫌；判定子路輸，子路最多失去頂冠，有點生氣罷了。

第二，打賭要求賭注要對等，半斤對八兩。可是在子路提出賭頭上的冠軍之後，對方卻提出以自己的腦袋為賭注。一頂帽子再金貴也是無法和一個人的生命相比的。賭注的不對等很難使得打賭的結果更公平。

第三，孔子主張的核心就是“仁”，因為一頂帽子而殺人害命，這完全違背了“仁”的宗旨與要求，是孔子絕對做不出來的。因此孔子做裁判，子路就輸了。如果找韓非、商鞅之類法家人物做裁判，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依“法”斷案，結果必然不同。

所以，看待一個事物，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判斷對錯是非的“基點”，這就是所謂的底層邏輯。也就是說一件事情，不僅只有對和錯兩個答案，在道德上也不僅只有好和壞兩個標準。

本質上，關於這些判斷，源於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框架。在不同的框架底下，我們對待問題的判斷標準也完全不同。

劉潤在《底層邏輯》指出，這種現象在心理學領域叫“課題分離”。這個理論是由奧地利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提出的，原意指要解決人際關係的煩惱要區分什麼是你的課題，什麼是我的課題。這個故事中的子路、賣布者和孔子各有各的“課題”。

《底層邏輯》認為：一個人應該有三種對錯觀：法學家的對錯觀、經濟學家的對錯觀和商人的對錯觀。

什麼意思呢？先看一個例子，在心中給出你的答案，看看你現在判斷對錯的標準是哪一種“對錯觀”。

有一天晚上，A把B誘騙到一個沒有鎖門的工地，這個工地是屬於C的，而C和A、B兩人都不認識，最後B失足摔死了，請問這是誰的錯？

給出你的答案，然後往下看。

一、法學家的對錯觀

從法學家的對錯觀來看，這當然是A的錯，明顯就是蓄意謀殺啊。還有什麼可以辯的嗎？

法學家看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天經地義。A一定要受到正義的審判，法律的制裁。這樣才能保證正義得到伸張，社會的秩序才會穩定。透過公正判決，才能防止再一次發生相同的事件。

二、經濟學家的對錯觀

經濟學家認為，A把B誘騙到C沒鎖門的工地上，是C的錯。

經濟學家是從社會總成本的角度判斷一件事的對錯。整個社會為避免B被A誘騙進入C的工地付出的成本，比C把工地的門鎖上的成本要高得多。因此是C的錯。

比如為了穩定價格的“價格管制”，卻無形中抬升了價格和導致黑市的出現。

再比如為了提升工人福利的“最低工資標準”，卻導致了更多人失業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著名的經濟學家哈耶克就說過：“通往地獄的路通常都是由善意鋪成的。”

在經濟學家眼中，很多充斥著美好願望的政策，實施之後反而適得其反，造成更多人的痛苦。因為經濟學家追求的是“社會總體利益”的最大化。

3、商人的對錯觀

商人可能會這樣想：無論是誰的錯，B都無法起死回生。從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在這件事情上，是B的錯。

這就是“誰損失最大就是誰的錯”。

我不該蠢到在夜晚隨隨便便跟A去無人的工地，這樣我就不會死了。

在商人的對錯觀裡，從別人身上找原因是無用的。

因為最後損失最大的是自己。

比如說很多人投資失敗，怪公司，怪行情，怪制度————。

可是又能怎麼樣，在投資之前自己不把這些問題考慮清楚，就是自己的錯。

因為最終的損失都是要自己買單的。

你看

同一個問題，用三個不同的視角，能夠詮釋出三個不同的結論。

法學家認為A錯，經濟學家認為C錯，商人認為B錯。

這就是一個人心中的三種對錯觀。

如果你是評論家，你可以選擇法學家的立場；

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你應該選擇經濟學家的立場；

但如果將要失足摔死的就是你自己，我建議你選擇商人的立場。

“我的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

因為，我損失最大。

誰損失大，就是誰的錯。”

總結：判斷損失發生後應該怪誰，就是看誰因此受損失。

這是很重要的標準。 一件事情發生不好的結果時，責怪，埋怨，後悔都是無用的。但到頭來改變不了任何結果。

如果自己受損害，只能怪自己，也只有自己才能改變故事最終的結果。

靠自己，自強者萬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