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竑留給後人的精神遺產——盧世雄

有位詩人說過：有的人活著卻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卻還活著。死去的人活著是因為其人格精神長留人心而永不泯滅。王竑的故事在人民群眾中傳播了近六百年，不僅是他官至尚書的職務，也不僅是“鐵笏擊奸”的驚天一舉，而是他留給後人的豐富精神遺產。王竑的精神遺產，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他在國難民艱的危局中挺身而出敢於擔當的無畏無私精神，二是他在入仕履職中勤政盡責一心為民的為官理念，三是他在秉權或退隱後時時處處廉潔慎微正直坦蕩的做人風範，四是他始終不棄故土縈懷家鄉的赤子情懷，五是他孝儉重德不染官宦之習的家風傳承，六是他留下許多莊重清麗的詩文佳作，豐富了中國文學寶庫。今天，我們紀念王竑，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要繼承發揚王竑精神，為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增添優秀傳統，充沛正能量。

一、敢於擔當的無私無畏精神

明王朝的政治極度危詭，明太祖廢除宰相，六部直屬皇帝，建立極端君主專制制度，臣子稍有不慎就會遭到廷杖殺頭之禍；成祖發動“靖難之役”後宦官勢力逐漸膨脹，這群假皇權以肆虐的奴才，隨時像惡狗捕咬政敵，嚇得大部分官員戰戰兢兢謹小慎微。到英宗正統年間後期，在“三楊”辭世或致仕後，以王振為首的太監集團憑藉英宗的寵信而成為左右朝政的邪惡勢力，即使在“土木堡之變”後監國的郕王朱祁鈺，對王振死黨不敢也不願予以徹底彈壓或清除。就在這種險惡的政治形勢中，王竑以一個官階不到七品的給事中身份，在朝會中率起捶擊馬順等奸宦，不是僅憑一時之憤而是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在國難當頭不採取非常之舉就無法挽轉局面。這就需要置生死於度外的擔當精神。群臣奮起共擊奸宦，為何唯獨王竑留有英名，就因為他是率先奮起最敢擔當的臣子。

在淮揚救災中，面對遍地饑民，他在運用常規辦法和體制內準行的措施外，還採取冒險之策，下令開啟國家重點糧庫徐州廣運倉餘積存糧，“欲盡發之”。當典守官員堅守制度加以拒絕時，他鄭重告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威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在面對萬千饑民的生死與個人安危之時，他選擇以民生利益為重，又一次置生死於度外，這是他在危難局面中敢於擔責的再次體現。

就是對自身職務外的瀆職行為他也敢於挺身而出加以匡正。景泰四年，山東濟寧因災饑饉，景泰帝派尚書沈翼帶國帑三萬兩前去濟賑。誰知沈翼卻吝財不願全部散發，僅發出五千兩，其餘二萬五千兩歸還京庫。王竑知悉此情後，立即上疏彈劾沈翼不察災情吝財瀆職的行為，請求用節吝之錢購米備賑，在進一步查明災情後散賑於民，朝廷以為王竑請求合理予以採納。其他如“先後劾治貪汙吏，革糧長之蠹民者”之類事更多。挺身而出，敢於擔當，不慮個人得失，無私才能無畏。王竑的這種精神與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是一致的。

二、勤政愛民的為官理念

從封建王朝的政治體系上分析王竑的歸屬，當然也是封建王朝龐大官僚組織中的一員。但在為官理念上王竑有其特質，主要表現在勤政愛民上。

王竑歷任過戶科給事中、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淮揚三府兩州巡撫、漕運總督、兩淮鹽課兼理、兵部尚書等職，在每一個職位上都是恪盡職守，善於深察實情舉措務實力求實效，最忌隱瞞虛報敷衍塞責應付混事行為；在危難困境時刻，不空發唉嘆或束手無策，而是以民為貴以救死扶傷為第一，千方百計排難解危，不憚勞苦不謀虛名不慮官職升貶。

在“土木之變”後的北京保衛戰中，他以文職領兵有方，殊死拼戰攻守有略，還善於發動民眾參戰。在指揮彰儀門、菜市口的激戰中，王竑率軍奮勇激戰，與居民一起頑強抵抗，使敵陷於腹背夾擊撤軍潰逃。在敵逃遁中又善於把握時機乘勝追擊，在涿州祁溝大敗敵軍。在鎮守居庸關時，精簡士馬，遣散冗兵，修繕隘塞，處劾不稱職將領，制訂嚴密巡防戰策，日夜巡查各處哨點，使壁壘森嚴一新。

在巡撫淮揚三府兩州中，一到任就馬不停蹄檢視災情，“巡行無暇日”。在巡查中尤重百姓疾苦，但見“方春正二月，久雨苦霖霪。隴畝寒偏重，瘡痍痛不禁”；“積水荒農業”，“困窮愁歲歉”。面對嚴重的災情，他感嘆：“無限傷心事，臨炊不忍餐”；“為憐黎庶苦，夜夜不成眠”；“添成憂國淚，滴碎萬民心”。他立即上書景泰帝：“請責諸臣痛自修身，省刑簿斂，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不待朝廷令下，他就在鳳陽、淮安一帶開倉放糧。在庫存很快告罄後，他又自劾專擅開倉之罪開啟徐州廣運倉賑濟放糧，還“請令死罪以下，得於被災所入粟自贖”，並下令沿淮上下所有商舟按載貨量多少捐糧救濟災民。以上措施“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又力勸富戶捐米二十五萬餘石，散發給五十五萬七千家饑民。設施粥棚救助饑民，全活男女九萬七千七百餘人。為流徙過路饑民提供道食，全活四千六百餘人。對難民中生病的人千方百計施醫救治，組織當地醫生藥戶設棚收治和沿途巡診，免費發放藥品，共計救活一千四百餘人。對死亡無力埋葬者由官府買棺安葬，共計二千三百餘人。因災被迫鬻妻賣子的人家由官府出資贖回，共計一千二百四十人。在救命的同時又積極安置災民和生產救災，解決七萬四千戶人家的耕牛種子，安置本地五千五百戶饑民復業生產；安置從外地流徙而來的一萬六百戶災民，對自願返歸家鄉的災民發放路費並下令沿途官府予以照顧。詳查災情、開倉賑濟、捐糧救助、設棚施粥、提供道食、醫治病患、安葬死民、贖回妻女、安置災民、發放畜種、資助返鄉，種種措施，浸透著王竑深切的愛民之心。公道自在人心，口碑全憑行跡。老百姓“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的呼聲，“人忘其飢，頌聲大作”的口碑，自發建立生祠永誌不忘的感恩，無不反映王竑至誠於民的耿耿大愛。

三、清廉奉公的做人風範

歷史上有作為的文官武將頗多，但能做到既會幹事又能廉潔清白的人卻較少。如萬曆年間的大政治家張居正，治國理政的本領極強，但在清正廉潔方面卻玷汙多多。王竑無論任何職，抑或休致居家，始終恪守清廉奉公剋己自律的做人風範，品格高尚言行如一。

王竑曾兩度監理漕運和巡撫淮揚，經手的都是錢糧賦稅，在一般人看來都是輕易斂財中飽私囊的絕好肥缺。治河理漕要掌管工程徵收賦稅，巡撫淮揚要散糧發賑監察地方官紀，稍不留心就會發生虛冒截留行賄受賄的腐敗行為，若自律不嚴更易貪佔肥私徇情枉法。王竑卻能始終做到嚴格律己清正廉潔，更能細察散糧放賑的每個環節，嚴厲治貪肅腐。在淮揚救災中，他發現天災固然是百姓苦難的一大原因，但朝政不修、官吏貪腐、賞罰不明、賦重徭繁等人禍則是加劇饑饉民不安生的催化劑。他上書景泰帝直諫“十條”：“戒逸樂、絕異端、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卻貢獻、罷工役”。其中蘊含的剛正不阿、清風正氣足可羞煞一切慵懶貪腐之徒。

留在老百姓口中長傳不衰的“仁義巷”故事，更能體現出一位身居高位的京官嚴於自律讓利於民的高風亮節。“仁義巷”的故事影響後人甚廣，康熙年間文華殿大學士張英，家中因地界不清與鄰居方姓人家發生爭執，雙方都是高官望族，縣令不敢斷決。張英接到家書後以詩代言：“千里捎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於是在安徽也出現一條“仁義巷”。不同的是張英家與官宦人家發生糾紛而讓卻，而王竑家與平民鄰居因擴修而發生退讓。此處值得強調的一點是安徽“仁義巷”在當時王竑曾巡撫淮揚的地方，清朝張英一定是熟悉明朝王竑的故事而加以效仿的。

王竑致仕回家後以平民自處，從來沒有以故尚書自居發餘威干涉地方事務或與民爭利，更無擴田產、廣修舍的行跡，依然嚴於自律。《明史•王竑傳》記載：“既歸，改曰‘休庵’。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養重自愛，不以故大臣名份立異鄉曲而尚矯激，不置產業（實際也是無錢置產業）不參與地方事務，在吟詠讀書之餘課讀子孫及鄉親子弟。隻身赴京任高官，兩袖清風歸故鄉，王竑清正廉潔的風範是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四、熱愛家鄉的赤子情懷

河州不是王竑的原籍，但他生於斯長於斯，就對這塊土地及其人民產生了摯愛。他以清理的詩文歌頌家鄉的山水草木，用凝重的文風記頌為家鄉做出貢獻的清官良吏。他將東部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引進到家鄉。赤子情懷、鄉土之戀始終伴隨著他的一生。

王竑對家鄉的青山綠水草木花卉名勝古蹟充滿感情欣賞不已。他的詩文中對河州的鳳凰山、雪山（太子山）、大夏河、東皋（東大坡）、駝岡（南龍山）、天壇（寶覺寺）、三清觀、打鷹山等景點古蹟都有吟誦。對橫磨莊周圍的環境更是傾注愛至入心的情愫，《西溪有感》、《西溪八詠》、《西溪雜詠》的系列詩篇中，池塘溪泉、小橋花徑、茅亭獨閣、柳堤水磨等皆入詩成趣，賦予靈動的清姿秀色。後人因他的詩句“長橋一里跨長河，宛若長虹飲碧波”而引申為河州“八景”中的“長虹臥波”——折橋；“岡阜高低一望中，濃雲暗淡雨溟濛”而引申為“東阜煙雨”——東大坡；“琳宮高倚北山隈，天與銀蟾同皎潔”而引申為“天壇夜月”——北壇。李白“月是故鄉明”，李賀“有酒唯澆趙州土”，王竑“歸兮寓跡在山阿”，都是同樣的鄉戀之情。

王竑對任職家鄉的清官良吏著文紀念，意在“銘書功行垂後人”。徐州人蔣斌，字文德，在正統年間鎮守河州兼任河州衛都指揮使十年，在任期間廉慎精勤忠厚仁德，歿後葬於河州城西。王竑因其在河州有德政欣然為其撰墓誌銘，述其在任期間督農務、廣屯田、資衣食、興學校、尚禮義以敦教化的施政舉措，在十年間呈現兵民足食、羌戎帖然、教化興行、風俗淳厚、異藩寧謐的安定局面。表彰廉勤、行垂後人，豐富了家鄉的人文史實。他還對家鄉官民捐資重修萬壽觀玉皇閣寫《重修通明閣記》，旨在“餘鄉人也……書此以識歲月日，與同鄉者共勸為善也”。

民間傳說中的平輪水磨、麥垛累法、雙簷瓦房等都是由王竑引進河州的。雖然缺乏史實佐證，但在王竑詩中對平輪水磨吟詠頗多，如“磨枕西溪巧制裁，兩圍巨石自轉推。半由曲藝機關轉，多是長河水力催”。王竑長子王經在《水磨賦》中有“予驗其氣數之盛製作之優，未有過於河州也”的感嘆。從父子鍾情平輪水磨的事中，可以看出平輪水磨在河州的廣泛普及可能與王竑的引進有關。

五、孝儉樂讀的家風傳承

王竑的家風傳承突出表現在孝敬父母、勤儉持家、善待友鄰、輕名重讀和不染官宦之氣等方面。人才的成長取決於社會環境、家庭教育和個人努力三方面。家風傳承、家庭教育因各個家庭的不同而各有特性。王竑的祖上，從曾祖王景、祖父王貴到父王佐，都是文武雙習、博學能詩的有德之人，寬厚仁慈、體恤百姓、處世清廉、奕師業儒等詞語是文獻對他們數代人的評語。王竑就是在這種家學淵源中薰陶成才的。到王竑成為家長時，這種優良家風自然得以發揚光大。

王竑十分孝敬父母，但他的孝敬不是子貴父榮錦衣美食的那種官宦氣息，而是敬重報本、謹守庭訓、慎重追遠。王竑赴京在戶部觀政剛兩年，父王佐病逝，即回河州守孝，丁憂未及三年母又病歿，他連續在家守制六年。後任職八年之多才請假回河州一次，主要是祭奠父母並立碑。在給皇帝的請假疏中他懇切寫道：“自考妣繼逝，迨今十四年餘……臣屢奉敕命，往來南北，提兵御虜，戰守防邊，經略江淮，總漕巡撫。先壠遠隔，祭掃久荒。雖追思之念，恆切於中，而王事之重，罔敢或怠”。拳拳孝心令人感動。

王竑是一位多子之父，生有九子，皆都從小讀書成長，其中有四人考入太學。王竑為了培育子女讀書成才，盡力延請飽學之士課讀。王竑的長子王經，曾拜邱濬為師。邱濬是明代著名的理學大師，孝宗時任過文淵閣大學士。王經在景泰丙子科考取舉人，曾任直隸廣平府同知、山東按察使司僉事。在致仕后王竑專心在家課讀子孫，子孫中雖未出過大官，但輕名重讀、不染官宦之氣的家風得以承傳。父親的言行教育和家風的薰陶傳承，使兒輩也成為孝儉重德之人。王竑次子王純，是河州歷史上著名的孝子，《河州志•孝義》稱王純“好學善吟，成化甲午，乞恩入監，思親告回。授職縣丞。父有疾，純夜不解衣，湯藥親嘗。及卒，哀毀骨立，鬚髮盡白。母疾母喪亦如之”。

從王竑曾祖到其兒輩，五代人培育傳承的優良家風是一種無形的約束力，它會長久發揮作用。歷史上的名人家庭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家風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六、莊重清麗的詩文佳作

王竑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王竑平生作詩千首以上，他在《西溪有感》之二中有“半生落魄詩千首”句，當不是誇張之詞。據文獻記載王竑有《戇庵集》、《休庵集》兩本詩集，但至今能見到的只有收在《鄉賢逸詩》中的五十九首。這五十九首可分為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淮揚救災中的感慨和傷時之作，如《除夕至淮安有感》、《徐州孟春久雨有感》、《過韓淮陰廟》。這幾首詩表達出對受災百姓的深沉同情和悲憫。“為憐黎庶苦，夜夜不成眠”；“添成憂國淚，滴碎為民心”等詩句已成為評價王竑愛民思想的標誌。二是吟詠家鄉山水風光和歸隱生活的作品，字裡行間浸透著對故鄉山水草木的熱愛，如《西溪有感》、《西溪十二景》、《西溪漫興》、《西溪雜詠》、《鳳凰山》等。這部分詩是王竑詩歌中的重點作品和精品，詩情濃淳，風格高雅，格律嚴正，意境闊遠，充滿著達觀恬淡、襟懷自然、舒捲自如的情愫，未有一句怨天尤人悲觀自嘆的憂憤情緒。三是贈答酬唱、送別友朋的作品，如《和啟東抒懷韻》、《送河州呂二守榮致還鄉古歌》、《次蔣都司詠雪韻》、《送巡撫賈都憲》等。這部分詩抒發了詩人對朋友的真誠友情、殷切希望和難捨之意，幾乎每首詩都流露出對國事民瘼的關心牽念。如“從此還朝應不遠，願將民隱盡敷陳”；“窮經致用志匡濟，賓興獻策朝明堂”；“ 烽燧息，佇看褒詔下雲邊”等詩句。

除了詩歌，王竑還留有許多理周辭要、言貞義弘的奏章表議和標序盛德、峻偉清風的銘記之文，如《蔣斌墓誌銘》、《重修通明閣記》、《論邊事疏》等，均是不可多得的文章佳篇。

王竑的詩文在明代就受到文人的高度評價。文學家楊慎（字升庵）在其《詩話》中收入王竑詩八首，驚歎王竑不盡直節英名，而且文藻亦出眾。康熙年間詩人王餘臣讀了王竑詩後感慨道：“志載詩篇猶紀勝，遂歌愧與古人儔”。道光詩人張和在編輯《鄉賢逸詩》時讚歎“竊謂公一代名臣，關隴豪傑。今讀其詩，猶想見泰山岩巖之氣象”。

留存在河州志書中的詩文，按時序和份量，解縉為第一人，王竑為第二人。王竑的詩文傳頌五百多年，至今仍是河州及中華文化寶庫中的傳世名作。

今天，我們紀念王竑，最重要的應是弘揚他留給我們的這些精神遺產，在為人做事時捫心自問：你是否愧對民族的脊樑和家鄉的先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