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讀書生活

陳致現為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學術副校長，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長。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4月11日《南方週末》）

小時候讀書，可以說是沒有什麼選擇。既沒有選擇的能力，也沒有太多選擇的機會，借到什麼書就讀什麼書。因為除了馬恩列斯毛以外，一般人家裡都所剩無幾。一般知識分子家庭裡總會有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五冊、《水滸傳》和《紅樓夢》。1970年代中後期，陸陸續續還有章士釗的《柳文指要》、李贄的《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這些書之所以在人家和市面上看到，總是因為特殊的政治原因。比如《水滸傳》就是批林批孔批宋江的時候，悄然上市的；李贄的書則是提倡“造反有理”的時候大量刊行。當時我們最不理解的是《柳文指要》和《紅樓夢》，直到多少年之後才明白怎麼回事。

老話說：“男不看水滸，女不看紅樓。”父母從事科學事業，在這方面可謂疏於管教。我小時候看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就是《水滸傳》；大姐陳葉、二姐陳宜看的第一部好像就是《紅樓夢》。關於《紅樓夢》，父親曾嚴令十五歲以後才可以讀，但是這禁令形同虛設，我們三個都在這之前就讀了。大姐讀了以後特別喜歡裡面的詩詞聯句，經常掛在嘴邊的是黛玉的《唐多令》“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我喜歡的則是宋江的反詩，還有《三國》裡的“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我們姐弟一度沉迷到，還模仿林黛玉、史湘雲等聯句，走在當時永定路三間房的馬路上，拼湊著五個字的句子，大約都是半通不通，不知所云。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後，北京市民都不敢住在家裡，外面到處都是用木材和油氈搭起來的所謂“抗震棚”。那個時候我記得看得最多的是一本1915年出版的《辭源》，一本是王力的《漢語詩律學》。前者是我的兩個姑婆從上海託人帶來的。她們聽說我食古不化，就從上海我們老房子裡祖母留下來存貨中找出了這本書。《漢語詩律學》是大姐陳葉跟她插隊的同村知青江波借的，江的父親是導演江雲川，所以家中也還有些稀缺存貨。當時，市面上是沒有這些書的，借書都要在限定時間內還。《辭源》我主要用來學平水韻。這版的《辭源》，每個字下面都標出平水韻部和反切。於是我在一個小本子上，把每個漢字分別抄錄在不同韻部下面。當然，現在網上隨便可以查到平水韻表，當時抄的表只能當是練字了。

王力先生的書當時還借到了《詩詞格律》，兩本書合在一起看，雖然內容似懂非懂，但是，王力先生舉的例子倒是抄錄了不少。又選了一些讀起來上口的，閒來無事，便在房間裡高聲朗誦。母親聽得耳鼓發麻，煩不勝煩，就跟我約法三章，“最好家裡沒有別人的時候背，有人的話只能在廚房或者廁所裡背，功課做完了以後背”。

1979年初中考高中，母親說：“考得好的話，可以獎勵你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旅行一次。”小時候，離開北京，一直是我的夢想。1968年，父母下幹校去河南駐馬店勞動，我們姐弟三人便跟著外婆去江蘇宜興鄉下，野玩了兩三年，從此樂不思蜀。大概是1972年回到北京以後，就一直夢想著回宜興。當然這是一個選擇，還有一個選擇是去西安我叔叔陳懷琛那裡。古都長安，也一直魂夢以之。考完之後，母親問我：“考得怎麼樣？”我十分自信地說：“去西安，給我準備行李吧！”

於是，收拾行裝，很快就來到古都長安。此行主要是訪古。先是住在叔叔家，西北電訊工程學院的宿舍。後來，為出行方便，住到嬸嬸的父母家。嬸嬸的父親嚴晙、我表姑父蔣大宗，都是西安交大電機系的老教授。姑父蔣大宗知道我喜歡訪古，從家裡搜出了一本上世紀二十年代出版、日人足利喜六的《長安勝蹟考》。此書原來是大姨公黃錦章（姑父的岳父）收藏的。大姨公民國時期任上海郵政局局長，鄴架頗豐。據說晚清以後的報刊雜誌他收集的最齊。解放後，大部分藏書都捐給上海圖書館了。《長安勝蹟考》是院系調整、上海交大內遷西安時，大姨公送給姑父的。我得到這本書，如獲至寶。足利喜六是日本歷史學家，上世紀初在陝西大學堂（今西北大學前身）教書，在關中秦川地區做了多年的古蹟考察。作者詳盡敘述了西安及西安周邊的漢唐帝陵、名勝古蹟、歷史沿革、當時面貌，以及交通狀況等，並且附上了很多珍貴的照片。於是，在西安這兩個月時間，我每天帶著這本書，攜帶些嚴先生家揚州阿姨給準備的乾糧，早出晚歸，按圖索驥。

1970年代末的西安城裡，很多古蹟已經蹤跡難尋，像牛頭寺、報國寺等，一些保留了古名的如興慶宮、蓮花池等也是完全沒有古意。一些著名的古蹟如大興善寺、大慈恩寺（大雁塔）、大薦福寺（小雁塔）等都被不同的單位佔著，比照著《長安勝蹟考》，想象著1920年代的古都，令人不勝銅駝荊棘、華屋山丘之感。而西安城外的古蹟，倒是不少出人意料地儲存得相對來說好一些，大概是太遠，革命要革過來也不容易。像鄠縣圭峰下面的逍遙園草堂寺，原是鳩摩羅什駐錫譯經的所在。還有終南山裡的如太乙宮、輞川別業，長安縣杜曲少陵原半坡上的興教寺等，雖非漢唐舊貌，但與足利喜六所記大體相符。

一次坐長途車，間關跋涉，到了杜曲少陵原的半坡上，找到了興教寺。這裡是玄奘骨灰所在的地方，裡面還有玄奘的兩個學生圓測、窺基的舍利塔。我當時站在一座石碑前，手裡拿著《長安勝蹟考》，讀著碑文。結果被寺裡的方丈看見，他頗感訝異，於是邀請我到他的廂房裡面幫他抄寫了兩頁經文，午飯則以麵條、饅頭、榨菜款待。不想逗留的時間長了，錯過了回西安的最後一班長途車。那個年代，沒有網路、沒有私家車，也沒有電話。看來只能在寺裡蹭晚飯、住下來了。心想古來只有和尚打秋風，不圖今日灑家要打和尚的秋風了。不過，天無絕人之路。這時，一輛卡車拉著一批年輕人經過這裡，看到興教寺建在少陵原的半坡上，倍感新奇，就驅車上來了。方丈釋心祺對這些來自咸陽一家工廠的年輕人非常熱情，還專門為他們打開了藏經閣，拿出了珍貴的貝葉經。我跟著沾光，也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貝葉經。方丈的條件就是，“你們一定要把這個小孩送回西安交大他親戚家。”回到交大宿舍已是很晚，公公婆婆叔叔嬸嬸都比較著急，我講了當天的經歷，並且說：“方丈問我想不想出家，我說：這是大事，我要考慮考慮。”長輩們大笑。

8月回到北京，剛好看到大型紀錄片“絲綢之路”熱播，居然也拍到了興教寺，而且拍到了藏經閣，甚至拍到方丈釋心祺，他小心翼翼地拿出貝葉經擺在几案上。我異常興奮，就寫了一首七律，準備寄給釋心祺：

策杖依尋老健身，柯斤芒屨類樵人。

憐儂每作歸來想，輸汝獨標出世心。

遠躅雲林聞梵唄，疏寒梅鶴動微吟。

一身泊系長安近，每聽鐘聲晚更沉。

信始終沒有發出，其實內心裡覺得心祺還是俗世和尚，在寺裡我們一起看書的時候，很多字都不認識。反正只要我詩寫了，馳聘了好古的想象，就心滿意足了。

小時候比較偏科，五年級以前還算是全面發展，戴帽初一時（相當於六年級）還參加數學競賽，也是英語課代表。跟同齡同學相比，我英語學得早一點兒，主要是小叔叔王光曾起的作用。小叔叔1950年代留學蘇聯，以烏拉爾工業大學全專業第一的成績畢業。但因思想上一直不積極要求進步，幾十年拿著技術員最低工資，賦閒在家。

思想落後的人，往往腦筋格外活躍。小叔叔為了給他靈動的大腦找出路，就開始自學各種外語，英文、法文、德文等。似乎還是行有餘力，就拿半導體收音機，拆了裝，裝了又拆，樂此不疲。仍不過癮，於是又自己安裝了一臺九英寸的黑白電視機。每次去東高地小叔叔家都發現他不是在學德文、法文，就是又研製了新的產品，讓我們這些小孩子佩服得五體投地。不知道他透過什麼管道，總能找到一些英文書，一開始弄來了一套《靈格風》英語教材，內容是圍繞著一家人，展開各種場景對話。只記得這家的男孩子叫Simon，一位家庭女教師叫Shiela，我們姐弟三人一點可憐的英語會話能力大都得益於這一家子。

後來小叔叔還弄來一些書，如馬克·吐溫的《湯姆·索亞歷險記》（The Adventure of Tom Sawyer）、霍桑的《高更的頭顱》（The Gorgon’s Heads）等。印象最深的是《高更的頭顱》，故事源自希臘神話，大致是說珀爾修斯（Perseus）經歷千辛萬險，斬妖除怪，終於砍下了九頭怪高更的頭。這本書是霍桑給青少年寫的，本不應太難。大姐、二姐不久就看完了。而我實在對英文興趣不大，之前看過一些類似阿瑟王和他的圓桌騎士、羅賓漢（Robin Hood）等，總覺得羅賓漢和英國古代這些英雄人物，既沒有超絕的武藝，“萬夫不當之勇”，也沒有身負奇冤，仗劍復仇，忙來忙去、東奔西走，好像就是為了追幾個女孩，感覺莫名其妙，算哪門子俠客？跟我們的西、儒、三、水（《西遊》《儒林外史》《三國》《水滸》），無論是故事的情節、趣味性、複雜性，還是語言的生動、富贍，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更遑論《紅樓夢》，所以閱讀的進展極其緩慢。

大約過了幾個月的時間，有一天，母親不無好奇地問我：“高更的腦袋是不是還在脖子上呢？”我只能嬉皮笑臉地應付她一下。

陳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