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年前的先秦儒學與道家有著不同的態度，孔子提倡見利於人

【摘要】先秦儒學與道家在名利問題上有著截然相反的態度：先秦儒家名利皆重，先秦道家名利皆輕。這兩種名利態度各有其合理性，也各有不足。我們應該在對待名利的態度問題上實現名利皆重與名利皆輕的結合，要做到宏觀上名利皆重，微觀上名利皆輕。合理看待名利問題，對於人的幸福指數的提高，人的心靈的安頓，對於沽名釣譽行為和拜金主義的抑制，對於人們高遠人生目標的樹立，對於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對於中國夢的順利實現，都是非常重要的。

名與利，是每個人都無法迴避的極其重要的問題。名屬靈性，利屬物質性。名字有大小好壞之分，利弊之分。“社會在追求物質利益的過程中創造物質財富；社會在追求精神榮譽的過程中提升精神文明”［1］（P154）。先秦時期儒道兩家對名利問題都有很深的思考，他們對名利問題的態度是截然相反：先秦儒家名利皆重，先秦道家名利皆輕。作者認為，兩種名利態度各有合理性，也各有不足之處。我們應該在對待名利的態度問題上實現名利皆重與名利皆輕的結合，要做到宏觀上名利皆重，微觀上名利皆輕。

一、名利皆重：儒家的名利態度

本文認為先秦儒學重名是當今學術界的共識，作者也贊同這一觀點。與道教不同的是，先秦儒家追求的是精神的永生，而非肉體的永生。第一個提出永生論的是叔孫豹。這句話的意思是：大上立德，其次是立功，其次是立言，雖然久而久之，這句話叫做永生。［2］（襄公二十四年）人的最高等級是德業，第二等級是建功者，第三等級是著書立說。建立起來的功德，即使經過再長的時間也不會被廢棄，這就叫這個人雖然死了，卻能永遠活著，永不磨滅。這個觀點概括了一個人如何能夠長生不老——即永生的觀點。伯孫豹對精神永生的追求，實質上是追求名的追求，希望有好的名聲，受人尊敬。孔子發展了“三不朽”思想，明確提出了“精神不朽”說，顯示了對名的追求和重視。有一次，他說：“君子疾沒世，名不稱焉”［3］（《衛靈公》），“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3］（《里仁》）；還說：“後生的人不稱其人。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3］（《子罕》）強調要儘可能早地成名，若過了最佳成名年齡，成名的希望就不大了。

在先秦儒家看來，道德水平的高低與名聲的大小密切相關。在《論語·季氏》中有這樣一段：“齊景公有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至今稱之。”比較齊景公與窮困的伯夷叔齊死後的影響，認為德行越高，其名聲就越大。“君子去仁，惡名而名”［3］（《里仁》）孟子也說：“仁則榮，不仁則辱。”［4］（《公孫丑上》）一個人的品德高尚，就會有好名聲，反之則可恥，就會有惡名。孟子的思想啟示人們要致力於道德修養，提高道德水平，以求取名望。

對當前學界公認的先秦儒學的輕利思想，筆者認為有商榷之必要。學術界一般認為先秦儒學輕利的原因是孔子見利思義及孟子“何必曰利”的論述。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而久不忘平生之言，亦可為成人。”［3］（《憲問》）孔子認為，見到財貨利益會想到該不該得到，危亡時不惜犧牲生命，長期處於困境卻不忘平生的諾言，這才算是一個正人君子。談到義，孔子說：“義者，宜也。［5］（《中庸》）即行為的合宜或應當，通常是指公正、合宜的事理，或合乎正義的行動。孔子提倡見利於人。

孟子·梁惠王上記：孟子見梁惠王。國王說：“叟！又遠又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為什麼曰利？也有仁義而亡。國王說，“何必利吾國呢？”大夫說，“何必利吾家呢？”士庶人問，“哪有利吾家？”萬乘之國。

小編認為不管儒學還是道家，他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小粉們認為怎麼樣，可以在下方評論，感謝大家的閱讀。如需瞭解更多文化文章就請點選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