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書”《尤利西斯》：最真實的都柏林，最“私人”的全民狂歡日

1924年，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住進了醫院，他的眼睛被打上了繃帶。朋友們送給他一束白色和藍色的花（《尤利西斯》最初封面的顏色是白色和藍色），但喬伊斯沮喪地在筆記本上潦草寫道：“今天是1924年6月16日，20年後的今天，有人會記得這個日子嗎？”

《尤利西斯》以時間為序，講述了居住在都柏林的廣告推銷員利奧波德·布魯姆（Leopold Bloom），在1904年6月16日遊蕩在都柏林街道的平凡一天。

不用等到20年後去檢驗。1929年，因《尤利西斯》而誕生的布魯姆日就真正“誕生”了。《尤利西斯》的法國出版商在凡爾賽附近的一家酒店組織了一場新書推廣活動。到了1954年，在喬伊斯的故鄉——愛爾蘭都柏林，迎來了第一個布魯姆日。當時，愛爾蘭鄉村詩人帕特里克·卡瓦納和作家弗蘭·奧布萊恩參觀了一系列在《尤利西斯》中出現的地方：都柏林的馬泰羅塔、戴維·伯恩酒吧、埃克爾斯街7號。同時，一邊閱讀《尤利西斯》的內容，一邊喝得酩酊大醉。

愛爾蘭雖長久處在歐洲“蠻荒”的邊緣，連高曉松在《曉說》裡都稱其為“歐洲的盡頭”，但在首都都柏林，每年6月16日，都有一場全歐洲，乃至全球最偉大的地理閱讀活動——布魯姆日。

2019年6月16日，是都柏林第65個布魯姆日，也是喬伊斯創作《尤利西斯》的第105年。無論你是否讀完了這本被稱作天書的《尤利西斯》，你都可以毫無障礙地加入到這場規模僅次於聖帕特里克節的第二大盛會中。並把它當做一面鏡子，看盡愛爾蘭的過去和現在。

從“圈地自萌”到偉大的地理閱讀

羊腰子、豬下水、血腸布丁……桌子上放著“Molly”（莫莉，《尤利西斯》男主人公佈魯姆的妻子）的牌子。

兩年前的布魯姆日這天，我在埃克爾斯街7號（Eccles 7），小說主人公佈魯姆的家（如今已變身為喬伊斯中心），面前的盤子裡是這些挑戰我味蕾的玩意兒。這頓經典的“布魯姆早餐”是為了向《尤利西斯》致敬。

《尤利西斯》中有許多關於“吃“的描寫，擺著下水的食品攤兒是中年男人布魯姆的最愛。“他喜歡濃郁的雜碎湯、有嚼頭的胗、填料後用文火焙的心、裹著麵包渣兒煎的肝片和炸雌鱈卵。他尤其愛吃在烤架上烤的羊腰子。那淡淡的騷味微妙地刺激著他的味覺”。

正當我思忖著如何下口時，身旁一位來自西班牙的男士悄聲說：“我敢打賭這屋子裡讀過《尤利西斯》的人不超過10個。”

“那你讀過嗎？”我問。

“嘿嘿，我盡力了。但又有什麼關係，透過布魯姆日瞭解喬伊斯，不是更有趣嗎！”他答道。

我相信他的話。《尤利西斯》經常被人稱為“天書”，很多人在閱讀時甚至需要一本字典在手。我記得大二時第一次在圖書館借到這本書，全書一共18章，我花了一個學期也沒有讀完前3章。這部小說堪稱意識流文學巔峰之作，女作家曼斯菲爾德稱它“晦澀難懂到可怕的程度”，心理學家榮格號稱花了三年時間才讀通此書，而中文版的譯者蕭乾當年在劍橋研讀完此書，也曾工整地寫下了“天書”二字。直到參加完布魯姆日的第二年，我終於讀完了它。但你要問我情節，我真的答不出。因為它沒有情節，只有情緒。

喬伊斯於1914年3月開始創作《尤利西斯》，但為了完成他的劇作《流亡者》（也是唯一的劇作），他又把它擱置一邊。1915年6月16日，他寫信給他的兄弟斯坦尼斯勞斯，說他已經完成了《尤利西斯》的第一部分。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後，喬伊斯的朋友們正式將6月16日定為布魯姆日，當然，那時只是非常私人的一個聚會。

為什麼會選擇6月16日這一天呢？據說1904年的那一天是喬伊斯第一次和他的妻子諾拉·巴納克爾約會。6天前，喬伊斯剛剛和諾拉在都柏林著名的商業街拿騷街上相遇。那一年的夏天對喬伊斯意義重大，他不僅認識了“能安撫他靈魂”的繆斯，還開始了《都柏林人》的創作。被趕出國家戲劇協會、因醉酒打架而受傷，以及當天發生的新聞事件，也全部成為了《尤利西斯》的素材。

你可以說他們是“圈地自萌”，但不可否認，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越來越多遊客的參與，布魯姆日讓這部天書變得平易近人了，普通人也可以從中找到通俗化的樂趣。

人們會為自己裝扮上愛德華時代的復古造型：女士們會將自己弄得前凸後翹，穿上令人呼吸困難的束身衣，髮型弄得像雲朵一樣蓬蓬的，再撐一把陽傘；男士一定要選擇最經典的三件套，如果有手杖、懷錶、領結的加持，那就更完美了。嫌麻煩？那直接來一頂經典的喬伊斯圓帽——Shevlin家族從1960年代就開始以布魯姆和喬伊斯為名製作禮帽，每年的布魯姆日，家族第三代傳人John Shevlin會Cosplay成喬伊斯的模樣，引得人們瘋狂地求合影。

2013年6月16日，當地民眾穿著布魯姆的服裝聚集，試圖打破最多人參加這一活動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布魯姆日的活動不侷限於一處。吃完重口味的烤羊腰早餐，可以到林肯廣場路附近的Sweny藥店買一塊檸檬香皂。書中的布魯姆想借著檸檬香皂，洗掉都柏林的陳腐與汙垢，也洗掉自己狹促的生活。這家老店已變身為一家書店，許多存書都與喬伊斯有關，店鋪還保留了那些塞滿醫用瓶罐的櫥櫃。之後去大衛·伯恩酒吧（Davy Byrne’s Pub）喝一杯，乾酪三明治配勃艮第紅酒就是布魯姆在6月16日的午餐選單。

你還可以造訪愛爾蘭國家圖書館、在小酒館裡學罵人俚語、到森迪蒙特沙灘尋找豔遇，如果有人過來問時間、搭訕，記得像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回答：“親吻的時間已過去一半了”。海邊還有一座“喬伊斯圓塔”，1904年，喬伊斯與他的大學友人在這裡蝸居了六個晚上，而今圓塔已改建為喬伊斯博物館。爬上《尤利西斯》中多次提及的“昏暗的螺旋狀樓梯”，經過當年喬伊斯住過的起居室，塔頂海風獵獵，遠眺泛著銀光的海面，這與百年前喬伊斯所見過的場景並無差別。

2012年對布魯姆日來說是特別的年份。在喬伊斯去世後的第71年，他的作品過了版權保護期。這意味著全世界的喬迷可以在不需要獲得許可的情況下，在公共場合閱讀、分享、表演或重新詮釋喬伊斯的作品。要知道，自1982年繼承遺產以來，喬伊斯的孫子斯蒂芬·喬伊斯（Stephen Joyce）一直嚴格地管理著祖父的基金會，在2004年的布魯姆日，他甚至對公眾公開朗讀喬伊斯作品而威脅要將愛爾蘭政府告上法庭。所以2012年的慶祝活動尤其豐富，《為芬妮根守靈》的音樂劇版本釋出，愛爾蘭圖書館也公開展示了喬伊斯的手稿。我參加的“布魯姆早餐”活動，斯蒂芬·喬伊斯也是座上賓。

喬伊斯文化館的人說，布魯姆日對每個人都有意義：學者們可以分享對這部作品的瞭解；嗜酒如命的人，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去喝酒；讀過的、沒讀過的人都可以參加到聚會中來。無論什麼人，一日的行程走完，你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貼近這座城市的心跳。

每逢布魯姆日，身著《尤利西斯》書中服裝的書迷都會來參加早餐會，一邊看演員表演，一邊吃著書中描述的早餐

與一座城的世紀糾纏

喬伊斯透過描述一天內發生的單一事件向人們展示了一幅人類社會的縮影，人世的悲與喜、英雄與懦夫的共存以及宏偉與沉悶的同現。“尤利西斯”這個詞是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英雄奧德修斯的拉丁文版本，兩部小說在人物關係、情節發展、結構設定上也有許多暗合之處。只是英雄時代的英雄故事到了20世紀初，變成了油膩大叔布魯姆的自我放逐，因為他知道妻子下午將在家中與情人幽會通姦，而他無處可去，不得不在大街上游蕩。布魯姆無疑是反奧德修斯、反英雄的翻版：卑瑣、軟弱、屈辱。

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喬伊斯和都柏林（抑或愛爾蘭）之間的關係是可以用“緊張”來形容的。他不僅毫不介意展示都柏林的各個角落，明快的，卑劣的，熱情的，骯髒的，而且拋棄了文學上對語言“得體”的要求，充斥著大量髒話與猥褻的字眼，還包括一些令人難堪的場面描寫，比如排便、自慰等等。所以當學者把它理解成一部關於兩個民族（以色列與愛爾蘭）的史詩時，大部分的閱讀者只能把它看作是一趟周遊人體器官的旅行。

《尤利西斯》中的語言，被當時很多人視作喬伊斯對都柏林的詆譭性報復。但喬伊斯對此的解釋是：“我只是在表達真正的自己”。另一位愛爾蘭著名作家蕭伯納也坦承過“它實在真實得可怕：我曾經行走在那些街巷裡，對那些商店瞭如指掌，也聽過和參與過那些對話。在我20歲那年我逃離它們來到英格蘭，40年之後從喬伊斯先生的幾本書中得知都柏林還是老樣子，那兒的年輕人仍與1870年的人們一樣胡言亂語、喋喋不休、出言不遜”。

1904年，喬伊斯宣佈“自願流亡”，他和妻子離開都柏林，輾轉於歐洲大陸，並在這種流放中度過了生命的最後30年。喬伊斯眾多小說都像一個多維的既虛擬又現實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視覺、聽覺和嗅覺都與情感、記憶和幻想糾纏在一起。與《尤利西斯》相比，早期文學對現實的渲染就像藝術家掌握透視畫法之前的中世紀繪畫一樣。而《尤利西斯》就像生活本身，令人困惑。尤其最後一章那個無標點的、長達60多頁的句子，更是讓這種夢魘攀升至一個奇幻的高潮。

直到20世紀50年代，喬伊斯才開始被主流文化接受。在美國，從《日落大道》開始，《尤利西斯》通常被用作精英文化的象徵。連當時最著名的影星瑪麗蓮·夢露都特意拍攝了一張她在泳池邊讀《尤利西斯》的照片，試圖擺脫她的固有形象。當然，這張照片，以及更多的照片都不足以證明——是否有人，更不用說好萊塢明星——真正讀過它。我們能知道的只是，美國人真的很喜歡喬伊斯，紐約的布魯姆日也是全城狂歡。同一時代的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維夫人》的主人公達洛維夫人也是身臨其境地穿越倫敦，無疑是受到《尤利西斯》的影響。

1990年代，是“凱爾特之虎”的年份，愛爾蘭的經濟突飛猛進，考古上也有重大發現。愛爾蘭人是如何記錄歷史的呢？據說只要一個地方有點歷史可說，便會建一座文化遺產中心。所以布魯姆日的“出圈”，既是愛爾蘭人對文化的珍視，也可看作是都柏林這座城市與這位偉大作家的和解。

畢竟喬伊斯筆下的都柏林，太具體了！明明描寫的語句是如此主觀，但呈現出來的故事就像把都柏林建築的鋼筋鐵骨都暴露出來一般，清晰、準確。喬伊斯自己都說過：“如果有一天都柏林被炸燬，人們可以根據我的小說一磚一瓦地重建。”

在寫《尤利西斯》之前，喬伊斯經常隨身帶著一個本子，記錄下城市的每個細節，連行走路線的時間點都掐得驚人的準確（當然，這也要得益於都柏林的原貌被儲存得非常完好），城市地圖、尺子、秒錶都是他的工具。

喬伊斯還是都柏林小酒館的代言人。他曾提過一個有趣的問題：怎樣穿過都柏林而不經過任何一家酒館。這話並不誇張，在這座人口只有53萬的城市裡，有近2000家小酒館。從1904年宣佈“流亡”開始，他便把對都柏林小酒館的眷戀都寫到了《都柏林人》裡：杜克街21號的大衛·伯恩酒吧；公爵街的蘇格蘭酒館；普爾貝格街的馬利根酒館；奧尼爾酒館、麥奧利酒館等等。小酒館的名字、老闆身世、店內的裝潢擺設，都可一一印證。

但在所有與喬伊斯有關的小酒館中，大衛·伯恩酒吧和The Bailey是最重要的朝聖地。前者是《尤利西斯》主人公佈魯姆常去的地方，後者的老闆則從地產商手裡搶到了一扇門板——布魯姆夫婦所住的埃克爾斯街7號，這絕對算得上是愛爾蘭文學史上最著名的一扇門。

喬伊斯，並沒有生活在葉芝的反面

在西歐諸國中，愛爾蘭是唯一一個被另一個歐洲國家殖民統治的國家。從12世紀下半葉英國侵入愛爾蘭開始到20世紀初，戰爭、起義不斷。連首都都柏林的氣質亦是如此。據說都柏林（Dublin）之名源於古愛爾蘭語Dubhlinn，即“黑色池塘”，加重了天生註定的憂鬱宿命。

不知道是不是應了中國那句老話：“國家不幸詩家幸”。滄桑的愛爾蘭總是出些浪漫文藝的作家、詩人，甚至算得上諾貝爾文學獎得獎大戶。威廉·勃特勒·葉芝、喬治·蕭伯納、薩繆爾·貝克特、謝默斯·希尼……在文學上，它從未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1954年6月，愛爾蘭詩人帕特里克·卡瓦納和安東尼·克羅寧乘坐馬車，沿著布魯姆的足跡穿行都柏林

但是，喬伊斯和王爾德不在其中。

作為愛爾蘭文學界最重要的兩個人，喬伊斯總會被拿來與葉芝做比較。葉芝筆下的愛爾蘭是田園牧歌的，是詩情畫意的，是溫暖和煦的，是符合人們對於這個遙遠島國想象的，加之他個人曾為革命奮不顧身，愛爾蘭人毫無疑問更愛葉芝，

兩人曾在1902年有過一次偉大的會面，那一年，葉芝37歲，喬伊斯只有20歲。不同的家庭教育、成長環境，讓兩人之間的代溝不只是年齡。葉芝生活在上流階層，在青年時代就旅居過大不列顛和歐洲的許多城市，而喬伊斯呢，父親酗酒成性，看看喬伊斯的長篇《一個青年畫家的肖像》吧，那就是他青年時代的縮影。

葉芝毫不掩飾欣賞喬伊斯的才華，喬伊斯年輕時也曾崇拜過葉芝，但也會說：“你太老了”。當葉芝後期文風發生很大變化時，喬伊斯又開始欣賞他。兩個人都對腳下的土地有著熾熱的愛和執念，這讓他們不再非此即彼，喬伊斯並沒有生活在葉芝的反面。如果非要定義，喬伊斯畫出的是一個具象的都柏林，而葉芝吟誦出了一個更悠遠的愛爾蘭。同樣偉大，且不可替代。

但如果選擇其中一人做我的愛爾蘭嚮導，我一定選擇喬伊斯。他的所有作品都在試圖深度剖析都柏林這座城市的靈魂，基於那些具象的描述，旅行者也很容易跟隨書中的點一個個地去印證。而且，他親切，粗俗，不矜持。你不用懷疑，他一定會帶你去海邊尋找豔遇，去小酒館和一群當地人高談闊論，還會一路唱歌給你聽。

猶記得大學時歐洲文學選修課的老師對喬伊斯愛得欲罷不能，他說：喬伊斯比任何人都有著更復雜的情感，你要去理解他的絕望，並最終在絕望中生出憐憫和仁愛。

又一年布魯姆日到了，你讀懂《尤利西斯》了嗎？其實無所謂，布魯姆日在當代是一種緩慢的、身臨其境的，最終也是私人的體驗，也可以與《尤利西斯》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