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玉與劉備的慘敗教訓：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陳、蔡等國軍隊圍攻宋國，宋國向晉國求救。次年，晉文公為解宋國之圍，派兵進攻楚國的盟國曹、衛，並與齊、秦結成聯盟。

形勢明顯對楚軍不利，楚成王於是要求子玉把楚軍主力撤出宋國，避免與晉軍衝突。他還不忘告誡子玉說：晉文公並非等閒之輩，不可小覷。但子玉驕傲自負，根本聽不進楚成王的勸告，仍堅決要求楚成王允許他與晉軍決戰，以消彌有關他指揮無能的流言，並請求楚成王增調兵力。

楚成王優柔寡斷而又心存僥倖，同意了子玉的決戰請求，並派兵增援子玉。子玉得到援兵，更加堅定了與晉軍作戰的決心。

為了尋找決戰的藉口，子玉故意派使者向晉軍提出苛刻的休戰條件：晉軍撤出曹、衛，讓曹、衛復國，楚軍則撤離宋國。

晉國如果答應子玉的條件，實際上就相當於承認放棄爭霸中原、號令諸侯的努力。所以，晉文公當然不會同意，他一方面以曹、衛同楚國絕交為前提條件，私下答應讓曹、衛復國；另一方面則扣留了楚國的使者，以激怒子玉前來尋戰。

子玉見使者被扣，曹、衛叛己附晉，果然惱羞成怒，倚仗楚、陳、蔡聯軍在兵力上的優勢，氣勢洶洶地撲向晉軍。

為了避其鋒芒，選擇有利的決戰時機，晉文公下令部隊主動“退避三舍”，撤到城濮一帶。

對晉軍的主動後撤，楚軍有不少人感到蹊蹺，主張停止追擊。然而，剛愎自用的子玉卻認為這正是聚殲晉軍，奪回曹、衛的大好時機，揮兵跟蹤追至城濮，並把楚軍和陳、蔡兩國軍隊分成左、中、右三軍。

中軍為主力，由子玉親自指揮；右翼軍由陳、蔡軍隊組成，戰鬥力薄弱，由楚將子上統率；左翼軍也是楚軍，由子西指揮。

公元前632年4月，城濮之戰爆發。晉軍針對楚中軍較強、左右兩翼薄弱的部署態勢，以及楚軍統帥子玉驕傲輕敵、不諳虛實等弱點，制定了先擊其側翼，再攻其中軍的作戰方針。

戰鬥開始，晉軍胥臣給戰馬匹披上虎皮，首先向楚軍中戰鬥力最差的右軍發起猛攻。陳、蔡軍遭到這一突然而奇異的打擊，頓時驚慌失措，一觸即潰。

接著，晉軍上軍主將狐毛故意在車上豎起兩面大旗，引車後撤，假裝退卻。同時，晉下軍主將欒枝也在陣後用戰車拖曳樹枝，揚起塵土，假裝後面的晉軍也在撤退，以引誘楚軍出擊。

子玉不知是計，下令左翼軍追擊。晉中軍主將先軫見楚軍落入圈套，立即指揮最精銳的中軍橫擊楚左軍。與此同時，狐毛、狐偃也乘機回軍夾攻。楚軍左翼退路被切斷，完全陷入了重圍，很快也被消滅了。

至此，楚軍左、右兩翼均已失敗，大勢盡去，子玉不得已下令中軍迅速脫離戰場，撤退到連谷。在連谷，子玉終於為自己的驕傲輕浮付出了代價，被迫自殺。

公元219年，東吳襲佔荊州，擒殺關羽。劉備因此大怒，發誓不報此仇決不罷休，不顧群臣反對，於公元221年親率五萬大軍征伐孫權。

孫權一面遣使向曹丕稱臣，以免後患；一面命陸遜率五萬吳軍抵抗劉備。

陸遜針對蜀軍來勢兇猛，求勝心切，且地形於己不利的情況，決定採取先退一步，然後在集中力量與敵決戰的策略，令吳軍退至夷陵、猇亭一帶固守。

公元222年2月，劉備的蜀軍進軍至夷陵、夷道一線安營紮寨，擺開七百里連營。

安營紮寨畢，劉備首先派張南圍攻夷道的吳軍孫桓部，想要引誘陸遜派兵援救。但陸遜知道孫桓部城堅糧足，軍民一心，定可守住，所以不出兵援救。

劉備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派八千精兵埋伏在山谷，又令吳班在平地紮營，以引誘陸遜出戰。不料陸遜“狡猾”得很，又識破了劉備的計策，還是堅決不出戰。

蜀軍長途跋涉，且營地分散，後勤補給運輸困難，所以軍士十分疲憊，鬥士逐漸削弱。

陸遜偵察到這種情況，認為時機已成熟，決定向蜀軍發起全面進攻。6月，陸遜派兵以火攻破蜀軍一營，接著，又令諸軍趁勢猛攻，一舉攻破蜀軍四十餘營。

蜀軍死傷慘重，蜀將馮習、張南被斬，杜路、劉寧降吳。劉備見蜀軍全線崩潰，只好領兵退往夷陵西北的馬鞍山，依險據守。

但此時的陸遜，就像是一頭嗅到血腥的頭狼，率軍四面圍攻，又殲滅蜀軍數萬。劉備被迫率領殘部趁夜向西突圍，在石門山又遭到孫桓的追擊，好不容易才退回白帝城。

城濮之戰，楚軍戰敗，從此失去了爭霸天下的資本；夷陵之戰，蜀軍戰敗，從此打破了三國時期的力量平衡。所以，無論是城濮之戰還是夷陵之戰，都對中國歷史走向有著重大的影響。

那麼，在城濮之戰、夷陵之戰中，楚軍、蜀軍戰敗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它們之間又有何相通之處呢？

《孫子兵法·火攻篇》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意思是說，國君不可憑一時的惱怒而興兵作戰，將帥不可憑一時的怨憤而與敵交戰。

城濮之戰，楚軍之所以大敗，是因為子玉“慍而致戰”；夷陵之戰，蜀軍大敗，則是因為劉備“怒而興師”。這是子玉與劉備的主要錯誤，也是城濮之戰、夷陵之戰楚軍、蜀軍戰敗的主要原因，是它們的相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