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是如何被豬隊友逼死的？

作者：煦濡

1908年11月14日、15日兩天，清宮裡接連傳出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的訊息。

京城內外官場及民間頓時人心浮動，議論紛紛。

對於光緒的死因，當時人及後世一直存在爭議。

有說為慈禧所害，有說是袁世凱、奕劻和李蓮英下毒謀殺，又有稱是因病自然死亡。

2003年，由中央電視臺清史紀錄片攝製組、清西陵文物管理處、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和北京市公安局法醫檢驗鑑定中心聯合組成的專題研究課題組開始

對光緒死因進行具體考證

，經過五年的長期研究，最終得出

光緒是中砒霜之毒而死的結論。

關於光緒死因的爭論至此似可蓋棺定論。

▲兩天內光緒、慈禧雙雙逝去，引發後人無限猜想

然而，早在光緒結束物理生命之前，他的政治生命實際已經結束。

戊戌政變可以說是慈禧與光緒關係轉變的一道重要分水嶺

，在戊戌（1898年）至己亥（1900年）年間，光緒已經徹底失去慈禧信任，甚至一度險些被廢黜。而慈禧對光緒態度的轉變，還要從甲午戰爭說起。

一、清流派引發慈禧對光緒的防範

甲午戰爭是晚清政治史的一道分水嶺，引發了清廷政局的一系列變化。

後人所說的帝黨與後黨之爭，實際就是在這一時期興起的。

甲午之間，以戶部尚書、帝師翁同龢和禮部尚書李鴻藻為首的官員，批評中樞在對日和戰決策上的失誤，主張

積極主戰、反對議和

，很快喚起大批京官的附和，聲勢浩大的清流勢力再次興起。

清流派力主戰事，一方面固然是為朝廷著想，為國家、蒼生考慮，

但更重要的其實是與李鴻章的北洋勢力間展開派系鬥爭。

此時的翁同龢憑藉帝師的身份及與皇帝“獨對”的政治優勢攫取了重要政治資源，並獲得皇帝的深重信賴，光緒“每事必問同龢，眷倚尤重”。

這樣，以翁為首的清流派深刻地影響了光緒的決策和傾向。

▲《走向共和》光緒帝師翁同龢

1894年7月17日，在中日爆發戰爭之前，翁同龢的門人，禮部右侍郎志銳就上書對李鴻章等人展開攻擊，批評“北洋大臣李鴻章與譯署大臣主持其事，一味因循玩誤，輒藉口於釁端不自我開，希圖敷衍了事”。

在開戰前，派系傾軋的色彩就已很濃厚了。

甲午戰爭，李鴻章的北洋水師腹背受敵，同時面對著一明一暗兩個戰場。

8月16日，志銳再度上折，力言“立將孫毓汶罷斥，朝政必有起色，軍事必有轉機”。罷免軍機大臣非同小可，慈禧從中嗅到了危險訊號，這可能是光緒及其背後的帝黨為瓦解慈禧所佈的權力機制所做的準備

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等要臣，都是慈禧當政時所深為依賴和信賴的權力要角。從這些一連串從外而內的權力鬥爭中，慈禧看到了翁同龢一行人的政治意圖——

即瓦解自己的權力佈局，使自己斷失政治根底，進而被架空至頤和園中。

對慈禧而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挑戰自己的權力、權勢與權威。

8月21日，慈禧對文德興開刀，以

“攬權薦賄”

為由將其遣發。

文德興是光緒寵妃珍妃的內侍，而志銳是珍妃之兄，清流另一健將文廷式也與文德興過從甚密。對文德興的處置巧妙地傳達了慈禧的不滿與警告。但清流人士仍不依不饒，隨著戰爭的推進，又對李鴻章、丁汝昌等人展開連環攻擊。

慈禧身處大清帝國的權力中心，久經考驗，豈能坐以待斃。

隨後，慈禧將光緒寵妃珍妃、瑾妃降為貴人，將清流派前鋒志銳調充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又諭令撤去滿、漢書房，意在切斷翁同龢與皇帝獨對的機會，徹底阻斷翁對皇帝的影響。

所謂帝黨後黨之爭，即是在此間浮現並逐漸展開。

面對慈禧的一系列政治手腕，氣焰日盛的清流人士起初無所顧忌。甚至在慈禧將珍、瑾二妃降為貴人後不久，文廷式還以強烈的措辭上述嚴參孫毓汶，稱其“欺矇君上，攬權謀和，力請誅之，以振朝綱。”

起初，慈禧的態度不明朗，官員們不好站隊。

隨著慈禧的一步步介入，朝中諸臣圍繞戰事遊走於和戰之間灰色地帶的轉態逐漸轉至壁壘分明，謀和漸成主流。儘管帝黨此時還控制著言論市場，維持主戰論調，

但決策核心卻在慈禧影響下向和議方向行進。

隨著戰事的推進，清軍敗局已現，然而翁同龢始終以主戰為堅定主張，看似信念堅定，實則不懂得審時度勢，反映出在政治主張背後派系鬥爭的實質。

對於翁同龢，曾有學者這樣評價：“在和戰的問題上，翁同龢主戰的態度，始終不變，所變的是偏離了他的原則。本意是求乾綱大振，致君於有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為，而為了自己的名聲，執持如故，變成為主戰而主戰，實不能不謂之誤國”。

誤國之外，翁同龢等人在甲午間所做舉動引發的嚴重政治後果就是使得

宮闈之爭公開化。

本來慈禧與光緒間或許難免有隔閡與間隙，但並非不可調和，但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派一味主戰，引發朝臣議論紛雜，並與慈禧展開針鋒相對的衝突。在輿情駁雜情況下，直欲將議和的名義加在慈禧名下，引發慈禧動怒，為其所不容。

身夾其中，光緒陷入十分尷尬的一種境地，與慈禧之間的關係也變得微妙起來。

由此觀之，

甲午前後所出現的兩宮隔閡及帝黨後黨之爭，清流文人負有直接責任。

二、戊戌變法——來自康黨的致命一擊

戊戌年間，在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文人影響下，光緒帝銳意改革，促成了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的失敗有其必然性，

最大的政治影響是釀成戊戌政變的惡果

，從此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的關係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而這一切與康有為等維新文人有著密切關係。

康有為的想法激進，言辭大膽犀利。

▲《走向共和》光緒帝召見康有為詢問變法

梁啟超在回憶初次拜會康有為時說到：“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康為人處世方面的

張揚與狂悖

。

康氏曾主張徹底急切的改革變法，“方今不變固害，小變仍害，非大變、全變、驟變不能立國也”。

康有為的變法主張

迎合了甲午戰敗後中國求新求變的主基調

，更迎合了年輕的光緒皇帝

求治心切，渴求變法的急切心理。

但是，康有為本人存在著嚴重的性格缺陷，在他的身上有著許多文人的典型缺點，諸如政治經驗不足，辦事理想化，行事輕浮急切，不講求緩急輕重，而這些都是推行政治改革中最忌諱的。

以往論者常將戊戌變法時期政局演變解讀為新黨舊黨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這其實並不準確。

事實上，更多的焦點

聚集在光緒帝與群臣之間的衝突。

因皇帝求治、求變之心日益深切，導致君臣之間的矛盾逐漸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而光緒帝的這些變化顯然是和康有為等人的影響有關。

▲光緒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影響下銳意變法

由於受到維新黨人的影響，年輕的皇帝力求除舊革新，因而從身邊廷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們“守舊”的一面，君臣之間日益缺乏信任，嫌忌叢生，對政事的處理隨之出現分歧。

時人描述說：“凡遇新政詔下，樞臣俱模稜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辦過；禮邸（禮親王世鐸）推病未痊，恭邸（恭親王奕）薨逝，剛相（剛毅）每痛哭列祖列宗，其次更不敢出頭，皇上之孤立，可見一斑也。

一邊是群臣對變法的推諉與觀望，另一邊則是光緒在康有為影響下自顧自地昂首闊步改革，一點點逾越了當時清廷內部的認知和承受範圍。

在戊戌變法後期中，光緒皇帝的若干措施

嚴重影響了原有的權力格局和政治秩序

，例如擢升軍機四章京、開懋勤殿，甚至一天之內罷黜禮部六位堂官，這在清朝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光緒在這些改革中越走越遠，伴隨而至的是群臣愈演愈烈的離心傾向。

面對光緒起初的銳意改革，慈禧雖有微詞，但採取不干涉的態度。時人記載：“今上變法甚急，慈聖頗不以為然。每日諭旨，慈聖俱不看，但云：隨他鬧去。”

直到出現皇帝一詔

罷免六堂官，以及突然裁撤京內衙署

，造成大恐慌，慈禧終於意識到皇帝走的太急，也走的太遠，自己挑選的輔政軍機大臣已然勸阻不住，由此一旦皇帝乾綱獨斷，後果不堪設想，終於出手阻攔。

▲慈禧權力慾極重，不容自身權勢受到任何挑戰

面對慈禧的痛斥與反對，光緒帝萬念俱灰，並在戊戌政變之前給軍機章京楊銳下達了一份密詔，表示變法已推行不下去，“果使如此，則朕為且不能保，何況其他？”，要求楊銳等人“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

但康有為看到密詔後，展開了過於豐富的聯想，竟起了勸說袁世凱圍頤和園殺太后的瘋狂想法。

其實從密詔中“而又不致有拂聖意”中可以看出，當時光緒帝對慈禧沒有任何叛逆之心，更不會、也不敢起狂悖之念，但缺乏政治經驗的康有為一眾人等卻以自身過激反應釀成禍端，將光緒帝推至萬劫不復的深淵，從此皇帝與太后的關係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大破裂。

這是光緒皇帝萬萬沒有料到的。

所謂的“豬隊友”，恐怕最差也就是如此吧！

然而，康有為等人“坑隊友”的行動還遠沒有結束，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後，

遂組織保皇會，歌頌光緒“聖德”，並要求慈禧歸政。

保皇派對慈禧、榮祿等極力攻擊，甚至不顧事實，散播謠言，以籠絡視聽，獲取輿論支援。

▲康有為成立的保皇黨，在清末革命浪潮中逐漸走向政治反動

面對康有為這樣不遺餘力的詆譭，慈禧極為惱火，不僅懸賞十萬金令各省嚴以緝拿，還強迫光緒就戊戌年重用康梁再發自責詔。可以說，

康有為等人流亡海外的舉動更進一步惡化了帝后之間的關係。

對康、梁等人在海外的這種虛張聲勢的宣傳，嚴復曾表達了相當的鄙視，稱其“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

三、己亥建儲——壓死光緒的最後一根稻草

戊戌政變後，不但戊戌變法中的新政被悉數中止，連之前所開展的洋務事業也受到干擾和清算。

此時中央缺乏老成持、富有政治經驗且熟悉外國事物的核心官員，加上政變的後續影響，使得清廷內部守舊勢力迅速回潮，京師籠罩在一片濃厚的頑固守舊、愚昧封建的氛圍中。

藉此時機，中央內部的頑固派以剛毅、徐桐為代表，他們攀援端王載漪，形成了一個短時間內極富權勢的利益集團，對戊戌政變後直至庚子事變時的晚清政局的反動走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走向共和》大學士徐桐

徐桐是政變後頑固派勢力的靈魂人物，他

因循守舊，仇視一切西學和洋務，反對任何變法和新政

，他以端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為政治奧援，並且在自己身邊聚集了一批反動保守的大臣，如禮部尚書啟秀，刑部尚書趙舒翹等，這個政治集團一方面對一些政治經驗豐富、熟悉洋務的官員如李鴻章、劉坤一等進行排擠、彈劾，另一方面謀求最終的政治目的——

廢黜光緒。

原本慈禧在戊戌政變後對光緒失望透頂，已萌生了想要廢棄光緒的念頭，而在載漪、剛毅和徐桐的鼓動下，終於付諸實踐。

1900年1月24日，慈禧召見群臣，稱光緒帝辜負厚恩，“康黨之變，為皇上做主，害予一舉，為上贊成。是以現已定奪，立刻廢之，另立他人為穆宗之子，元旦嗣皇登極也”。

對於如何處置光緒帝，群臣緘默無言，而徐桐則站出來奏稱，似應請太后賞皇上混德公的名號。

混德公原是元朝給南宋廢帝所賜稱號

，如今被徐桐重提，顯然是對光緒帝侮辱性的攻擊。如此對皇帝大不敬的行為，卻受到了慈禧的嘉許，在場的光緒既驚慌失措，又滿懷憤懣。

這充分表明此時光緒帝已經徹底失去慈禧的信任與認可，而徐桐等人趁此時機定要促使慈禧廢黜光緒方可罷休。

榮祿隨後苦心竭力進行挽救，為緩和矛盾，提出將載漪之子溥立為大阿哥，承繼同治皇帝子嗣，徐圖將來，這一折中方案最終為慈禧所接受，方才將光緒皇帝挽救於危難之中，這次事件在歷史上稱為

“己亥建儲”。

己亥建儲後，面對國內外，尤其是各國一致的反對聲浪，載漪、剛毅和徐桐等人又極力鼓吹義和團，企圖藉助義和團運動來排外拒洋，以進一步謀求自身的政治利益。

在義和團進入北京後，載漪又透過偽造外交照會的方式徹底刺激了慈禧的仇洋情緒，最終導致慈禧向各國宣戰，釀成庚子事變這一愚蠢而嚴重的後果。

當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徐桐選擇上吊自殺，了結了自己的一生。深刻地詮釋了“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誤君誤國，可謂甚矣！

四、光緒帝的悲哀

光緒雖勵精圖治，想要在內憂外患的晚清政局中有所作為，怎奈事事不遂其願，先是甲午前後被清流派隔閡了與慈禧的關係，帝黨後黨之爭由之產生；戊戌變法時期又被康有為等“豬隊友”一次次的補刀，徹底敗壞了帝后關係；戊戌政變後又遭頑固派上位，險些被廢黜出局。

光緒面對的不僅是敵對陣營的攻擊，更有來自己方陣營本出自善意的一次次意外暴擊。真應了那句話，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只怕豬一樣的隊友。面對這樣的情形，或許光緒帝也不免哀嘆“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吧。

▲光緒身上帶有某種悲情色彩

就這樣，在敵友雙方的聯合阻擊下，光緒帝一步步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1900年後，已徹底淪為虛君，只具備政治上的象徵意義，而不具有任何實權，直至1908年被徹底消滅，先於慈禧一天死去，

這一極具話劇性的結尾也表明光緒終其一生也未能逃脫慈禧的掌握與控制。

光緒皇帝窮極自己短暫的一生，想要有所作為，卻偏偏被清流、康黨和頑固派的文人集團一次次地迫害，在政治鬥爭中淪為犧牲品，他的雄心抱負隨著日減的影響力和渺茫的政治前景而日漸消滅。對於“文人誤國”這個詞語，光緒恐怕有自己深刻而獨到的見解。

參考文獻：

馬忠文：《榮祿與晚清政局》

林文仁：《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

茅海建：《戊戌政變史事考》

王維江：《“清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