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嶺南

被誤讀的嶺南

“嶺南”這個概念，長期以來就是身處中原者對南土的指稱，是他者建構和使用的概念，因而天然就帶有著某種不解、獵奇，以至排斥的色彩，是中原文化優越心理的間接反映。“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語出酈道元《水經注》）五嶺阻隔的不僅是自然地理意義上的內外，也是化內與化外之別。

因五嶺而起的化內與化外之別，是客觀存在。但當我們仔細地爬梳一些史實，尤其是跟隨著那些從中土來到嶺南人物的腳步，追尋著嶺南文明程序史時，我們驀然發現，在中國文化史上，嶺南的荒蠻，很大程度上是中原未至者不瞭解與獵奇所致，是南來者悲苦意緒的渲染，是有意無意的誤讀。他者建構，嶺南話語長時間缺位，使千百年來嶺南形象被妖魔化。

而這份誤讀與妖魔化，我們最早可以追溯至漢代馬援身上。馬援以底定嶺南之功官至伏波將軍，並以其老當益壯、馬革裹屍氣概得到後人崇敬，為人所忽略的是，他身上還裹挾著有關嶺南的重重迷霧。其中既有因其自身無心而生者，也有他人有意栽贓而致者，但無例外地誤導著後來者對嶺南的初始認識。

唐神龍元年（705），沈佺期因諂附張易之被流放州（今越南榮市），其《入鬼門關》詩中開頭兩句曰：“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正是傳說中言，奠定了作者對嶺南的第一印象。

《舊唐書·地理志四》記載相關傳說：“（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其間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趨交趾，皆由此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那麼，當初南征到此的馬援，又有著怎樣的親身記述呢？《後漢書·馬援傳》載，建武十九年（43）正月，馬援因南擊交阯，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被封新息侯，援犒勞軍士時，憶及當時情事雲：“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墯水中。”這是馬伏波留給後人的嶺南印象。

如果說，以“下潦上霧，毒氣重蒸”狀寫嶺南溼熱多瘴，對於多來自中原的馬援軍士而言，或許還算是一份真實的感受，“仰視飛鳶跕跕墯水中”則顯然是誇張演繹，可入小說家言了。馬援出於謝恩及慰勞軍士之目的，極言南征之艱辛，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以訛傳訛，真假莫辨，到了《舊唐書》記載，到了沈佺期筆下，則已由鳥及人，衍化成“十人九不還”“土地無人老，流移幾客還”了。

嶺南在唐詩中是最常見的貶謫之所。當一位又一位士人懷著滿腹悲苦蹣跚而來，他們一方面不斷地書寫其心中的冤屈悲苦，一方面總是在有意無意間渲染嶺南的荒蠻，化用嶺南歷史上種種相關傳言，凸顯其環境之惡劣、民風之粗野等等。越是心存悲憤，便越要凸顯其荒蠻，將萬千怨憤敷衍其上。

事實上，倘若身臨嶺南，而不懷有先入為主之見，或是別有用心，所見實在未必如此惡劣。早於馬援200多年前，曾兩度出使南越國的使臣陸賈，滯留時間不短，遊歷亦廣，回朝覆命後撰有《南越行紀》，記述嶺南一帶地理位置、風土人情，無疑更準確可靠。雖然此書已佚，僅存幾則，是晉嵇含《南方草木狀》所引文字，但從中我們感受到的嶺南要可愛得多。

其一是記載羅浮山上的胡楊梅和山桃。“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繞其際。海人時登採拾，止得於上飽啖，不得持下。”羅浮山頂遍繞楊梅、山桃的動人景緻，是不是也足以對此後一代代文人隱士們產生強大吸引力呢？

其二記錄了嶺南花草、風俗人情等。“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彩絲穿花心，以為首飾。”這段話透露給我們的至少有兩層資訊，一是南越接受外來影響之早，二是南越之人於花之欣賞喜愛程度。“彼之女子以彩絲穿花心，以為首飾”，後世多以為是嶺南人之愛花，並最終形成花市之淵源。

大多數謫徙文人，當他們確定無疑地踏上嶺南之地時，只要他們能調整心態，做到順時而變，應時而動，直面現實，真實的生活依然頗有可觀。當他們能較好地完成人生角色的轉換，嶺南之地反而能提供給他們更廣闊自由的空間施展才華，比在朝廷更容易有一番作為。今天，當我們回望歷史，便驚奇地發現，對於他們中的不少人來說，那段曾經讓他們感到莫大恥辱，被他們視為人生之大不幸的歷程，竟然成為其一生中最光輝耀眼的段落。韓愈如此，劉禹錫、蘇東坡亦如此。

被貶惠州的蘇東坡，在給老友陳慥回函時直言：“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不自欺，也便不欺人。誤會來自隔閡，當他們能感受到嶺南之“不惡”與“甚厚”，也便能以自身不朽的事功和著述，照亮自己人生中這段黯淡的歲月，也造福於一方黎民百姓，這是屬於士人的責任與擔當。

嶺南因釆珠、貿易活動的發達，自漢以來一直是重要的海上貿易中心和通商口岸。除了當地產珠之外，來自南洋、天竺、獅子國、波斯等地商船，也源源不斷運來大量奇珍異寶、海外洋貨。所謂“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嶺南有所謂“貪泉”之說，但也產生了大量廉吏。

三國時陸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一《隱逸傳》載：“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雲。”不載金珠載石還，這塊“廉石”，見證了陸績的奉公忘私、兩袖清風，也可視作為嶺南正名的“壓艙”之石。如今，歷經1800年的歲月風雨，鬱林石依然矗立於蘇州文廟，散發著來自嶺南山水的清靈正氣。

《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傳》曰：“吳隱之，操守清廉，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相傳飲此水者，即廉士亦貪。隱之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面對貪泉之水，吳隱之則是酌而飲之，並賦詩言志。貪與不貪，根源不在於是否飲過此水，不在於是否身至嶺南，只關乎自身操守。任期滿後，吳隱之從廣州乘船返回建康時，與赴任時一樣，依然身無長物，兩袖清風，與某些刺史離任歸還時“船載洋貨，車裝珍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此後的詩文中，對貪泉的詠歎也便有了新的含義。如唐王勃《滕王閣序》：“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明尹鳳岐《送兄廣東參政應奎》詩：“珍重平生清節在，不妨引滿酌貪泉。”

很可能，就是受吳隱之的啟發，至南朝齊代時，同出嶺南為宦的範雲，有感於始興湞江之修仁、邪階之名，情動於中，乃成《三楓亭飲水賦詩》：“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飲修仁水，不挹階邪流。”該詩為五言四句，詩風平易流暢，頗有南朝樂府之風韻。不過，南朝樂府內容幾乎清一色為情歌，範雲此詩卻是借嶺南山水之名以抒其志，宜飲修仁之水，不挹邪亂之流。他運用南朝樂府抒情技巧，表達自己來到這嶺南山水間的獨特情懷，不見了纏綿悱惻的情愛聲色，代之以修仁義、去邪流的高尚情志，詩歌思想境界為之淨化，表達技巧更趨自然平實，聲色與風骨兼具。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範雲是如何得嶺南山川之助，又汲取南朝樂府養分，使詩歌在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上都得到提升，臻於成熟。

吳隱之是著名的廉吏，範雲的清廉也是出了名的。在始興的三年仕宦生涯，範雲以其自身的清廉、德政及其獎掖後學，對當地民風、政風和文風的影響，都是史有確載的。

如果我們再拓展一下視野，不難發現，歷史進入到六朝，在範雲之前，已經有一任緊接一任的清官良吏接掌始興行政長官，勵精圖治，迎來了屬於始興的高速發展時期。據阮元《廣東通志》卷二百三十二《宦績錄二》，列舉晉時良吏25人，其中為始興相、太守的只有張茂度、尹虞、鄧騫三人；列舉宋時良吏17人，其中為始興太守、內史的已有5人：徐豁、陸徽、檀和之、沈法系、孫奉伯。而且，這5人中，4人都集中在元嘉年間先後為始興太守。徐豁在元嘉初，陸徽在元嘉十四年，檀和之在元嘉十六年，沈法系在元嘉末。其中，徐豁與陸徽二人，都是事列《宋書·良吏傳》的。

歷史選擇了始興，在範雲之前，便已有了這一長串清官良吏，接力施以良政，從而共同促成了始興成為嶺南最早的文化中心之一。數百年的經濟、文化積累，將原本貧瘠的荒地逐漸滋養成沃土，到盛唐才可能出現張九齡這樣土生土長的著名政治家和文學家。

（作者：陳橋生，系《羊城晚報》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