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挑戰

緣於高層短時間內密集提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詞在中國急劇升溫，大有迅速躋身“顯學”之勢。但是很顯然，其所依據的供給經濟學並非新的發明，於現實實踐，國際上亦早有成功案例。因此，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中國為何突然大熱，供給經濟學在中國為何長期遇冷，是一件頗有意思的事情。

“從長期看，我們都已經死了。”——沒有什麼詞語能夠比凱恩斯的這句話，更準確地傳達了“凱恩斯主義”對於那些渴望經濟立即增長、永續增長的人們的吸引力。應該承認，“凱恩斯主義”對於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功不可沒，也每每在中國經濟形勢黯淡之時，顯露“神蹟”。

但是，無論如何神奇，無論怎樣適合中國的土壤，“凱恩斯主義”也僅是眾多經濟理論之一——它不可能脫離具體的現實條件，放之四海而皆準且永遠準確。即便“凱恩斯主義”之於中國經濟依然有重大助力，也沒有必要完全“一條腿走路”。而考查中國經濟執行的經驗教訓和當下現狀，“凱恩斯主義”也愈加明顯地顯露出其後遺症。正因此，與凱恩斯主義相對的“供給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增長失速之時顯示出了廣闊的前景。

綜合眾多學者的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於中國經濟現實大體由產業結構性改革入手，進一步到放寬准入、放松管制、減稅以及維護市場正常執行的制度建設等幾個發力點，其要義都源於供給經濟學所主張的對於生產的刺激和激勵。從現實實踐上，供給經濟學主張減稅以及減少政府幹預，典型的案例則是“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前者側重減稅，後者側重私有化改革。而從中國近期的一些政策動向來看，減少行政干預、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切入點。

但是坦率地說，這種切入也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最大挑戰：中國的行政習慣和行為方式太適合“凱恩斯主義”。而相比於“凱恩斯主義”的“利益均沾”“立竿見影”“皆大歡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會觸動許多人的利益，且見效也可能是緩慢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想真正落到實處，並不完全是一個理論問題，而取決於能否下決心“自我革命”。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