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偽善雙標與精緻利己，君子和而不同，完美演繹了什麼是偽善！

胡適在《覺醒年代》中其實並不算是什麼討喜的角色，雖然他是新文化領袖之一，為五四運動也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他與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思想層級完全不在同一個水平面。陳獨秀和李大釗為了中國革命，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但胡適呢，他卻並非如此，他不僅在政治上希望陳獨秀和李大釗能夠獨善其身，還在革命的關鍵時刻退居三線，希望能夠保留自己的“文化人”的金貴身份。

在胡適眼中，二十年不搞政治，這就是為了潛心做學術，自己也是在做貢獻，同這些血流血淚的莽夫比，那絕對是掌握了真理的命脈，這就是掌握了為國的根本。誠然，陳獨秀一開始也是這樣的想法，他希望能在思想上啟迪民眾的愚昧無知，從頭腦上為中國掀開一場腥風血雨，讓人民站起來，做自己的主人。

但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真相，在唇亡齒寒的關鍵時刻，試圖喚醒民眾這樣的做法太過於溫婉，等民眾醒了，這國也滅了，醒來的民眾都不過是螻蟻，緊跟著也就覆滅了。中國需要的是一場大改革，新文化運動本身沒有錯，那個年代的革命者也本就在不斷地試錯中，才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也有許多的學者堅持著自己的道路，例如守舊派的辜鴻銘，林紓，劉師培以及黃侃等人，但為什麼只有胡適讓人詬病？

這其實就要從胡適這個人物身上分析，胡適這個人體現了一種非常強的矛盾感。我們並不討厭守舊，正如北大校長蔡元培所說，北大這個學術舞臺上應該出現各種各樣的聲音。當年胡適寫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被陳獨秀大為讚賞，隨即陳獨秀舉薦胡適成為了北大教授，胡適也成功從國外回來，接過了《新青年》這把大旗。

其實在這裡的時候，我們就能看出些許問題。我們可以看看同期的李大釗，李大釗在日本求學，因為心繫國家的生死，所以沒能等到畢業，就匆匆忙忙回家治國，但胡適呢，他卻要等到北大教授這個名頭落下來了，這才風風光光回來教書。

不僅如此，胡適回國之後甚至都沒有回家，先是到了北京，馬上找到了陳獨秀，分分鐘辦理了“北大入職手續”，風風光光成為了北大的老師。成為北大的老師之後，胡適還發動了詩友會，同許多女學生一起探討詩歌，還用洋人的方式去擁抱和告別。

其實在這裡我們就能看出胡適的不軌之心，一個近乎十來年都沒有回過家的學子，怎麼會第一時間先到北大，而不回家呢？到了北大之後也並沒有幹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而是弄所謂的風流文雅，也難怪胡適的先生擔心胡適要拋棄自己的髮妻。在這裡，編劇和作者就已經為“做學問”這件事埋下了一個鋪墊。

而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如果真的是心繫國家的安危，那又怎麼會在美國待這麼久，硬是等到“教授”這個頭銜才回國？但倘若真的是要研究學術，又何必去當一個教授，為陳獨秀撰寫所謂的《新青年》？安安心心做學術研究，不是更需要時間和精力嗎？在這裡，我們就看到了胡適一種非常典型的“掛羊頭賣狗肉”行徑，這也自然引出了大家懷疑胡適回來的初衷，或許，從新文化運動的起始，胡適的出現就像是一場陰差陽錯。

胡適為什麼會回國，真的是為了做教育，還是為了研究學術，亦或是為了革命，現在眾說紛紜。但是我們都聽過這樣一句話，道不同，不相為謀，胡適本就不是做教育的料子，他能夠來北大，都是因為陳獨秀的引薦。陳獨秀這個人行事乖張，本就不是為了教育而教育的。

那除此之外，胡適的學問，更是引得不少前輩質疑。對於辜鴻銘這些老學問家而言，胡適這個白麵娃娃不過是會幾句英文，就敢在講臺上自稱教授，大吐唾沫，確實為人不齒。辜鴻銘翻譯了《論語》《中庸》《大學》，熱衷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這也是胡適不能企及的高度。

那麼就是最後的革命之路，陳獨秀和李大釗為什麼會選擇跟胡適分道揚鑣，其實這裡藏著一個非常深的原因，這三個人是新文化運動的創始人，尤其是陳獨秀和胡適，這兩個人之間有著非常深的革命友誼，哪怕這兩個人有再多的不愉快，但對於胡適而言，陳獨秀永遠是那個伯樂，對於陳獨秀而言，胡適也是自己選中的那個明星。這其實是一種非常隱晦的契約關係，這種關係需要互相選擇，也正因為如此，哪怕他們彼此不贊同彼此的立場，但胡適始終選擇保護陳獨秀，陳獨秀也不會拋棄胡適。

導致這兩個人分崩崩離析的關鍵就在於他們之間的利益發生了衝突，或者說他們根本無法共事。五四運動之後，陳獨秀和李大釗藉著國民的愛國熱潮，試圖引起更多人民的覺醒，從學生階級到工人階級，甚至到商人階級，那是自上而下的全民運動，這對政府來說，無疑是一場滅頂之災，陳獨秀和李大釗必然逃不過這場戰爭。

而這個時候的胡適在做什麼呢，他聽從政府的話，乖乖在《新青年》刊登無關痛癢的通稿，前往皇宮同賻儀聊天，甚至還想要將北大南遷，想要保護所謂的學術淨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國已經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又有誰能夠逃開這場災難？

胡適到底是真的有自己的“追求”，亦或是另一種冠冕堂皇的說辭，這才是觀眾們真正辨識到的重點，現在的讀者和觀眾都不是傻子。但站在歷史洪流背後的我們明白，“為了學術”這不過是一種冠冕堂皇的說辭，人總有自己的劣根性，貪生怕死並非是什麼小兒行為，但胡適最讓人討厭的原因卻恰恰就如此，他喜歡用一種非常完美的修飾手段，將自己的貪生怕死修飾成明哲保身，真知灼見，這種表裡不一才是讓我們真正不恥的關鍵。

我們都是人，也自然懂人這種生物的本能，之所以稱人類是一種群居生物，也正是因為我們能夠理解彼此的痛苦，用心靈去感受彼此的情緒，我們可以接受平凡，也可以尊崇偉大，但是我們做不到舉著虛假的旗幟，大肆吹鼓那些裝模作樣的人，這才是對英雄真正的褻瀆。

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南陳北李的建黨史，是中國站起來的歷史，是我們重新走向光明的歷史，我們去讀這段歷史，去學習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並非是我們嚮往犧牲，熱愛犧牲，而正是因為我們珍惜當下，也珍惜足夠美好的未來，我們才要多看看過去遭遇過的苦痛，不要走了老路。

胡適也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普通人當然也可以跟隨著自己的喜怒哀樂，做著自己暢想的事兒，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這都沒有問題。我們都說亂世出英雄，但我們似乎都沒有考慮過，英雄是否真的想成為英雄，我們不會責怪胡適，他選擇成為一個普通人並沒有錯，但正因為陳獨秀這樣的英雄走在了前列，才讓我們看到了普通人的普通，比起胡適，我們有更多的不足，需要改進，這才是我們的修行之道，是我們的英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