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文學概述

從文宋太和、開成之後到唐亡的七八十年，文學史上一般稱為晚唐時期。這個時期，中央王朝在宦官專權、朋黨交爭的局面下勢力日益衰微，藩鎮勢力日益強大。人民輾轉在重重剝削壓迫下，階級矛盾發展到十分尖銳的程度。八七四年，終於爆發了黃巢起義。這個時代在文學創作上得到了不同的反映。杜牧、李商隱的詩歌在憂時憫亂、感嘆身世之中，已經流露濃厚的感傷氣氛，他們那些沉迷聲色的詩，更顯示了精神的沒落和空虛。這種傾向到唐末表現更為嚴重。與這種內容相適應，晚唐詩的風格形式也日益向著華豔纖巧的形式主義發展。這是晚唐詩中佔比較主要地位的潮流。但是，在黃巢起義前後，皮日休、杜荀鶴、陸龜蒙等作家卻繼承了中唐白居易新樂府及韓柳古文運動的傳統，以鋒芒銳利的詩歌和小品文反映了唐末的階級矛盾。

第一節杜牧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他是宰相杜佑之孫。二十六歲舉進士，因為秉性剛直，被人排擠，在江西、宣歙、淮南諸使幕作了十年幕僚，“促束於簿書宴遊間”，生活很不得意。三十六歲內遷為京官，後受宰相李德裕排擠，出為黃州、池州等地刺史。李德裕失勢，內調為司勳員外郎。官終中書舍人。

杜牧看到唐帝國的種種內憂外患，政治上想有一番作為。他讀書注意“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善於論兵，作《願十六衛》、《罪言》、《戰論》、《守論》，又注《孫子》。任地方官時也給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他的某些作品表現了一定的愛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鎮壓滄州抗命的藩鎮，他寫了《感懷詩》，慨嘆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急徵厚斂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為國家作一點事。《郡齋獨酌》一詩更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豈為妻子計，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絃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羶一掃灑，兇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又如《河湟》一詩：

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牧羊驅馬雖戎服，自發丹心盡漢臣。惟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閒人。

詩人透過河湟無力收復的事件，對朝政的昏亂和國勢的衰微，表示無限的憂憤。這個時候，朝廷裡連元載這樣曾經想到收復河湟的人也沒有了。儘管河湟的人民還在戎服下面懷著繫念祖國的丹心，但是，舉國上下卻以麻木不仁、醉生夢死的態度來聽取從河湟涼州傳來的歌舞。他的《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也和這詩後兩句具有同樣沉痛的心情。《早雁》一詩則用比興的手法，以雁象徵邊地人民：

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回？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驚飛四散的哀鴻，象徵在回紇侵略蹂躪下逃回祖國的邊地人民。詩中既表現了對難民的體貼同情，也暗示統治者對他們的漠不關心，“仙掌”、“長門”，並非泛泛的修詞設色，“豈逐春風”也不僅僅是寫鴻雁秋來春返的自然現象。這兩首詩的思想內容和現實背景，和白居易《縛戎人》、《西涼伎》是相近的，但他用的是近體，寫得更簡練渾括。

他的詠史詩也很著名。有的詩是借歷史題材諷刺統治者的驕奢荒淫。如《過華清宮三絕句》中的兩首：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詩裡透過人們所熟知的唐明皇楊貴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諷刺了晚唐帝王們的荒淫享樂。其創作意圖和他不滿“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而作《阿房宮賦》是完全一致的。他另一些詠史作品，則帶有較為明顯的史論特色。如《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亭》詩：“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都是對歷史上興亡成敗的關鍵問題發表獨創的議論。他這種論史絕句的形式，後來頗為許多文人所仿效。

杜牧的抒情寫景的七言絕句，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例如：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江南春》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泊秦淮》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山行》

這些詩詞采清麗，畫面鮮明，風調悠揚，可以看出他才氣的俊爽與思致的活潑。前兩首在寫景中還流露出對時事的憂傷。但他的詩中也有一些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作品，有的詩帶有濃厚的個人潦倒失意的感傷情調，缺乏理想的光彩。而《遣懷》、《贈別》、《嘆花》等詩，更是專寫徵歌狎妓的頹放糜爛生活。飲酒狎妓是唐代文人中流行的風氣，杜牧的這類詩更為後代無行的文人們所稱道。這些作品無疑是他詩中的糟粕。

杜牧作詩是比較重視思想內容的。他認為文章應“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兵衛”（《答莊充書》）。他很推崇李杜，說“李杜泛浩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他的《李賀歌詩集序》一方面肯定李賀歌詩是“騷之苗裔”，同時也指出他缺乏《離騷》那種“言及君臣理亂”，“有以激發人意”的思理。他說自己的創作是“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獻詩啟》）。這些話，可以看出他在詩歌理論上的主張和創作上的積極追求。但在創作實踐上，他那些以華麗詞藻寫頹放享樂生活的詩，顯然和“不務奇麗，不涉習俗”的主張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節李商隱

李商隱（813-858），字義山，號玉奚生，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他初學古文，十九歲以文才得到牛黨令狐楚的賞識，改從令狐楚學駢文章奏，被引為幕府巡官，並經令狐掏推薦，二十五歲舉進士。次年李黨的涇原節度使王茂元愛其才，闢為書記，以女妻之。牛黨的人因此罵他“背恩”。此後牛黨執政，他一直遭到排擠，在各藩鎮幕府中過著清寒的幕僚生活，潦倒至死。

李商隱是一個關心現實政治的詩人，這在他的早年表現得更為突出，如他二十六歲時寫的《安定城樓》：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宛雛竟未休。

從這首曾被王安石稱讚的名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晚唐國運的關心以及在事業上的遠大抱負。這種心情，在其他早年的詩篇中也有明顯的表現。他二十五歲寫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就是一首長篇的政治詩，雖然藝術不夠成熟，但它反映了較為廣闊的現實。作者寫他當時在長安西郊所見的農村景象是：“高田長槲櫪，下田長荊榛。農具棄道旁，飢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他又透過農民的話，陳述了貞觀、開元到安史亂後農民生活的變化。從今昔對比中，詩人提出了仁政任賢的主張，指出政治的理亂“在人不在天”。這些都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他對當時宦官專權的黑暗政治也很憤慨不滿。甘露事變中宦官殺死宰相王涯等幾千人，他寫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三詩，後詩尤為悲憤痛切：

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擊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

在宦官熏天勢焰之下，當時許多詩人都不敢正面發表反對意見，有的甚至順從宦官的言論，而年青的李商隱卻從國家安危出發，毅然呼籲誅討宦官，這種勇氣是難能可貴的。他的朋友劉賁因“耿介嫉惡”被貶死，他也連寫了幾首詩為他呼冤。在《井絡》、《韓碑》中他還反對了藩鎮的割據。

李商隱還寫了許多詠史詩，曲折地對政治問題發表意見。這些詩主要是諷刺歷史上帝王們的荒淫奢侈，引為現實的殷鑑。如《北齊》詩：“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隋宮》詩：“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諷意極為鮮明強烈。《富平少侯》詩：“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則用詠史含蓄地諷刺了耽於女色不視朝政的唐敬宗。有的詠史是寄託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例如《賈生》：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號稱賢明的漢文帝召見賈誼，尚且不問蒼生，他自己生在昏亂時代還能有什麼更好的出路呢？

隨著他在政治上的失望，關懷現實的詩篇減少了，更多的詩，是用憂鬱感傷的調子，感嘆個人的淪落，世運的衰微。如《杜工部蜀中離席》：

人生何處不離群，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詩裡雖然對邊事還有所關心，但那種頹然自放的心情已經掩蓋不住了。又如他的《登樂遊原》絕句：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這一片轉眼就會消失的夕陽，不僅象徵著他個人的沉淪遲暮，也象徵著大唐帝國的奄奄一息。其他的小詩，如《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也同樣是這種暗淡低沉的末世哀音。比之他早期的作品，氣概是大不相同了。

李商隱的作品中，最為人所傳誦的，還是他的愛情詩。這類詩或名《無題》，或取篇中兩字為題。關於這類詩他自己曾經解釋說：“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謝河東公和詩啟》）。又說：“楚雨含情俱有託”（《梓州罷吟寄同舍》）。但是，現在看來，他這些詩可能有少數是別有寄託的，如“萬里風波”，“八歲偷照鏡”；有的可能是悼亡之作，如《錦瑟》；更多的是有本事背景的言情之作。這些本事，作者既不肯明言，我們也無須作徒勞的追究。這些詩中交織著他愛情的希望、失望、以至絕望的種種複雜心情。如下兩首不同時作的《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餘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這兩首詩是他情詩中有代表性的名作。前一首裡，寫出男女雙方雖然透過重重封建禮教的帷幕達成了愛情的默契，但是也帶來了無法達到願望的更大的痛苦。鮮明而清晰的種種細節的回憶，都和這種歡樂與痛苦有著密切的聯絡。在後一首裡，執著的愛情在瀕於絕望中顯出了無比強烈的力量，春蠶、蠟炬兩句，已成為描寫愛情的絕唱。後四句，寫對女方的深刻體貼，咫尺天涯的距離，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線希望，也是深刻動人的。這些詩很典型地表現了封建時代士大夫們那種隱秘難言的愛情生活的特點。他們一面嚮往愛情，一面又對封建禮法存著重重的顧慮。因此，這些詩和詩經、樂府民歌中那些表現強烈反抗的愛情詩歌又完全不同。至於他的那些狎妓調情的詩，則和這些有真摯愛情的詩不能同日而語。

在晚唐詩人中，李商隱的詩有很高的藝術成就。他的古詩，繼承前人的方面較廣。五古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學杜甫，《海上謠》學李賀，七古《韓碑》學韓愈，但風格不大統一，成就也不夠高。他成就最高的是近體，尤其是七律。這方面他繼承了杜甫七律錘鍊謹嚴、沉鬱頓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齊梁詩的濃豔色彩。李賀詩的幻想象徵手法，形成了深情綿邈，綺麗精工的獨特風格。在用典上，他掌握了杜甫用典不啻從口出的技巧，藉助恰當的歷史類比，使不便明言的意思得以暢達，使容易寫得平淡的內容顯得新鮮。他愛情詩中還善於化用神話志怪故事，點染意境氣氛，深得李賀詩神奇中見真實的想象的本領。這些精湛的技巧在他七絕中也有很好的表現。但是，他用典也有很多晦澀難懂的地方。元好問《論詩絕句》說：“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是有根據的。

李商隱的詩歌，特別是他的愛情詩，對後代有很大的影響，從晚唐韓屋等人、宋初西昆派詩人、直到清代黃景仁、龔自珍等都在詩的風格上受過他消極或積極的影響。此外，唐宋婉約派詞人，以及元明清許多愛情戲曲的作家，也都不斷地向他學習。曾經和他齊名的溫庭筠，詩的成就不及詞高，留待“唐五代詞”一章再來介紹。

第三節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

晚唐後期，由於階級矛盾的極端尖銳，出現了一些繼承中唐新樂府運動的精神，“惟歌生民病”的現實主義詩人，其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他們的詩，批判的鋒芒相當尖銳，但才力學力卻不及中唐新樂府詩人。

皮日休（834？-883？），字逸少，後改字襲美，襄陽人。他出身貧寒，從“老牛瞪不行，力弱誰能鞭”這類詩句看來，他是參加過一些勞動的。懿宗鹹通八年（867），他以榜末登進士第。次年遊蘇州，為刺史崔璞軍事判官，與陸龜蒙唱和。後入朝為太常博士，復出為毗陵（江蘇武進）副使。大約於八七八年左右，他參加了黃巢的起義軍。僖宗廣明元年（880），黃巢入長安稱帝，他做了翰林學士。八八三年，黃巢兵敗退出長安，他很可能就死在這一年。

皮日休的富於思想性的詩和散文都是在舉進士之前寫的。收在鹹通七年自編的《皮子文藪》裡。在詩歌方面，他最推崇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他的文學主張受白居易的影響尤深。《文藪序》說他自己的散文作品“皆上剝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桃花賦序》也說“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在《正樂府十篇》的小序裡，他更明確地強調樂府詩的政治作用：“樂府，蓋古聖王採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慼者也。……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又說：“今之所謂樂府者，唯以魏晉之侈麗，梁陳之浮豔，謂之樂府，真不然矣。”所有這些，顯然是白居易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繼續，和漢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精神也是一脈相承的。《文藪》的詩文便是他這種文學主張的實踐。

《正樂府十篇》和《三羞詩》深刻地反映了農民大起義前夕極端黑暗的社會面貌，是皮日休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品。在《三羞詩》中，他描寫了淮右蝗旱，民多飢餓的慘象：“夫婦相顧已，棄卻抱中兒。……兒童齧草根，倚桑空羸羸。斑白死路旁，枕土皆離離。”並沉痛地指出：“厲能去人愛，荒能奪人慈。”（其三）同時，他還痛斥了軍閥的貪暴：“軍庸滿天下，戰將多金玉。颳得齊民癰，分為猛士祿。”（其二）《正樂府》中的《卒妻怨》、《貪官怨》、《農夫謠》、《哀隴民》，對官吏貪暴、戰爭災禍和農民被剝削的痛苦更作了全面的反映。而《橡媼嘆》寫得尤其深刻動人：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崗。傴僂黃髮媼，拾之踐晨霜。移時始盈掬，盡日方滿筐。幾曝復幾蒸，用作三冬糧。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獲又精舂，粒粒如玉當。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廂。如何一石餘，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乃於春，橡實誑飢腸。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吁嗟逢橡媼，不覺淚沾裳。

這裡，橡媼的形象和她的遭遇，可以看做是封建社會里農民悲慘命運的縮影。他們不僅要忍受地主的高利貸盤剝，而且最終還難逃貪官明目張膽的掠奪。皮日休的現實主義詩篇差不多全收在《皮子文藪》裡，其它三百餘篇，則多數是舉進士以後和陸龜蒙唱和之作，缺乏現實性。值得注意的是《汴河懷古》其二：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在批判隋煬帝開運河的主觀動機的同時，也不抹殺他在客觀上所起的積極作用，並把這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和治水的大禹相比，是很有見地，也很有膽量的。

皮日休在散文方面，最推崇韓愈，繼承併發揚了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的精神。他的許多小品文，具有比他的詩更為強烈的戰鬥性。往往是託古諷今，三言兩語，一針見血。如《鹿門隱書》：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在《讀司馬法》中，他更揭露了歷代所謂開國之君的兇殘面目：“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因此，在皮日休看來，皇帝並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如果他是暴君，老百姓就可以將他處死並滅族。《原謗》說：“嗚呼！堯舜大聖也，民且謗之；後之王天下者，有不為堯舜之行者，則民扼其吭，揪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為甚矣。”這樣光輝的思想，很鮮明地反映了大起義前夕農民激烈的反抗情緒。

聶夷中（837-？），字坦之，河東（今山西永濟）人。他出身貧寒，曾“奮身草澤，備嘗辛楚”（《唐才子傳》）。鹹通十二年（871）成進士後，在長安仍過著“在京如在道，日日先雞起”的奔走衣食的生活，最後，才做了華陰縣尉。這種生活經歷，使他對農民的疾苦和貴族的豪華都有較深切的瞭解。而這也就構成了他的詩的兩大主題：一是諷刺貴遊公子。這可以《公子家》為代表：

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

這班公子們就是這樣“五穀不分”和“不知稼穡之艱難”的。在《公子行》二首中，還諷刺了他們的無知和橫行霸道：“一行書不讀，身封萬戶侯。”“騎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另一主題是同情農民的痛苦。在這方面，他的《傷田家》可以和李紳的《憫農詩》並傳千古；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前四句先寫農民“賣青”度日的痛苦境況，接著用“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來比喻，既形象，又恰切，遂成千古傳誦的名句。後四句雖然流露了對君王的幻想，但主要還是對昏君的諷刺和教訓。作者用“綺羅筵”和“逃亡屋”作鮮明的對比，更增強了詩的藝術力量。又如《田家》：

父耕原上田，子屬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

一邊是辛苦的勞動，一邊是無厭的剝削，但更不道破，而寓諷刺於敘事之中，顯得更為冷峭有力。聶夷中的詩現只存三十七首，但其中用樂府古題和自創新題的竟有十幾首，可見他確是一個有意識地寫樂府詩的作家。

杜荀鶴（846-907），字彥之，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埭）人。他出身寒微，嘗自謂“天地最窮人”。四十六歲舉進士，曾為宣州田君的從事。唐亡，依朱溫，為翰林學士，但只五天便死了。現存《唐風集》是他親自編定的。

杜荀鶴很有政治抱負，他說：“男兒出門志，不獨為身謀。”（《秋宿山館》）又說：“共有人間事，須懷濟物情。”（《與友對酒飲》）他的文學主張和白居易很接近，如《自敘》詩：“詩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又《秋日山中》詩：“言論關時務，篇章見國風。”因此，他的詩能夠相當廣泛地反映唐末的黑暗現實和人民的災難。八八年，黃巢起義軍佔領長安，唐僖宗逃往四川，這時各處地方軍閥不僅沒有接受教訓，反而趁火打劫，屠殺人民。對此，詩人在《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一詩中作了盡情的揭露：

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為修寨木，荒墳開作瓦城磚。郡侯逐出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

他更多的詩是描寫農民的悲慘命運，如《山中寡婦》：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徵徭！

在《亂後逢村叟》中也可以看到這種沉痛的描述：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為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

詩人對人民的同情和對那些軍閥官吏的憎恨，表現得最集中、最鮮明，也最有力的，是他那首《再經胡城縣》的七言絕句：

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

在《題所居村舍》中，他更反映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如此數州誰會得？殺民將盡更邀勳！”

杜荀鶴專攻近體，所作三百多首詩，沒有一篇古體。在近體中，又以七言律詩為最多，也寫得比較好。雖然在藝術上不夠錘鍊精密，但他不用典故，不堆砌詞藻，而是把律詩的聲律對偶和淺近通俗的語言結合起來，平易委婉，如話家常，可以說是律詩的通俗化。杜荀鶴雖然沒有沿用樂府古題，也沒有自創新題，但他的創作精神卻和新樂府運動基本一致。

第四節陸龜蒙羅隱

晚唐時代，散文的創作雖然不及中唐那樣波瀾壯闊，但是，諷刺小品文這種形式卻隨著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而得到了更廣泛的運用，更深入的發展。代表作家除上述的皮日休外，還有陸龜蒙和羅隱，他們二人也寫詩，但成就卻不及小品文。

陸龜蒙，字魯望，吳郡（今江蘇蘇州）人。舉進士不弟，隱居松江甫裡。著有《笠澤叢書》、《甫裡先生集》。

陸龜蒙的諷刺散文都收在他乾符六年編的《笠澤叢書》中。他這些作品或用譬喻、寓言，借物寄諷，或用歷史故事，託古刺今，都有較強的諷刺力量。如《野廟碑》，開始是哀憫農民祭奠廟中土人木偶的迷信，接著便把諷刺的筆鋒轉向現實，無情地揭露那些大小官吏兇狠而腐朽的面目：

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願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曷，未嘗術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歐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回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真土木耶！

這些尖銳的諷刺，表達了人民的憤怒情緒。其它如《祀灶解》、《記稻鼠》諷刺皇帝，揭示官逼民反的道理。《冶家子言》用歷史故事，諷刺統治者窮兵黷武。《蠶賦》用曲折的手法，斥責官吏掠奪人民，都是比較出色的諷刺小品文。

陸龜蒙的某些小詩，諷刺也很尖刻。如《築城詞》諷刺將軍們不顧民命以求高功：

莫嘆將軍逼，將軍要卻敵。城高功亦高，爾命何足惜！正話反說，顯得更加沉痛有力。又如《新沙》：

渤解聲中漲小堤，官家知後海鷗知。蓬萊有路教人到，亦應年年稅紫芝。

諷刺統治階級剝削的無孔不入，也很新穎、尖刻。此外如《村夜》、《刈獲》等詩，反映了農民大起義前後廣大農民的悲慘生活，與他諷刺小品文的精神是一致的。至於他收在《松陵集》裡與皮日休等人唱和的詩，在晚唐“另開僻澀一體”，思想和藝術都沒有多大價值。

羅隱（833-909），字昭諫，新登（今浙江新登）人。鹹通元年至京師，應進士試，歷七年不第。鹹通八年乃自編所作為《讒書》，益為統治階級所憎惡，所以羅袞贈詩說：“讒書雖勝一句休”。黃巢起義後，避亂歸鄉。晚年依吳越王錢戮，任錢塘令、諫議大夫等職。

羅隱的諷刺散文的成就比他的詩要高。收在《讒書》裡的諷刺小品又都是他的“憤懣不平之言，不遇於當世而無所以洩其怒之所作”（方回《讒書》跋）。羅隱自己也認為是“所以警當世而戒將來”的（《讒書》重序）。如《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恆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飢；視國家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飢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未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當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遊不為人所窺者鮮矣！

透過劉邦、項羽的兩句所謂“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塗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強盜本質。最後更向最高統治者提出了警告。類似這樣的光輝思想在羅隱的雜文中是不時流露的。《說天雞》、《漢武山呼》、《三閭大夫意》、《敘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罵，涉筆成趣，顯示了他對現實的強烈批判精神和傑出的諷刺藝術才能。

羅隱也頗有詩名，有一些警快通俗的詩句流傳人口。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籌筆驛》）就是一例。又如諷刺小詩《雪》：

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

瑞雪兆豐年，但對貧苦的人民說來，卻成了災難。他的詠史詩《西施》一首也寫得比較好：

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第一句多少有一些宿命論的意味，但他反對把吳王夫差的亡國歸罪於西施，的確是對傳統成見的有力翻案。

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一文中對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有非常精闢的見解。他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芒。”

第五節韋莊司空圖

晚唐農民大起義前後，還有一些沉湎於歌舞聲色或隱遁于山水田間的詩人，韋莊、司空圖就是這類詩人的代表。雖然深重的時代災難，尖銳的社會矛盾，也不能不在他們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但他們對待矛盾的立場和態度，和皮日休等作家顯然是有所不同的。

韋莊（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人。乾寧元年進士，曾官右補闕，後入蜀為王建書記。唐亡，王建稱帝，莊為宰相，死於蜀。

僖宗中和三年（883），他因為應科舉，居京洛一帶，目睹耳聞黃巢入長安前後的情事，寫成了長篇敘事詩《秦婦吟》，詩中假託一個被起義軍俘虜的婦女的自述，對進入長安的起義軍加以誣衊和嘲笑，對起義軍所誅殺的公卿貴族則表示同情。但詩人即使站在維護腐朽唐王朝、仇恨起義軍的立場上，他對官軍的腐敗和殘暴的面目，也不能不深表憤慨。例如下一段：

路旁試問金天神，金天無語愁於人。……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冥風雨黑。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閒日徒歆奠饗恩，危時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恧拙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簫管不曾聞，筵上犧牲無處覓。旋教魔鬼傍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妾聞此語愁更愁，天遣時災非自由。神在山中猶避難，何須責望東諸侯？……

在長篇敘事中，突然插入這一段神怪的自白，顯然是諷刺那些不敢和英勇的起義軍交鋒、卻躲在深山誅剝普通百姓的官軍。詩人還透過一位東畿老翁的哭訴，描繪了官軍殘酷搜刮人民的面目：

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捲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殘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朝飢山草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

這些地方，客觀上反映了歷史現實的部分真相，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這首敘事詩，長達一千三百六十八字，是現存唐詩中篇幅較長的詩篇。結構的完整嚴密，語言的生動流麗，都和白居易敘事詩有相似之處。韋莊其他詩，如《憫耕者》的“如今暴骨多於土，猶點鄉兵作戍兵”；《睹軍回戈》的“昨日屯軍還夜遁，滿車空載洛神歸”：或沉痛地譴責不義的戰爭，或含蓄地諷刺官軍擄掠婦女，都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後一詩可以和上引《秦婦吟》的片段互相映照。

韋莊現存的詩，絕大多數是懷慕承平繁華的往日生活，或抒發及時行樂的頹放心情。這些詩，絕大多數是採用近體形式，詩風有時近於輕浮，頗有形式主義傾向。只有幾首絕句，藝術上較有成就。如：

晴煙漠漠柳參參，不那離情酒半酣。更把馬鞭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

——《古離別》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臺城》

這裡，無論是寫離情，或寫懷古，都流露出濃厚的悽惋感傷的末世情調。這是晚唐詩中普遍的情調。後一詩中，雨絲風片，滿堤煙柳的景色和“六朝如夢”的悵惘心情交融在一起，更把這種情調錶現得格外悽豔。韋莊也是著名詞家，在第十三章裡，我們更可以看到他的詞和他的近體詩情調的一致。

司空圖（837-908），字表聖，河中虞鄉（今山西虞縣）人。鹹通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黃巢起義後，遁隱中條山王官谷，成為著名的大莊園地主。朱溫代唐後，不食而死。

司空圖的詩，較近王維一派，主要是寫山水隱逸的閒情，但內容非常單薄，有形式主義的傾向。他所自鳴得意的也不過是個別佳句，如“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消”（《早春》）；“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聊”（《下方》）之類。在文學史上，他主要是以詩論著名。

盛唐、中唐時代，王、孟、韋、柳一派詩人不大發表詩歌的理論主張，只有在中唐皎然所著的《詩式》中，在論一般形式、格律問題之外，也談到“但見性情，不睹文字”的“文外之旨”。稍後，李德裕《文章論》中，也提到“文外之意”，而且作《文箴》，以十二句韻語論文章。司空圖受了他們的啟發，在理論上有更大的發展。他的主張，見於他的幾封書信和《詩品》中。他的《與李生論詩書》說：

文之難，而詩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酸鹹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停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王右丞、韋蘇州澄淡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辨味”和“韻外之致”是司空圖詩論的核心。南朝鍾嶸論詩也曾經提到“滋味”，但他只是要求詩歌應該有“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的藝術效果，並不忽視詩歌的思想內容。司空圖卻把“辨味”當作詩歌創作和批評的主要原則，而且大談其玄虛的“味外之味”，這顯然是鍾嶸觀點的片面發展。

他的《詩品》，主要是發揮他“韻味”論的。這裡，他把詩歌的風格分為雄渾、沖淡、纖儂等二十四類，每類各以十二句形象化的韻語來形容比喻其風格的面貌。從表面看來，他提到的風格是多方面的，既有沖淡、含蓄、飄逸，也有雄渾、豪放、悲慨，他似乎並不專主一格。但是，我們仔細體會，就可以看出，他所謂的“雄渾”，是要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他所謂的“豪放”，是要求“真力彌滿，永珍在旁”，他所謂的“悲慨”，也更多地是注重“蕭蕭落葉，漏雨蒼苔”的空靈氣氛。總而言之，在各類風格中，他都在極力鼓吹遠離現實生活體驗的超脫意境。正因為他在各種風格中都貫穿著同一理論、同一美感趣味，所以各品之間的風格面目，往往模糊相似。如“超詣”和“沖淡”，“沉著”和“典雅”，都很難從概念和形象比喻上加以區分。

但是，在《詩品》中，也有些描寫比喻，相當形象地概括了某些詩的風格、意境。如“自然”一品：

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予不奪，強奪易貧。幽人空山，過水採蘋。薄言情晤，悠悠天鈞。

這裡不僅寫出“自然”詩境給人的親切感受，也啟發人們瞭解達到“自然”風格的途徑，頗能表現作者在詩歌創作上的修養和體驗。其他如“洗煉”、“清奇”諸品，也有恰到好處的刻畫形容。他的文字很優美，如“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露餘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等，不僅音韻鏗鏘，而且飽含詩意，所以讀者往往深受吸引，不再考慮他理論的實質。

在對具體詩人的評論中，他一方面反覆稱讚王維、韋應物的山水詩，另一方面又說：“元白氣京而力孱，乃都市豪估耳。”（《與王駕評詩書》）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觀點顯然和熱烈讚揚白居易的皮日休等現實主義詩人的理論和實踐是針鋒相對的。

他的詩論，後來經過宋代嚴羽、清代王士禎等人的發揮，對後代的批評和創作發生了不少的消極影響。此外，如袁枚的《續二十四品》也仿效他的四言韻語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