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漢族男子袍服色彩形制的演變和影響因素

袍字多少筆畫

在宋金時期，朝廷對服色管控較為嚴苛，《宋史》記載了多個關於民間服色裝飾的法令，從中可以反推出當時的民間服裝流行。大中祥符七年下令禁止銷金裝飾，到了第二年，對官員喜好金子裝飾服裝進一步進行了限制，同時，又強調了民間穿纈衣的問題，景祐元年禁了民間服大團花紋樣，形成了宋代令人印象深刻的小碎花紋樣風格，纈衣屢禁不止，到了政和二年又以“以辨奸詐”的名頭再次禁止纈衣，並且不允許纈板的流通，在如此嚴苛的禁令之下，宋代男子袍服才變為了以織暗花紋樣為主，沒有鮮明色彩的可以清晰辨認紋樣的素色袍服。

元代漢族男子袍服色彩裝飾的演變

到了元代，直到在延祐二年二月，才下令庶人，且法令言辭並不苛刻，民間施行情況未知。在服色上，元代袍服色彩較前朝嚴苛的“黑白紫”三色和官服服色更加寬鬆，在墓室壁畫和出土陶俑上就可以看到黑，白，赭黃，紅，淺綠，淺灰，藍等多種顏色，而《南村輟耕錄》在講寫像秘訣時，記錄了服裝所用色彩的調色方法。可以說，

元代男子袍服的服色是豐富且自由的

。

在宋代就因為法令禁止了纈板的流通，使得民間成本低廉的纈染花樣不再盛行。但印花市場的缺失，也進一步促進了織繡花樣技術的前進與發展。再加上元代前期對服制無所限制，民間織繡花樣富麗堂皇，豐富多彩。這從《元典章》記載的織繡花樣禁令便可以反推，中統二年對織金裝飾的禁止並不全面，除了毛段上還有諸多面料可作織金裝飾，且更加豪華奢侈，於是元貞二年元朝廷再下禁令。竚絲本就珍貴，加上織金裝飾更是奢靡浪費，讓元朝廷不得不下令禁止。除了織繡手法，元朝廷也對紋樣做了限制，但是到了元末，起義將士張士誠母親曹氏墓中，陪葬衣物中出土了精緻豪華的五爪雙角雲龍紋緞裙。

透過總結上述文獻材料，筆者

認為漢族男子袍服色彩裝飾的演變主要原因為元代發達的紡織技術、元代與宋代相比寬鬆的服裝制度和效果微弱的禁令實行能力，這幾點一定程度促進了元代漢族男子袍服裝飾的豐富多彩。

元代漢族男子袍服形制的演變

元代漢族男子袍服領形與袖形的演變

，透過對己知出土地址和下葬時間的墓室中壁畫、陶俑中的男子袍服形象以及男子袍服實物的領形及袖形資訊經過整理，在1309年出現將半袖袍服套在交領右衽窄袖長袍外面的穿法，袖口也從窄袖變得較為寬鬆起來，但此時的半袖袍服下襬是開叉的，而元代後期出現的半袖袍下襬是縫合的。除此之外，在元代中後期，代表傳統漢族服裝文化的圓領袍服也在北方開始間斷的出現。

從上述袍服領形和袖形的演變可知，在元代中後期，原本受少數民族服裝文化影響較深的北方漢族開始學習和繼承來自南方漢族的傳統漢族服裝文化。筆者認為，這與元代中後期複雜的社會環境是密不可分的。

元代中後期，元朝廷日漸腐敗，漢族官員受到的歧視也不斷加深，因此漸漸不再穿著代表自己漢人身份的四方上領袍服。同時為了尋找心理的安慰，儒士官員開始對南方發達的漢族文化進行學習，進而體現在服裝上，開始穿著來自南方的傳統漢族袍服，例如圓領袍服與半袖袍服。此外，除去對漢族官員的壓迫，此時北方朝廷對底層勞動人民的壓迫也令人民不堪忍受，人民開始對主張漢文化治理下的朝廷產生好感，選擇學習和繼承來自漢族的傳統服裝文化。

元代漢族男子袍服下襬的演變

，在唐宋時期，漢族男子袍服流行通裁的剪裁手法，這種剪裁手法的特點就是袍服上下一體，沒有連線的腰線。在元代前中期，漢族男子袍服仍繼承了這一點，元代漢族男子仍會穿著繼承漢族傳統服裝文化的通裁袍服，下襬有開衩和縫合兩種。元代開始，漢族男子袍服受到少數民族服裝文化的影響，上衣下裳所用布料寬度開始變得不統一，於是上下分裁，並加上甚至強化了腰線。這種上下分裁的腰線袍在民間廣泛流行。

到了元代中後期，男子袍服在結合少數民族服裝文化強調腰線的同時，漢族服裝文化與少數民族服裝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也進一步加深。無論是漢族男子袍服還是胡服，元代袍服的下襬均變的越來越寬大，傘型更加明顯，袍服長度也越來越長。在元代，漢族男子流行將袍服下襬半系或全系在腰間，方便活動，而袍服下面，則多是側打褶或打百褶的短下裳，下裳長度多在膝蓋上下，這種穿著方式是自宋時期就流行延續下來的“疊穿”，對於這一現象，筆者猜測，漢族多農耕，漢族男子自古便有將下襬系在腰間方便行動勞作的喜好。

由於將袍服下襬系在腰間，進而對袍服內的短下裳的形狀長度進行攀比，於是造成了袍服下襬傘型越來越明顯的現象。此外，雖然漢族男子袍服的下襬傘型如此明顯，李新昭墓中陶俑所傳胡服下襬傘型卻並不明確，筆者認為這是由於胡人多為畜牧業，好騎馬，並不需要進行傳統的農耕勞作，因此沒有把下襬系在腰間的習慣導致的。到了元代晚期，漢服傳統服裝文化反向對少數民族服裝文化產生了影響，元代晚期，漢族服裝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使得部分身穿胡服的漢人所穿袍服下襬也有了明顯的傘型。

元代漢族男子袍服面料的演變

，元代漢族男子袍服面料依舊以綾羅綢緞，葛，麻為主，其面料上的演變主要體現在前朝紗袍等輕薄面料使用逐漸變少，而前朝使用較少的棉料的使用逐漸變多。在元代出土文物，己經很難看到紗袍的身影，反而是棉布和棉製袍服均有出土文物可以作證。

在南宋時期，棉實際上在部分割槽域己有種植，但是使用量並不大，到了元代木棉己經成為了平常便宜的面料，筆者認為棉布得以進一步廣泛傳播與使用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棉布的廣泛種植離不開元朝廷建國初對漢文化與農業的重視

。元代前期忽必烈對漢文化以及農業均十分重視，元王朝司農司為了宣傳當時的先進耕作技術，組織農業專家撰寫了《農桑輯要》。在《農桑輯要》中人們認為木棉在種植與使用上己經十分具有優勢，而這種觀點也傳達給當時的農民，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木棉的推廣傳播。

第二，棉布在元代的盛行離不開元朝廷的主動引導

。

由於朝廷對木棉較重的稅求，民間不得不生產大量的棉布，也因此產生了對成熟的棉紡織技術的需求。

第三，棉布先進紡織技術的廣泛傳播，離不開黃道婆

。而黃道婆之所以可以將海南崖州成熟先進的棉紡織技術傳至松江府區域，又與元代發達便利的海運交通關係密切。

透過分析可知，元代面料得以演變為棉布成為主流，與元朝廷對漢文化以及農業的重視，木棉的方便種植與棉布本身的輕暖特性受到人們喜愛，元朝廷在稅收政策上的主動引導，黃道婆對棉紡織技術的傳播以及元代發達的海運交通幾點關係密切。

後世對元代漢族男子袍服的繼承與發展

，

元代漢族男子袍服的形制對後世明清都有一定的影響。

明代在外形上繼承了元代袍服下襬的傘形，並且將傘形變得更加誇張。

在袍服裝飾上，

明代第一繼承了元代的胸背裝飾

，把其發展為補子，文官用飛禽，武官用走獸，以示區別；

第二繼承了元代華麗的膝襉和肩部裝飾

，

並擴展出了袖襉

。這種裝飾豪華的袍服不僅皇親貴族可以穿著，還賞賜給內侍侍衛，甚至成為了內侍侍衛的常用服裝，也就是常說的飛魚服。這在明代各種畫像和出土服裝實物中都有所體現。這種裝飾在明代袍服實物中也有所體現。

到了清代，由於漢族服裝強大的影響力，少數民族女子服裝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元代的大衣禮服變為了清代的女子旗袍。

清代女子旗袍為上下分裁製作，上衣有交領右衽和對襟兩種，其中交領右衽又演變為一字襟、廠字襟、琵琶襟等花樣。旗袍下裙呈傘形，與元代漢族男子袍服在輪廓上十分相似。而清代女子袍服正是脫胎於男子袍服，這也說明元代漢族男子袍服對清代服裝的影響。

結語

漢族男子袍服的色彩裝飾在元代變得更加華美豐富，原因主要是元代發達的紡織技術、寬鬆的服裝服色與紋章制度和元朝廷晚期禁令實施能力的微弱；漢族男子袍服的形制在元代的演變則更加複雜，體現了元代從前期到晚期漢族與漢文化地位的改變，漢族男子袍服雖然一開始學習了少數民族的服裝文化，但看到元朝廷日漸腐敗，對漢族的歧視越來越嚴重，藉助於發達的南北交通和南方先進的漢文化教育，漢文化的影響也越來越深，使得漢族男子袍服體現出越來越多的漢族服裝文化特徵；漢族男子袍服面料中棉布的使用與需求越來越廣泛則與元朝廷對漢文化、農業和海運的重視，木棉的方便種植，人民本身對棉布料的喜愛以及黃道婆對先進棉紡織技術的傳播幾點關係密切。

透過分析後世袍服，可以看出明清袍服都對元代漢族男子袍服有所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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