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分配關係：處於分配關係邊緣的主體低酬或無酬勞動

當代資本主義分配關係“普遍存在一種趨勢：擴大社會不平等，並使社會中最不幸的成員越來越受邊緣化的悲慘命運……社會光譜另一端的結果卻是難以置信的財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資產階級上層隊伍裡”。按照馬克思的思路，他將產品分配又具體分為勞動力所有者也就是工人以工資的形式參與價值分配、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以各自的形式參與利潤分配、地主以地租的形式索取剩餘價值三個不同的過程。

其中，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工人以

“工資”形式參與價值分配最充分地體現了資本主義分配關係的不平等實質。所以在這一部分，我們將以工人（勞動主體）參與數字資本主義社會產品分配價值為切入點，去說明主體低酬或無酬勞動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分配關係處於邊緣地位，主體的自由狀態是假象，而在不平等的分配關係內部被剝削才是事實。

“工資”形式作為保障資本主義生產秩序平穩執行的基礎，是資本家對勞動力支配的體現。在具體的交換過程中，一無所有的工人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工資，以滿足自己生存所需，而資本家換來的卻是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力。馬克思指出，“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量。

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

”。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工資是勞動者參與價值分配獲得回報的唯一合法途徑，但勞動力本身創造的價值遠遠大於資本家所支付的工資，資本家正是透過對工人剩餘勞動創造價值的差額的佔有，來實現資本的自我增殖。剩餘價值並不來自於工資—勞動的“等價交換”過程，相反，來自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

工資以等價交換的形式掩蓋了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生產剩餘價值的本質。從分配關係看，資本家無非是想用更少的貨幣換更多的勞動，工資形式消滅了工作日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的界限，彷彿工人的所有勞動都是有酬勞動一樣，而剩餘價值也是在這一過程中被資本家佔有的。

“‘勞動—工資’，這種形式完全掩蓋了工人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的真相，掩蓋了這種不平等分配的實質，對工人產生了極大的迷惑作用”，這種分配關係表徵的正是資本主義分配製度不平等的實質。

到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對勞動者的控制和管理更為隱蔽。由於數字勞動內涵的豐富性，我們將區分處於價值分配關係邊緣的低酬勞動與無酬勞動兩種不同型別，這是

“勞動—工資”資本主義分配方式發展到現階段的當代變式。就第一種形式而言，勞動者的薪酬在彈性勞資關係內被進一步壓低，且在數字資本演算法邏輯操縱的平臺中，數字勞工正遭受著數字資本的隱秘剝削。

以當前迅速興起的零工經濟為例，數字經濟範圍內的零工經濟，是在數字平臺技術支援基礎上形成的彈性勞資關係的一種

經濟形式

，具體指

“數量眾多的勞動者作為‘獨立承包商’，透過數字平臺企業的中介和組織自主提供計件工作的經濟

形式

”。

數字勞工可以在平臺上線上選擇適合自己的工作，自主接單自主完成工作獲得報酬，這一現實變化讓人們產生了每個人都是

“微型企業家”的幻想，而且這種以平臺為基礎形成的新勞動形式透過對社會存在的閒置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再利用，不僅增加了社會經濟的財富總量和提升了整體經濟活力，而且新形成的自我僱傭關係可以提高特定人群的收入，使更多的勞動者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分配關係中，這是以數字資本為支撐的零工經濟形態益於經濟發展的體現。

但實際上，隨著零工經濟平臺數字勞工總量的增加，他們在具體的分配關係中僅僅獲得了工資收入，甚至工資在演算法邏輯的計算規治下還存在進一步降低的可能，這種不平等的分配關係遠比馬克思所處時代的資本家與勞動者對立的分配關係更精緻和細微。

一方面，零工經濟大大降低了工作的門檻，使數字勞動的時間、空間彈性發揮到最大，這意味著佔據數字平臺主導權的數字資本家可以在零工經濟中獲得更多的利潤分配權，數字資本家以平臺為中介提供靈活的用工服務，他們通常

“藉助‘獨立承包商’認定來規避僱主的法定責任……零工經濟平臺通常要求勞動者承認自己為獨立承包商，從而拒絕保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提供各類保險、對勞動者的勞動資料進行補償”。

2020

年

12

月

31

日某外賣平臺騎手韓師傅在送餐途中猝死，但韓師傅每日被平臺所扣除的

3

元並不是保險費，而是平臺服務費，其中僅有

1。06

元是旅行意外傷害險，保額只有

3

萬。平臺作為第三方的中介，僅依靠平臺組織的中介服務不僅從使用者支出的費用中抽取服務費，而且更不需要向普通勞工支付費用，甚至還會拒絕為其提供合法工作保險保障，他們佔據著分配關係的主導位置，並利用規則制定話語權逃避企業應承擔的相應責任；

另一方面廣大的數字勞工在零工經濟中獲得的工資收入不僅沒有實際法律保障，而且只能

“自願”延長工作時間，以換取更多的工資收入，與社會整體財富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處於價值分配邊緣的數字勞工，他們擁有所謂的工作自主權以及

P2P

（個人對個人）模式只具有外在形式的靈活，這種靈活只限於“自我剝削”時間和空間的自由，並沒有改變他們被數字資本家控制和剝削的實質。

平臺背後的數字資本透過演算法治理模式對零工的勞動任務進行分配，又在消費者付給勞動者的報酬中抽成。可見，數字資本不僅擁有對零工勞動的分配權，而且還可以直接佔有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價值，零工勞動者對平臺的數字資本的依賴實際上增強了。

如果說零工經濟的數字勞工在價值分配關係中獲得的是低酬的工資，那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為平臺內容生產付出的數字勞動絕大部分是沒有任何工資報酬可言的，這是數字資本主義價值分配關係發展的極端形式。

玩勞動族群在數字資本搭建形成的平臺中，透過使用者生產內容為平臺的運作貢獻了豐富的數字資訊資料，玩勞動雖然具有

“玩”的形式，但實際上卻是與數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緊密結合的生產性勞動，而且這種生產性勞動以使用者玩樂式參與的途徑，掩蓋了數字資本對其形成的剩餘價值的侵佔實質。

福克斯指出：

“在企業社交媒體上，遊戲和勞動融合成被剝削為資本積累的勞動，因此，企業網際網路代表了時間的完全商品化和剝削——所有的人類時間都傾向於成為資本利用的剩餘價值產生時間。”尤其是在“玩勞動”成為一種維持社會關係網路的紐帶之際，會有源源不斷的人被吸納進數字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生產過程，成千上萬的使用者都透過社交媒體平臺保持自己與他人和社會的聯絡，這種自發性的玩勞動讓人很難察覺到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

一句話，數字資本累積的利潤是依靠剝奪使用者和使用者數字勞動實現的，但使用者、平臺使用者卻被排除在數字平臺的所有權和累積利潤分配關係之外。我們可以看到，在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

“玩勞動”意味著一種更精巧剝削機制的形成，在這裡，原有“勞動—工資”的平等假象在“玩”中不見了，這種形式完全掩蓋了“玩勞動”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的真相，遮蔽了資本主義分配關係的不平等實質，對生活在數字化時代的我們具有極強的迷惑性。

處在

“玩勞動”狀態裡的每個人不僅不會為了自己付出的數字勞動被無償佔有而鬥爭反抗，反而還會在一種自由、平等的數字化拜物教幻象中，積極投入平臺內容的豐富生產。現在的“玩勞動”更是以各種調侃之詞遮蔽資本輯的剝削，雙十一的“尾款人”衝上熱搜第一名，看直播，付尾款成為資本邏輯精心營造的雙十一象徵性神聖儀式，每個“尾款人”都是此盛大儀式中的“聖物”，一起祭奠著“資本”這個最高的神靈。

討論至此，我們透過對數字資本在平臺價值分配關係的核心地位、處於價值分配邊緣的低酬或無酬勞動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數字拜物教掩蓋的資本主義價值分配關係的不平等實質，這種不平等的分配關係由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決定，數字拜物教的平等、自由幻象遮蔽的是數字資本增殖與數字勞動剝削的根本矛盾。

雖然現在處於價值分配關係中的主體早已區別於馬克思生活時代的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企業主等，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的理解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係內在矛盾的分析仍然有效，分配的價值始終都是來源於勞動本身，對分配關係的說明始終要在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展開。

同時，也要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最新變化，揭露數字拜物教遮蔽的虛假價值分配關係背後的真實不平等：數字勞動仍然是受資本家支配的異化勞動，數字資本邏輯操縱的數字平臺的壟斷性地位可以透過定價方式獲得壟斷性財富，社會總體財富的分配不均是數字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