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義”字為根基，對個體行為進行約束，在此基礎上追求利益

“義”字的繁體寫法，是羊字和我字的上下結構。古代祭祀時，羊是美善吉祥的象徵，加上我，表示對於美好事物的守護和追求，後來逐漸引申為合宜、合理的意思。

賢良文學認為政府，應當在社會中倡導公正合宜的行為，引導民眾追求“義”，以此在社會中形成良好的風氣。

三代的社會風氣因推崇禮義而純正，三代以後，禮崩樂壞，社會上追逐財利的風氣盛行，人與人之間相互傾軋，造成了社會的動盪不安。

賢良文學認為“利”雖然是人們所追求的，但是應該在“義”的制約下追逐利益，當義和利發生衝突的時候，應當以義為先。

他們在此強調了“義”，作為一種道德律令，對個體行為的約束作用，這種內在的約束作用，相比於外在的制度條令，產生的影響更為長久。

個人無論是處在富貴的順境中，還是窮困的逆境中，都能約束自己的行為，不做違背德行的事情。

賢良文學在此將國家的治理，社會的執行與自然界四時的運轉相比附，認為以刑治國猶如在冬天種植穀物，違背自然執行的規律。

反之，以德治國則是順應天道生生不息的規律，如同萬物在春天裡生長髮育。儒生們欲藉助“天意”來表達“民意”，藉此以約束君權，“不輕事更張，不輕生事端，不走入侈泰”。

雖然“賢良文學”認為嚴刑峻法不可取，但是也沒完全忽視法令的作用，只是國家應該將仁義的思想，引用到法律制定之中，根據人性本善來教化民眾，而不是單純的懲罰民眾。

賢良文學認為國家的治理中，應該以仁義為主導，以刑法為次要的輔助工具。

在他們看來，人先天就具有向善的能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人都有善的行為，因為人性中有貪的，不好的一面，透過教化，能夠去除貪的、不好的一面，從而有善的行為。“賊”或者“寇奸”都不是天生的，而是缺少教化的社會環境使然。

在貪鄙橫生的社會風俗的影響下，才使得這些人過度追逐個人利益不顧仁義。對民眾進行德禮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其自律意識，對惡的行為有羞恥感，從根源上扼制犯罪的發生。

其實奸偽貪婪之人，也可說是沒有受到禮樂教化的人，如果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就輕視甚至完全摒棄禮樂教化的作用，就是本末倒置了。

禮樂的教化能夠在民眾的內心中，產生成一種道德情感，表現在行動上則是對社會責任與義務的承擔，個人得以融入社會。唯有“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徒義而從善，莫不出入孝悌”。

在“賢良文學”看來，用嚴苛的法令，來制止犯罪只會適得其反，就好比是設下陷阱，等民眾自投羅網，“網羅張而縣其谷，闢陷設而當其蹊，萬里為民阱也”。

為政者因失德而導致社會風氣敗壞，當局者縱容德教的衰廢而選用嚴刑峻法，才是現今不能制止犯罪行為的重要原因，“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奸邪興，言無仁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