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評判朱棣的頭號功臣姚廣孝？一個頂尖人才，但也許生錯了時代

永樂十六年（公元1418年）三月，時年84歲的姚廣孝病重彌留之際，他嚮明成祖朱棣提出了人生中最後一個請求：釋放僧人溥洽。

溥洽乃明朝名僧，也曾是建文帝的主錄僧。靖難之役後，據傳他知道建文帝逃亡的細節，甚至有人還說正是他藏起了建文帝，因此朱棣將其囚禁，這一關就是十五年。

雖然朱棣從不知憐憫為何物，對待不同政見者向來是寧可錯殺、絕不放過，但姚廣孝的面子他還會是給的。遺願被滿足後，姚廣孝“頓首謝”，很快死去。

考慮到當時的溥洽已經72歲高齡，姚廣孝為其求情，顯然不是出於諸如惜才之類的目的，更像是自我反思、自我救贖。但這種姿態其實類似於“鱷魚的眼淚”、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若不是存在“以成敗論英雄”的現實邏輯，姚廣孝應當被視為標準的“亂臣賊子”，對所處的時代造成了太大的危害。

姚廣孝，蘇州長洲縣人，祖籍開封，按照出身本是醫家子弟，但他在十四歲那年時出家為僧，法號道衍。

明朝初期，佛教處於一個特殊的發展時期。早年曾出家為僧的明太祖朱元璋，對佛教採取了既整頓限制、又保護提倡的政策。在他眼裡，僧與士、農、工、商、僧道同屬於“民業”的一種，只要有才能、就應該被朝廷任用。他甚至還專門撰寫了《拔儒僧入仕論》、《宦釋論》、《拔儒僧文》等，不厭其煩地闡述任用“儒僧”主張。

在這種政策下，當時許多僧人都得以入朝為官，翰林遠、各部、地方布政司等重要崗位都活躍著他們的影子。

考慮到這種時代背景，再結合姚廣孝出家後的種種表現，就不難發現他出家為僧的終極目的：入仕。

身為和尚，姚廣孝不僅苦心鑽研佛學，還對熱衷於鑽研詩歌、陰陽術數等世俗社會的知識；除此之外，他還到處遊歷、增長見識。

有一年，姚廣孝前往嵩山寺時，看相大師袁珙對她的外貌大為震驚：“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

劉秉忠，曾經以僧人的身份進入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府，成為其肱股之臣。元朝的“元”字，都是源自他的建議。

當聽到袁珙如此評判後，姚廣孝的反應是“大喜”。可見，他就是想成為像劉秉忠那樣的風雲人物，輔佐君王成就一番事業。

不過在太平盛世，這種野心並不容易實現，但姚廣孝卻別有一番自信。

洪武八年，即公元1375年，姚廣孝以“通儒”的身份被禮部招至南京，最終卻“不受官，賜僧服還”。

這次沒有當官，並不是因為姚廣孝清高、無心於仕途，而是對南京的崗位不怎麼滿意。在返程的途中，他們一行人路過經過北固山時，姚廣孝作詩《京口覽古》一首：

譙櫨年來戰血幹，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好一首殺氣騰騰的詩！對功名的渴求躍然紙上。因此，同行的宗泐責怪道：“此豈釋子語耶？”在哪裡是僧人該說的話！？對此，姚廣孝只是笑而不語。

機遇終於還是來了。七年後，馬皇后去世，朱元璋希望挑選高僧陪侍諸位王子，為他們誦經祝福。當時的宗泐剛好擔任左善世（錄司職官的和尚，分掌天下佛教之事），他便推薦了有心幹一番事業的姚廣孝。

史稱，當時的燕王朱棣與道衍“與語甚合”，二人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之意。從此，姚廣孝便前往北京，成了朱棣的幕僚。

史書稱，姚廣孝與朱棣關係密切，而且行蹤詭異：“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結合他們的抱負以及後來的歷史走向來看，顯然二人當時已經正密謀竊取帝位。畢竟只有這樣，才符合姚廣孝“劉秉忠第二”的崇高理想。

隨後的事態發展無須贅述：朱元璋去世後，繼位的建文帝為了遏制藩王勢力、加強中央集權，推行了削藩的政策。而在姚廣孝的策劃鼓勵下，朱棣毅然發起了“靖難之役”。透過這一事件，二人各償所願：朱棣君臨天下，姚廣孝如願主導了歷史的發展、體現了自我價值。

對於姚廣孝在靖難之役中的作用，《明史》稱“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論功以為第一。”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姚廣孝因此得到了朱棣的極大推崇，“復其姓，賜名廣孝，贈祖父如其官。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

姚廣孝確實成功了，但對當時的時代、對千千萬萬的軍民百姓而言，這起事件實屬毫無必要，甚至堪稱一大浩劫。

首先，建文帝本人並無失德，作為朱元璋指定的繼承人，他與父親朱標一樣性格寬厚仁愛，與嚴苛的朱元璋截然不同。繼位之後，他一反洪武年間剛猛嚴酷的政治風格，下詔行寬仁之政，赦免有罪之人，免除百姓拖欠的賦稅、改善民生、收養孤寡孤獨，同時興建學校、選賢任能、考察官吏，得到了士民的一致期待與擁護。

過去千百年的歷史證明，任何王朝經過創業的大開大合階段之後，必須要施行傳統文治、方能長治久安，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須用士大夫。從這個視角來看，建文帝的新政無疑代表了正確的歷史方向。至於削藩，結合西漢、西晉的經驗教訓，也屬於極有必要的舉措。

因此，朱棣起兵，本質上就是為了一己私利而犯上作亂，讓無數軍民飽受戰火摧殘、家庭支離破碎。當然了，由於他贏了，所以這起叛亂搖身一變成了偉光正的“靖難之役”。作為始作俑者，姚廣孝實在稱不上什麼正面人物。

更讓人恐懼的是，也許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朱棣政變成功後，完全沒有人君的胸懷與氣度，無視過去各為其主的客觀規律，對於那些忠於建文帝、恪守傳統封建政治倫理計程車大夫瘋狂地舉起屠刀，大肆屠戮，瓜蔓抄、誅十族，持續十多年的迫害中，無數政治精英舉家被害、士大夫群體遭受重大挫折，社會文明遭受了肉眼可見的摧殘。

此外，為了強化控制，朱棣大興特務政治，他恢復了洪武時廢罷的錦衣衛、並設立東廠，合稱“廠衛”，嚴密監視全天下臣民；為了強化皇權，他違背不得任用宦官的祖訓，利用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甚至還將宦官集團的管理從吏部獨立出來，設定了司禮監這一內部機構。從此，宦官成為皇帝的心腹，為明朝的閹黨之禍提供了制度性的土壤。

毫不客氣地說，從對政治生態的破壞角度來看，朱棣取代朱允炆，實屬歷史的倒退。朱棣與姚廣孝的一己之私，為明朝乃至後世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也許進入南京後的慘烈景象，深深震撼了姚廣孝；亦或是他本就注重過程、不在意結果。“靖難之役”後，姚廣孝逐漸與之前判若兩人。

朱棣讓他蓄髮還俗、享受高官厚祿，他“不肯”；朱棣又賜他府邸和宮人，他“皆不受”；回到家鄉後，他“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

相反，他大多居住在寺廟裡，只有上朝時才穿戴朝服。這種毫不掩飾地退出江湖的姿態，也許是出於悔恨，也許是出於“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隱憂。

戲劇的是，姚廣孝的上述姿態，卻招致了朱棣的

繼續

信任。永樂年間，姚廣孝主要承擔重修《明實錄》、編撰《永樂大典》、輔佐太子與皇長孫等具體工作。給當下定性、替皇室培養後代，可見，在朱棣的心目中，姚廣孝是不可動搖的親信。

回到開頭，姚廣孝在臨終前請求釋放溥洽，既有體現自我反思的意義，但也像是替朱棣緩解與建文帝追隨者之間的恩怨，心思縝密到這種份上，若身在開國創業期間，想必也是帝王口中“吾之子房”之類的人物吧，只可惜生錯了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