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儒學——中華文化在異域

這是一本文論集，正如作者坦言，是發表在一般雜誌的文章和演講記錄的合集，而非學術論文。但從《儒學與明治維新》整部書來講，作者小島毅教授卻本著科學嚴謹的態度，縱論了中華儒學在日本發展的過程，引用資料之詳細、時間跨度之長遠、涉及人物之廣眾、學識才思之淵博、論述評析之深刻，雖篇幅較短，但盡顯深厚功力，是一部難得的佳作。

儘管書名是《儒學與明治維新》，但真正涉及到明治維新的歷史只是全書的三分之一。小島毅也稱自己所論範圍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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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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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除了對朱子學、陽明學對明治維新的影響外，作者被更多的筆觸放在了中華文化的傳播對整個日本以及東亞歷史的政治意義和社會作用。

小島毅還簡略梳理了中華歷史文化發展脈絡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讀者可以間接地從日本學者的論述中對自己的歷史、文化作較深層次的瞭解，並對一些模糊或未知的領域找到參考解答。但因作者本身就是專攻儒教史的學術專家，如果缺乏一定的儒學和日本史知識，其旁徵博引難免會使本人這樣的一般讀者感到繁複。但書中的絕大部分內容還是深入淺出、平實明瞭的。

日本學者眼中的儒學

關於中華

“儒學”的發展及在日本的傳播、影響，小島毅教授對此的論述可謂不吝筆墨、孜孜不倦。甚至在不同的文章中繁複論證。這也使我們可以在較短的篇幅和時間內，對我們的文化發展有所把握。用作者的說法，朱子學、陽明學都是在中國誕生的儒教流派。孔子是儒教的始祖，孔子時代之時還只有儒家，發展到與儒教之名相副的形態，則是漢代的事。“儒教”一詞要到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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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左右時才出現用例。道教、佛教在當時相繼成立，於是與它們並列的“儒之教示”，即“儒教”一詞也由此誕生。儒教成熟於漢代，儒者透過解釋孔子所編纂的經書提出了理想的國家形態，並在漢代獲得了左右國家的勢力。在東漢，儒教的理論日趨精緻，開始作為御用學說發揮作用。在唐代初期，彙集了東漢以後的經學（儒教）精華的《五經正義》，作為一項國家事業而編纂成書。宋代初期，繼承《五經正義》的解釋刊行。在宋朝因北方的金入侵南遷後，道學流派崛起，朱熹由此登場。朱子學的理論認為，世界由氣構成，而氣的生成和運動存在作為普遍法則的理。正因如此，人類社會的個體和政府的行為舉止，都應遵循它。朱熹死後，朱子學不但因為在思想體系上有其理論優越性，也因與一些社會條件相合，得以超越其他各派成為主流。在明代，科舉考試中以朱子學的觀點答題的做法得到制度化，為此《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編纂成書，取代了唐初的《五經正義》，是朱子學的集大成者。此後一些學者透過部分地修正朱熹的學說，提出了個人主張，其中修正力度最大的是王守仁（號陽明）。陽明學認為，朱熹的性即理，會扼殺心的生動活潑，關鍵應在於肯定心固有的活動，就是“心即理”。陽明學誕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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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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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亡清興，隨著清朝開始統治中國，作為流派的陽明學走向了滅亡。與明朝一樣，支援清朝統治中國的也是朱子學就思想史而言，朱子學的特點在於比漢代儒教更加重視個人內在的修養，陽明學則更進一步，強調個人要讓內心迴歸本來的狀態。

儒學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

在小島毅教授看來，朱子學、陽明學其實是依附禪宗系統而傳入日本的。早在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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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建設國家的過程中，日本以唐為效法物件。與遣唐使同行的是肩負學習唐朝學術、思想之使命的留學生，他們掌握了中華的哲學、音樂、歷史、天文、軍事等方面的“各種學問”並將之帶回日本。這裡的“各種學問”就當時的認識而言，其實都是用儒教一詞來概括。漢唐訓詁學也有相應的專家傳入日本，在日本國內的特定家族中代代相承，漢唐訓詁學風格的經學，就在他們當中原封不動地傳授、固定下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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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期間，入宋學禪在回傳日本的僧人層出不窮，不少赴日宋僧也活躍一時，朱子學就是由這兩者出來日本的。建長寺和圓覺寺就是按當時中國的建築樣式即宋風建築而設計、建造的，赴日中國僧人蘭溪一個人包辦了設計和建造的整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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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日本對朱子學的接受，完全是由禪僧來實現的。到江戶時代，朱子學終於脫離禪宗寺院而進入教育和研究的領域。與此同時，作為朱子學變種的陽明學，也透過書籍（而非陽明學者赴日）傳揚開來。到幕末，陽明學本來所帶有的革新傾向，成為幕末陽明學者所主導的倒幕運動的精神背景。但是，明治時代的能吏大多具備朱子學的素養，實際肩負起日本近代化重任的，其實不是帶有陽明學風、氣宇宏大的革命家，而是帶有朱子學風、踏實冷靜的務實家。也正是因為朱子學用過的尊王攘夷的主張開始滲透日本人中，一些實幹分子著手策劃暗殺幕府的大佬和老中、殺傷西洋人，並最終推翻幕府，造就了明治維新。除此之外，

小島毅教授還介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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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的以“癖”見稱的日本禪僧，用以說明中華文化的影響。其中雪舟等楊的水墨畫、夢窗疏石的禪庭，都是得益於文化交流，是效法中國禪林的旨趣而在讓你大放異彩的事物。

失去的歷史：

“五山文化”

說到中華文化傳入日本，話題離不開禪僧作為的文化媒介作用。對此，小島毅教授在多個章節中都提到了中國宋朝的

“五山文化”。在談到“朱子學傳入日本”的戰國時代時，教授首次提到“五山文化”，他指出，（中國）大陸傳來的知識因應日本列島的實情而得到運用，這無疑有助於戰國時代經濟的急速成長和文化的新發展，而在此過程中發揮核心作用的，則是基於室町幕府的政策而建立起來的禪宗組織形態，即五山十剎制度，由此培養出來的文化——五山文化，在政治和經濟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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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中國僧人來到日本史，教授再次提到，仿照“五山制度”，建長寺和圓覺寺等被指定為日本的五山。其後，教授用一整章節論述了“五山文化”，但大多是關於“五山文學”在歷史上的論爭。在論及夢窗疏石時，我們才得以對“五山”有所瞭解。

小島毅介紹道，南宋的佛教可以分為禪、教、律，分別對應戒、定、慧三學。所分三類則各選名剎五所作為

“五山”。據稱，南宋宰相史彌遠是五山制度的創始人，其創立過程由於史料匱乏，如今難以考證。這種佛寺管理制度後來被日本所效仿，並由此衍生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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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後期出現的整個宋風禪林文化——“五山文化”。在此，我個人並不關心五山文化、五山文學在日本的地位、影響和論爭，而是對作者提出的五山制度發源地的中國方面因為史料的闕如，以致成為“失去的歷史”感到震驚！

小島毅數次提到中國缺乏相關史料，始終不見於任何二手史料，五山制度在中國的文化和宗教史，沒有像日本的五山那樣得到重視等等。他雖然也中肯地指出這並非由於五山制度本身在中國不重要，而是與相關史料的傳承方式有關。但他如下論調卻不得不讓我們汗顏，

“如果能靠重新建構日本五山的情況，來複原中國‘失去的歷史’，也算一項學術性的國際貢獻了。”我們的歷史有必要藉助別人來複原嗎？！無論如何，他們卻給出了充足的理由：對於日本而言幸運的是，在歷史悠久的寺院和江戶時代的大名家中，保留了數百年前的大量書籍和文書。與原始史料因戰亂和政策而大多數亡佚的中國相比，可以說條件相當優越。如果能利用傳入日本的史料來再現中國“失去的歷史”的一部分，應該可以讓日本中國學在國際上提出引以為傲的成果。對此，最好讓我們的專家學者來回應吧。

作為中國文化的輸入、參照、接受和傳播者，日本的有識之士尚在不厭其煩地向公眾講解、普及並引導，用坦誠、負責的態度評價儒學，甚至還試圖進行文化反哺。反觀我們自身的現實、現狀，傳統文化拿來作秀，歷史被戲說，儒學教育充滿商業銅臭、史學研究成為

“快餐”……等等這一切，難道不值得國人深思嗎？！